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和追求的，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仁爱、宽厚与和平的世界中，不必担心自己被绑架后割头，不必担心亲友死于炸弹爆炸，不必担心孩子像别斯兰的儿童们那样血肉横飞。但是，邪恶势力仍旧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毫无顾及地对无辜平民使用着暴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以暴制暴，不使用暴力消灭邪恶势力，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实际上，人类发展历史上，对付那种邪恶势力取得伟大胜利，几乎全靠以暴制暴。如果反法西斯同盟对当年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不“以暴制暴”，人类都会被法西斯奴役；如果越南不对当年的红色高棉“以暴制暴”，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还会继续；如果俄罗斯对车臣匪徒不“以暴制暴”，车臣将成为俄罗斯永远流血的伤口；如果我国政府不对疆独分子“以暴制暴”，我们会面临更多的恐怖袭击。
            　　            　　
       当然，我们都希望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和接触，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我们应当与西方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文明甚至非洲文明之间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进步。但是，恐怖主义代表的不是一种真正的文明，他们的背后，是一种与法西斯无异的、排他性的、主张对其他文明实施灭绝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终结者；它不是自由信仰中的一个信仰，而是自由信仰的掘墓人。备受邪恶势力推崇的波黑邪恶势力头子伊泽特贝戈维奇早在其主要著作《×××宣言》中就明目张胆地断言：“×××教与各非×××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宗教与非×××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不，不是我们否认了与他们和平共存的可能性，而是他们拒绝与我们和平共存。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敌人：它强调人不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必须做某个虚构出来的神的奴仆和附庸；它用种种清规戒律和繁文缛节限制人们的日常行为、衣着打扮、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甚至人的思想；它主张用暴力消灭一切持不同信仰的人们；它用让人无处可逃的集体监视和残暴的私刑对人们实行精神控制；它公然要对摒弃它的人们实行死亡恫吓；它公然干涉人们的婚姻自由；它公然把生下的婴儿和妇女的乳房作为运送炸弹的载体；它公然宣扬人与人的不平等，宣称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卡菲尔”是“最低等的动物”并诅咒他们下火狱；它公然展示、宣扬和崇尚中世纪的残酷刑罚；它公然对任何批评意见发出死亡威胁，它像当年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追杀社会民主党人、追杀天主教徒、追杀犹太人那样，不仅要追杀拉什迪，还要追杀法拉奇，而且他们已经杀死了荷兰导演凡高，仅仅因为他的一部电影反映了某教徒虐待妇女的恶行；而曾经批评过他们的两位荷兰议员，在自己的祖国却不得不住进监狱以躲避追杀；它公然歧视我们人类伟大的母亲——妇女，让她们处于低等地位；它公然对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妇女实施所谓“荣誉谋杀”；它公然宣扬原始人的“血亲复仇”；它公然把对无辜平民的血腥屠戮当作一场伟大的胜利来欢呼雀跃；它公然践踏人类文明成果，毁灭文明古迹；它公然叫嚣要把一个国家赶进大海，把一个民族彻底灭绝；它公然为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喊冤，自作多情地要德国人停止对历史的反省。
            　　            　　
