正史野史都记载过的白日飞升女道士——世号为“东极真人”的谢自然。
谢自然，唐代女道士，今四川南充人，祖籍兖州（今属山东），《唐书》有载：“贞元十年，谢真人名自然，于县界金泉紫极宫白日上升。郡郭是夕有虹霓云气，万目共睹”。
史书记载，谢自然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谢寰，孝廉，曾任秘书省校事从事，母亲胥氏，本邑中豪门望族。自幼谢自然便性格聪明，不同凡响，从小茹素，从不吃荤腥带血的食物。7岁时她就开始研习《道德经》、《黄庭内经》等道家经典，由于她家在大方山下，山顶有道祖太上老君圣像，谢自然便经常上山拜礼，后来索性搬居山顶，到14岁时，谢自然开始绝食辟谷颗粒不进，以王母、麻姑、南岳魏夫人等诸女神为修行榜样。断绝饮食后的谢自然，不但引起地方官员的怀疑，甚至连父亲谢寰都视为怪异，但是她的显示出的能力尤为灵奇，使人不得不信服。史载，当地刺史韩佾为了验证谢自然断绝饮食的真假，把谢自然关在一个密封的房子里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几个月后，才打开房门，却见谢自然肤色依然红润健康，声气朗然舒畅。自此，刺史拜服，还让自己的女儿拜谢自然为师。后来，谢自然二十七岁那年，搬入金泉道场居住，不久，就在金泉观白日飞升，当地民众数千人共同瞻看，见证了这一神异之事。这一旷古奇事，震惊朝野，并波及后世。当时的皇帝唐德宗对谢自然飞升下诏褒美，当地官员又将诏敕刻石立碑。
据康熙年间《顺庆府志》载，在谢自然飞升的金泉山上，原有三通有关飞升的唐代石碑。其一为唐太和五年（831），果州刺史韦肃撰写的《金泉山仙述居》；其二是唐德宗《敕果州刺史手书》；其三为是唐德宗《敕果州女道士谢自然白日飞升书》。如今虽然三碑俱毁，但却有两通碑文尚存于地方志中。
从皇帝下诏到地方官撰碑，可见谢自然飞升在当时影响之大，甚至连与谢自然同时代一贯排斥神异的大文学家韩愈，也为此写下了长篇《谢自然诗》，详细叙述这件惊世之事。纵观史料，关于谢自然白日飞升的记载，文献资料广泛，这些文献既有官修史书，又有野史笔记；既有地方图志，又有道教典籍，真实可信度极高。
白日飞升，此乃旷古奇事，震惊朝野，波及后世。与之同属于一个时代的人“施状元”——施肩吾为此特赋诗一首《谢自然升仙》：
分明得道谢自然，
古来漫说尸解仙。
如花年少一女子，
身骑白鹤游青天。
施肩吾（780——861），字希圣，号东斋，唐睦州分水东（今富阳贤德乡）人，元和二年（807）举进士，因淡漠名利，不待除授即东归，仰慕洪州西山（今江西新建），遂构椽隐居，潜心修炼，世称华阳真人，晚年率族人渡海至澎湖列岛定居，所作《澎湖屿》以及《感忆》诗颇能道出其地风光，工诗，与白居易友善，《全唐诗》收录其诗一百九十七首，著有《西山集》、道教著作《西山群仙会真记》、《太白经》、《黄帝阴符经解》、《钟吕传道集》等行世。
盛闻此事，当时另一位好道术的进士刘商也曾作诗一首《谢自然却还旧居》：
仙侣招邀自有期，
九天升降五云随。
不知辞罢虚皇日，
更向人间住几时。
刘商，字子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大历间进士，礼部郎中，后隐居于义兴郡胡父渚，酷尚山水，著文之外，喜爱画松石树木，性情高迈，时人云：“刘郎中松树孤标，毕庶子松根绝妙”，初师于张璪，后自造真为意，间亦为人物，有观弈图石刻行于世。
李白生前好友范作之子范传正也为此作诗一首《谢真人还旧山》：
麾盖从仙府，笙歌入旧山。水流丹灶阙，云起草堂关。白鹿行为卫，青鸾舞自闲。种松鳞未立，移石藓仍斑。望路烟霞外，回与岩岫间。岂惟辽海鹤，空叹令威还。
范传正，贞元中举进士、宏辞，皆高第。唐元和十二年（817），为宣歙观察使，因与李白的有通家之情，期间经数年明察暗访，得知李白子李伯禽定居当涂，为其父守孝，已于二十五年前已离开人世，而李白之孙则离家出走，且不知所终，唯有两个孙女“一为陈云之室，一乃刘劝之妻”，并告之“先祖志在青山，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一生低首谢宣城”，“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宅近青山，同谢朓公之脱骨”，从李白《草堂集》中可见李白确实对青山情有独钟，想到这里，范传正立即亲自前往青山勘察。
为了遂李白的这一遗愿，范传正与当涂县令诸葛纵相商，合力将李白之墓从当涂县城南龙山迁于青山西麓，还在墓前建了享堂一座，即今太白祠。范传正并亲自为新墓撰文，文中说“谢家山兮李公墓，异代诗流同此路”，成就了一段千年佳话。
因谢自然飞升受到皇帝的诏书褒奖，此后诸多文士更是以此为题，咏诗作文，极力抒发自己的感叹，如夏方庆诗《谢真人仙驾还旧山》：
何年成道去，绰约化童颜。天上辞仙侣，人间忆旧山。桑田今已变，萝蔓尚堪攀。云覆瑶坛净，苔生丹灶闲。逍遥看白石，寂寞闭玄关。应是悲尘累，思将羽驾还。
夏方庆，贞元中进士。此首诗中的“云覆瑶坛净，苔生丹灶闲”，后又成为夏姓宗祠的通用联。
在皇帝的倡导下，就是几为同龄人的中国思想界道统观念的确立者、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韩愈，也为此写下了长篇《谢自然诗》，详细叙述这骇世之事：
果州谢真人上升在金泉山，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白昼轻举，郡守李坚以闻，有诏褒谕。
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
童騃无所识，但闻有神仙。
轻生学其术，乃在金泉山。
繁华荣慕绝，父母慈爱捐。
凝心感魑魅，慌惚难具言。
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
如聆笙竽韵，来自冥冥天。
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
檐楹暂明灭，五色光属联。
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
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
茫茫八纮大，影响无由缘。
里胥上其事，郡守惊且叹。
驱车领官吏，甿俗争相先。
入门无所见，冠履同蜕蝉。
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传。
余闻古夏后，象物知神奸。
山林民可入，魍魉莫逢旃。
逶迤不复振，后世恣欺谩。
幽明纷杂乱，人鬼更相残。
秦皇虽笃好，汉武洪其源。
自从二主来，此祸竟连连。
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
莫能尽性命，安得更长延。
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
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
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
来者犹可诫，余言岂空文。
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
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
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
苟异于此道，皆为弃其身。
噫乎彼寒女，永托异物群。
感伤遂成诗，昧者宜书绅。

顶礼谢自然祖师

人诧其白日飞升，吾独为孤魂冤痛

《太平广记》里谢自然的故事出自唐末的《集仙录》，有文字如下：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湿。诘之，云：“旦离金泉耳。”程君甚异之。十一月九日，诣州与季坚别，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静室。二十日辰时，于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闻其诀别之语曰：“勤修至道。”须臾五色云遮亘一川，天乐异香，散漫弥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脱留小绳床上，结系如旧。刺史李坚表闻，论褒美之。李坚述《金泉道场碑》，立本末为传。“是年九月”是唐贞元十年九月，公元794年。贞元（785年正月—805年八月）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共计21年。

落下闳与司马迁为同朝士人，共同参与“太初改历”，可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为落下闳立传。这可能只有一种解释，落下闳在朝仅仅参与了编制历法和改进“浑天仪”工作，并无其他事迹值得记述。追崇司马迁的班固虽然在《公孙弘传赞》中将落下闳列入西汉杰出人才予以赞扬，但在《汉书》中也没有为之立传。由此造成后世无从得知落下闳更多事迹。 据张存良先生收集和整理，两《唐书》之前史籍中有关落下闳的记载只有10条，其中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最为可信，陈寿《益部耆旧传》的记载最为详尽，二者是后世多种文献记录落下闳的原始底本。《史记》记载：“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益部耆旧传》曰：“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也。明晓天文地理，隐于落亭。武帝时，友人同县谯隆荐闳，待诏太史，更作《太初历》。拜侍中，辞不受。”《史记》之载虽然简短，但已明确其身份、籍贯、负责工作和达成目标。《益部耆旧传》的记载更使落下闳的名字、隐居地、专业特长、主修历法、被召缘起、辞官不受等事迹清楚很多。据此，落下闳为巴郡阆中县（今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人，入京前确有天文学专长，隐居在一个叫落亭的地方，得到在朝做官的友人谯隆举荐。至于“落亭”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已无从考知。入京之后，以“待诏太史”身份主导修订历法工作，完成《太初历》编制。因而在颁行新历后被武帝拜为“侍中”，但落下闳“辞不受”，没有接受这个官职。至于是否归乡，文献没有直接记载，而“教授乡里”更是无从谈起。