            而且，这还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敌人，和以往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分子不同：这个新法西斯势力从外表上看一点也不强大，甚至有些可怜——他们特别善于把自己装扮成可怜巴巴的受害者的形象，特别善于通过哭喊、夸张（例如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把在与塞尔维亚军队交战中死去的几百人夸张为“遭受种族灭绝”，“死亡五十万人”）甚至公然的捏造（例如巴勒斯坦人通过活人装死的办法来捏造所谓“杰宁大屠杀”事件）来塑造自己“弱者”的地位，以赢得善良人们的同情心，放松对他们渗透的警惕。当他们为了逃避战火、动乱、迫害和贫穷从原住地逃到欧洲、北美和澳洲时，当地人善意宽容地接纳了他们，给他们工作，给他们救济，给他们选举权，给他们各种福利和保障，让他们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永远告别了原先那种猪狗不如的处境。为了保护他们，各国严厉地制止任何种族和宗教的歧视，甚至，允许他们在离梵蒂冈仅仅百米开外的地方修建清真寺（反过来想想，你能想像在麦加圣庙附近修建基督教堂吗？）。然而，他们不仅没有心存些许的感激，反而满怀仇恨、无事生非，不仅通过各种刑事犯罪骚扰当地居民，而且还把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变成了恐怖主义滋生的藏污纳垢之所。
            　　            　　
            这个狡猾而残忍的敌人毫无信义可言。当他们来到新的国家势单力孤的时候，他们伪装成顺从的样子，表示愿意服从所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而实际上，他们阳奉阴违，继续戴他们的面纱，娶他们的四个老婆，按照他们中世纪的法则行事。等他们立稳脚跟，就立即召唤他们的七大姑子八大姨来到新的国家，形成一个个社区。接着，他们又以惊人的繁殖速度扩张人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几乎每两个出生婴儿里就有一个是“他们”，以致于很多当地原住居民不得不迁居他处以躲避骚扰），通过抢劫、盗窃和人身恫吓等犯罪行为排挤当地居民，渐渐地成为当地的主流人群，所作所为就如同那种叫“紫茎泽兰”的植物一样。这时，他们就开始公开背弃自己遵守所在国法律的承诺，开始强调自己“必须享有某些特权”，使他们聚居的社区变成一个丝毫不遵守所在国法律的“盲区”。等到他们渐渐居于人口多数，他们就开始鸠占凤巢、反客为主，以暴力来夺取政权，建立他们中世纪的野蛮统治。“当×××运动足够强大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伊泽特贝戈维奇：《×××宣言》）。他们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71年，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人占人口的41％，穆斯林占34％，塞尔维亚人是主体民族；到了1991年，情况刚好颠倒，塞尔维亚人只占了31％，穆斯林占了44％，穆斯林反客为主。于是，一场异常残酷且旷日持久的战争爆发了。在黎巴嫩，1943年时基督徒占人口的53％，这个国家和平发展了30年，成为中东地区除了以色列之外最繁荣的国家。到1975年，基督徒的数量下降到少数地位，于是一场历时15年的内战拉开了序幕，把号称“东方巴黎”的贝鲁特化为一片废墟。而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谈论：30年之后，一个“法兰西伊斯兰共和国”将如何“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了。
            　　            　　
            幸运的是，这种意识形态自身故步自封、妄自尊大、限制自由的思想及创新，这些缺陷使得它在扩张后不久就陷入停滞。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总体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因此这种停滞并不为人们所察觉。他们仍旧可以以武力和狂热继续扩张。当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迅速发展的西方力量阻止了这种意识形态瘟疫的进一步扩张。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奉行这种观念的地区贫困落后，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加上“冷战”的遮掩，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什么注意。但是，当70年代阿拉伯国家因石油收入财富剧增后，大量白白得来的金钱使得这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如同越冬的毒蛇一样苏醒过来，开始像章鱼一样把它恐怖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
            　　
            当然，这种早就该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邪恶势力不可能取得任何思想、文化、政治、科技、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它最惧怕的就是自由的思想，多元的文化，民主的政治，也就提不上什么科技、经济和军事优势了，他们的野心和他们的实力不对称。这是一个极度自卑与极度自恋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它的自恋来自于“祖先也曾阔过”的自我陶醉，以及轻松得来的石油美元那种财大气粗的感觉；而它的自卑，则来自于它在各个领域的竞争中都一败涂地；即便是石油美元也象沙漏里不断减少的沙子，早晚有告罄的一天，以至于对未来产生极端恐惧。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终日疑神疑鬼地怀疑人们都在歧视他，对任何批评、意见甚至善意的建议都莫名其妙地神经过敏。不，不是人们歧视了他，而是他自己在歧视自己。那么，这种混合了极度自卑和自恋，有狂热的信念，金钱的支撑以及强烈控制欲的邪恶势力只有一个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恐怖主义——通过进攻毫无防备能力的平民、滥杀无辜来形成一种恐怖气氛，恫吓所有对之表示异议的人们，幻想靠杀戮来树立所谓的威信，同时发泄对他们在竞争中无能的愤怒，平衡他们的自卑感。他们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失败国家”，在刀兵相对的战场上他们永远一败涂地；他们是十足的懦夫，他们不是用血肉之躯来捍卫自己民族的妇女儿童，而是恰恰相反，他们用妇女儿童的血肉之躯充当自己的盾牌；他们下跪求饶并亲吻敌方士兵的脚踵以求得保命，或者如同阴沟里的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但在手无寸铁的平民面前，他们又是武装到牙齿的凶神恶煞，这群可怜又可鄙的失败者找不到别的成功途径，他们需要用对老弱妇孺的屠杀来寻找成功的快感。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因为在他们根深蒂固的信仰中，今生今世并无多大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身后的“天堂”，而死亡，不过是通向身后世界的一扇门而已。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不吝惜自己和其他人生命的原因。
            　　        　　
            当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实施针对平民的自杀性爆炸后，他们的母亲们竟然不哀痛，不流泪，反而笑逐颜开、弹冠相庆，兴高采烈地祝贺她们的儿子有机会上了天堂去和72个处女性交——这是一种怎样的邪恶？不要提什么人类伟大的母爱，就连动物本能的舔犊之情都丧失殆尽，这还能算是人吗？不，这不是人类，这是一群披着人皮的妖魔鬼怪！当看到恐怖分子以神灵的名义，像屠宰家畜一样用刀子一点一点割下人质的头颅，我们不能不去追求根源：究竟是什么邪恶的力量，能把这些长着人的面孔的家伙培养得畜生不如？那些头上缠着尿布、满脸恶心的卷毛胡子的邪恶之徒居然狂妄地发出威胁，文明世界的人们只有赶紧皈依他们，才能免于遭受恐怖袭击。我们不禁要问：凭什么？如果没有文明世界支付石油美元做支撑，他们将一无所有，他们就连最廉价的冰箱、最差劲的汽车、最愚笨的电脑也造不出来，他们什么都不是。
            　　
            而且，这还是一种公开宣扬种族主义观念、对非信仰者公然主张侮辱、歧视、仇恨乃至杀戮的意识形态。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般情况下，或者说在精神正常人们的世界里确实如此。然而，就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情况，比如在疯子们的世界里仇恨就会无端地产生。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卡菲勒”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招惹过“他们”，人们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和生活。然而，即便如此，卡菲勒们却集体遭到来自世界某些阴暗角落里的恶毒诅咒，被诅咒下火狱，被诅咒是“比牛马还要低等的动物”，并且时时刻刻磨刀霍霍、厉兵秣马地准备对这些卡菲勒发起“圣战”和恐怖袭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更无聊的仇恨吗？　　
            　　
            有一些持激烈的所谓“反帝国主义”立场的人，还有一些恐怖主义恶行的辩护士，试图从“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角度来为邪恶势力涂脂抹粉——这是一种苍白无力的诡辩。邪恶势力的目标不是什么反帝，而是控制全人类。霍梅尼亲口说过，一定要让全世界都变得像伊朗一样，要“在全世界输出革命，直到全世界皆奉××，世人皆为×××”。难道我们服从了他们的讹诈，把以色列人赶入大海就能换来和平？难道我们服从了他们的讹诈，让车臣独立、新疆独立、科索沃独立就能换来和平吗？波黑不是已经独立了吗？和平来临了吗？不，和平永远不会来临，即使你我跟他们一样也割掉包皮、头顶缠上尿布、留满脸的卷毛胡也得不到和平！因为，即使他们内部，自相残杀同样不存在丝毫的心慈手软。毫无疑问，现存的世界秩序绝对的不合理，因此我们要做坚决的抗争，争取更加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但是任何抗争都必须遵循文明世界的法则，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禽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绑架割头、屠戮儿童、残害无辜的行为开脱，这不是抗争，这是犯罪。对他们而言，现存的一切规则都是可以被践踏、被藐视、被突破的。“我们不是在当今现存世界的规则范围内进行斗争，我们是拒绝所有那些规则”，因此，即便是人性的底线也束缚不了他们。他们的力量来自于敢于践踏人间一切道德、正义与良知，而文明世界的弱点在于即使面对这样的威胁也要恪守那些准则。面对这种中世纪神棍们赤裸裸的威胁，我们宁可选择在现存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框架里艰难抗争，也决不愿意在毛拉们的阴影下做奴隶。