落下闳天文学成就的第一项成果是制造了“浑天仪”。“浑天说”在汉代是一种认识天地宇宙的天体理论，而“浑天仪”则是这种理论的物化，即依据“浑天说”制造的一种观测天地日月星辰的仪器。根据东汉蔡邕《表志》，秦汉时存在3种观测天体的仪器，即《周髀》《宣夜》和《浑天》。但“《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唯《浑天》者近得其情”。只有“浑天仪”观测的数据接近天体运行之真实情形，因而大行于世。蔡邕记述的汉代史官使用的“浑天仪”以铜质为材料，“立八尺圆体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黄道，以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万世不易之道也。”这应该就是落下闳制作、张衡等完善的“浑天仪”，蔡氏评价此仪“精微深妙”。落下闳在这件“浑天仪”制作中确实充当着主导角色。时人扬雄在其《法言》中论及“浑天仪”时说：“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几乎！莫之能违也。’”被誉为“西道孔子”的扬雄生活在“太初改历”后的近百年，对蜀地同乡前贤的记述是可信无疑的。扬雄肯定落下闳是“浑天仪”器具的制造者，而鲜于妄人是其数据测量者，耿中丞（耿寿昌）是其图像的绘制者，即所谓“以著天体，以布星辰”。不过，鲜于妄人、耿中丞晚出落下闳数十年，只能算作“浑天仪”的验证者或校正者。正因如此，陈寿在《益部耆旧传》中直接把“浑天仪”制作和操作的功劳都归于落下闳一人名下，称“洛下闳，明晓天文，于地中转浑仪，以定时节”。这是对落下闳在“浑天仪”制作中所起主导作用的高度认可。经落下闳制作的赤道式浑仪在后来张衡等人的改进下运用了2000年，其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离（赤经差）也沿用到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足见落下闳制造“浑天仪”的影响巨大而久远。

汉武帝“太初改历”是其“太初改制”的组成部分。战国以来盛行“五德始终”之说，帝王们都得为自己的政权建构政治文化标识，以昭示天命所在。汉朝前期没有顾及这项工作，而是“袭秦正朔服色”，但“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的呼声一直存在。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天下晏然。一时君臣决计放弃秦朝之旧制，建立“汉家制度”。换纪元，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号，封泰山，第次开来，用以构建汉朝的政治文化体系。其中，“改朔更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天文、历法、算数以及地面观测和历史记录等诸多领域，需要多部门和多学科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落下闳在这场“改朔更历”中担当着重要任务，即“运算转历”。《史记》留下了简明记载：“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据此，《太初历》主要是落下闳与唐都分工协作完成，唐都负责对天体进行定位分区，落下闳负责按天体运行规律进行计算推演，最终达成“与夏正同”的目标。元封七年（前104），汉武帝正式颁行《太初历》，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
与旧行《颛顼历》相比，《太初历》确实有着巨大的进步。它兼顾太阳运动和月亮圆缺变化规律，采用回归年和朔望月平均值为基本周期。它以寅月为岁首，置二十四节气于其中，与春种、夏忙、秋收、冬闲的农耕节奏合拍，对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更具实效性。它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而冬、腊、正三月不置闰，较之此前历法的年终置闰法更趋合理。《太初历》的这些处理办法对后世历法影响久远，经后世调整和改进过的农历沿用至今。落下闳发挥所长，运算转历，处理数据，为这部新历法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而名垂青史。当然，“太初改历”从启动到颁行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汉书》的记载来看，参与这项事关国体的大事的人员众多。兒宽与博士赐等人建议改历，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议造汉历”，召募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与民间治历者20多人，还有淳于陵渠等人观测校验，一共形成了10多套方案，最终选定落下闳、唐都的方案，“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因而，《太初历》是分工协作的成果，既不能将《太初历》归功于落下闳一人，更不能归功于司马迁或唐都一人，当然落下闳在《太初历》编制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