            　　
            还有一些人云亦云者把恐怖主义归咎于“西方支持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的土地”，似乎没有了巴以冲突，恐怖主义就可以销声匿迹。这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巴—以冲突不过是恐怖主义的一个借口，没有了巴—以冲突，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和屠杀行为照样还会继续——难道塞浦路斯就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吗？难道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种族仇恨就可以消弭吗？难道车臣的恐怖分子就不再屠杀天真的儿童吗？难道库尔德人的苦难就可以化解吗？难道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战火就会熄灭吗？难道阿布哈兹—格鲁吉亚的冲突就可以结束吗？难道塔吉克的内战硝烟就可以散去吗？难道塔利班的圣战者就不会杀害上学的女孩吗？难道克什米尔从此就可以变为和平的沃土吗？难道“东突”恐怖分子就不再谋求分裂我国疆土吗？难道印尼暴徒就不会再屠杀华人了吗？难道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匪徒就不再绑架人质了吗？难道马来西亚就会取消对华人的歧视吗？难道泰国北大年的恐怖分子就不再制造爆炸案了吗？难道苏丹政府就会停止针对南部基督教徒的种族灭绝吗？难道索马里的内战就可以停息吗？难道阿尔及利亚的恐怖分子就不会再砍掉平民的头颅吗？……不，不会！没有了巴以冲突，恐怖主义照样会大行其道，战争与屠杀照样会在这些地方发生。
            　　
            巴以冲突的实质，在于是否承认犹太人有建国生存的权利。说什么是欧洲人亏欠了犹太人，所以“应当”去欧洲建国——这本身就是充满帝国主义思维、无视弱小民族生存权利的废话。犹太人根本就不认同欧洲是他们的祖国，那是他们蒙难、漂泊之地，留下的是被欺侮，被屠杀的惨痛记忆，不是他们的家园，不是他们的祖国！犹太人的祖国，是，而且只能是——以色列！以色列复国以来，从没有打算把占据了他们故土的阿拉伯人赶回半岛，它只想给自己饱受凌辱的民族找一个容身之所，哪怕只是一块弹丸之地，而不是谋求扩张！中东这块承载了过多历史重负的土地，如果要一板一眼地追究下去，那么不知道将会再起多少战端。唯一的途径，就是大家抛去历史恩怨，和平共存下去。以色列的复国，本身就已经给阿拉伯人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而且也愿意和周围的阿拉伯人共存下去——在以色列境内，阿拉伯裔的公民得到了完全的尊重。而那些邪恶之徒，却要把以色列赶进大海！须知，穆斯林世界占据了地球表面积五分之一的土地，而以色列仅仅是个有1.8万平方公里小国。“以土地换和平”的大门不是以色列人关闭的，而恰恰是邪恶的恐怖主义分子：1993年4月16日，就在《奥斯陆协议》即将签署前夕，由“哈马斯”策划的以巴冲突中第一例自杀性爆炸发生；在《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在以色列撤军、拆除犹太居民点的过程中，“杰哈德”、“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又接连策划了多起伤亡惨重的自杀性爆炸——请问，究竟是谁拒绝和平？
            有人试图把恐怖主义归咎于贫穷和愚昧，可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无论是发动“9·11”袭击的恐怖分子，还是其他恐怖网络的骨干分子，其中坚力量来自于富裕阶层（本·拉登自身就是一个亿万大亨），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甚至长期留学西方。而那些非常贫穷的其他文明国家，比如拉美、非洲和亚洲一些穷国，却几乎不存在什么恐怖主义。即便存在一些巴德·迈因霍夫式恐怖分子，但这些恐怖分子孤掌难鸣，很难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而且这一类的恐怖分子，是把他们所敌视的各国政要作为主要袭击目标，而不喜欢专门针对平民；他们的“恐怖袭击”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显示自身所代表的政治诉求的存在。西班牙著名的恐怖组织“埃塔”在每一次发动恐怖袭击之前，都要反复公开发表文告，精确地指出恐怖袭击的时间和地点，好让人们免遭不测；当发现文告没有起到作用、进行袭击可能会引起惨重死伤时，他们干脆放弃袭击——这类恐怖分子与其被叫做“恐怖分子”，不如被叫做罗宾汉式的侠盗——他们斗争的手段尽管有待商榷，但他们仍旧热爱人类，不愿让无辜者流血。而在“9·11”事件中，几千名来自不同国家、信仰各异的无辜民众遇难时，竟然有那么多邪恶分子欢呼所谓的“胜利”——文明世界是不会欢呼这种“胜利”的，尽管文明世界有足够的能力摧毁邪恶分子们的每一座房屋，每一座寺庙，甚至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化为一片焦土，把它的千百万信徒化为一堆焦炭。但是，文明世界不会以此为什么“胜利”，而是以类似的行为为耻辱。即使是开战，也应竭尽全力避免伤害没有武装的平民——这就是文明世界与邪恶世界的根本不同。这种把恐怖主义归结为贫穷愚昧，从而为他们开脱的说法甚至得不到恐怖分子自身的认同，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他们的侮辱。他们自己认为，他们从事恐怖袭击的基本动机是履行“神圣的宗教使命”——残害妇女、杀害儿童、爆炸割头居然也成为了一种“使命”，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还有人把恐怖主义归咎于美国强权外交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美国并没有对巴勒斯坦、沙特以及科威特发动过战争，反而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援助国；美国对南斯拉夫和越南发动过战争，而塞尔维亚和越南却并没有成为恐怖主义发源地。可见，恐怖主义与贫穷、愚昧和压制并不成正比，而只与某种意识形态瘟疫成正比。
            　　          　　
            难道我们要与这样一种每一个毛孔都浸透着邪恶的势力“交流”和“对话”吗？难道我们中的一些人愚蠢到了自以为不去招惹它、甚至向它奴颜婢膝就能乞求来和平的地步吗？向来宽容懒散、心情像悉尼海滩的阳光一样明媚的澳大利亚人从不去主动招惹境内的那些移民，人们把他们看作可怜的避难者接纳和庇护了他们。可是“他们”三五成群地游荡在悉尼海滩上，对那些休憩、游泳的澳大利亚妇女进行骚扰和恫吓，理由仅仅是别人穿了“三点式”，而不象“他们”疯狂偏执的信念所要求的那样，从头到脚用黑袍子包裹起来。想一想中亚的佛教徒是怎样被斩尽杀绝的，想一想巴米扬大佛是怎样被摧毁的，想一想遍布北印度的佛教寺庙是怎样被夷为平地的，想一想宽容多元、敞开臂膀迎接移民的法国是怎样陷于骚乱的，想一想南斯拉夫这个美丽而和平的国家是怎样四分五裂的，难道我们还能够指望去靠屈膝投降来乞求和平吗？一尊不能开口说话的大佛尚且不容于这些邪恶势力眼中，何况能想、能说、能做的异教徒呢？
            　　            　　
            恐怖主义的邪恶势力给人类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体现在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有多少财产化为乌有，它更大的危害在于：它威胁到我们追求的正义、平等、自由、博爱和人道主义观念。面对邪恶势力的威胁，一些国家内种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一些倡导和平的穆斯林受到了不该有的歧视、仇恨和排挤；对普通穆斯林的恫吓、殴打，焚烧清真寺的恶行时有发生。在德国，已经有多达半数以上的居民（56%）希望政府明确禁止修建清真寺——邪恶分子的暴行，使得很多和平的穆斯林无辜受累。而为了防范恐怖袭击，公民的自由也遭到了侵犯。“政客们总是试图偷走人民的自由，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规律”，但面对恐怖威胁，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惑：那些限制公民权利、剥夺公民自由的安全举措中，哪些是为了反对恐怖主义威胁所必要的，哪些是政客们试图建立独裁统治而塞进的私货，还有哪些原本必要的措施会给人类民主成果带来怎样的损害？
            　　
            作为一名坚信人人平等理念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我坚决反对那种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陈词滥调，更反对任何“种族清洗”的疯狂念头——我们之所以厌恶和蔑视邪恶势力，是因为我们厌恶它所预示的残忍、疯狂、偏激、狭隘、愚昧和嗜血。难道我们为了应对邪恶势力的挑战，就一定要堕落到与他们半斤八两的地步吗？来自文明世界的人们要做拯救者，而不是屠夫——那些被强迫、被洗脑的人们，何尝不是受害者？这个世界上的民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信仰有正义与邪恶之别。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它的红绿变种就是我们的敌人，但那些具体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误入歧途，他们仍旧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看到，还有很多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穆斯林，还有很多不把卡菲勒看成“最低等的动物”的穆斯林，还有很多遵纪守法的穆斯林，还有很多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穆斯林——多少并不重要，哪怕只有一个这样的穆斯林，都值得我们热情拥抱。甚至，我不认为伊斯兰是不可救药的，而只认为那些对伊斯兰的曲解才是邪恶的。只有那些谋划和实施杀戮的恐怖分子，才是我们的死敌。邪恶之徒的杀戮之剑不仅砍向异教徒和卡菲勒，还砍向爱好和平的穆斯林。文明世界应该和一切爱好和平的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和消灭恐怖主义恶魔。
            　　
            必须指出，邪恶的新法西斯势力并不等同于伊斯兰。正如“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一样。作为一个具有千年历史以及十几亿信徒的古老宗教，伊斯兰所倡导的也应当是和平和宽容，正如同一些和平的宗教人士所指出的那样：恐怖主义不是伊斯兰，恐怖分子背离了真主的正道。可见，新法西斯势力只是盗用伊斯兰教这个伟大宗教的名号、分化出来的一个邪恶的异端。但是，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迷失于暴力、被异端所迷惑，为恐怖主义野兽喝彩，这严重损害了伊斯兰在世人眼中的形象。穆斯林需要明白，要想赢得尊重，必须靠被人们承认的美德来实现，必须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文明与发展做出让人信服的贡献；靠暴力、屠杀、野蛮、疯狂、威胁不但赢得不了尊重，反而会遭到鄙夷和唾弃。
            　　            　　
            面对邪恶势力的进攻，有人选择了奋起抗争，有人选择了屈膝投降，有人选择了助纣为虐，也有人选择了隔岸观火。2004年9月6日，当别斯兰骇人听闻的屠杀人质事件发生后几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来自西方的白痴就曾经这样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你们为什么不和车臣叛军谈判呢？”普京愤怒地回答道：“那么，你们怎么不和拉登谈谈？为什么不把他请到布鲁塞尔或者白宫去谈判，问问他想要什么，然后给他想要的，让他安静地离开？”当伦敦、马德里响起炸弹声的时候，有人自作聪明地评论道：“这是因为英国和西班牙支持美国的反恐政策招致的恐怖袭击。”这等于是在说：“看，因为他们参与了反恐怖战争所以遭到了恐怖袭击，他们为什么不向恐怖分子屈膝投降呢？”屈膝投降可以乞求一时的安宁，就象“法兰西斯坦”那样，在马赛等“他们”的聚居区，法国的法律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一切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就连法国警察也竟然不能再涉足自己国家的某些地方。但卑躬屈膝能乞求来真正的和平吗？2005年法国的骚乱事件说明了这一切——而且，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未来的我们，也许只能面对一片叫做“巴黎”的废墟写出一本新的《法兰西内战》。
            　　            　　
            不，人类不能再愚蠢地“绥靖”下去了。在法西斯主义咄咄逼人但尚未羽翼丰满之时，总是会有一些蠢货幻想着靠“绥靖”来满足它的贪欲，以屈膝投降来换得眼前和平的幻象。这种“绥靖”蠢行的后果就是为给法西斯增添了信心和力量，从而使它们更加强大、更爱冒险、更加狂妄，不仅造成了人类文明成果的巨大损失，更不幸的是，造成了几千万原本活生生的人命的损失（有意思的是，那一次也是法国在法西斯主义面前屈膝投降）。难道人类还需要再重演一次这样的悲剧吗？须知，法西斯时代只是热武器时代，而当代则是核武器时代。难道“先发制人”的逻辑不正确吗？难道非要等到文明世界的亿万无辜民众生灵涂炭之后，才有权对邪恶发动反击吗？我从不怀疑文明世界一旦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够取得反抗邪恶势力的伟大胜利，但我关心的是，人类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遗憾的是，文明世界的各个大国之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瘟疫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的严重威胁，在大国利益的角逐中，我们看到的仍旧是为了鼠目寸光的眼前利益，大国之间互相拆台的活报剧：美国曾经支持过波黑和科索沃的恐怖分子，暗中支持车臣恐怖分子和疆独恐怖分子，甚至竟然把这些邪恶之徒夸耀为所谓“自由战士”，911之后虽有所收敛，但政策的惯性仍然在继续；作为反击，俄罗斯和中国与伊朗、叙利亚等“邪恶轴心”国家眉来眼去，向它们输出导弹技术，甚至核技术；法国则为了讨好境内的数量庞大的激进分子，干脆向他们屈膝投降……当年，正是美国等国家武装了阿富汗的“圣战者”，制造出本·拉登这类魔鬼，结果反而饱受其害。文明世界的大国必须意识到，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能和畜生做交易，决不能对魔鬼有半点让步和妥协，谁把灵魂出卖给恐怖主义这个撒旦，谁就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
            　　
            为了人类的持久和平，对待这个“人类进步与文明的死敌”——穷凶极恶的恐怖主义新法西斯势力，只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它们嗜血，就把它们淹没在自己的污血里；它们嗜杀，就用正义之剑将它们的魔爪斩断；它们嗜好恐怖，就给它们降下惩罚的雷电；它们践踏文明的法则，那么它们就不再受文明法则的庇护；它们不投降，就把它们消灭在自己的巢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