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号到五月一号，南京在紧锣密鼓地上演一出大戏：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行宪大会正式召开，委员长顺应潮流，把自己选成了全国总统。从此他不再叫蒋委员长了，而是改名蒋总统。
不管叫委员长还是蒋总统，大权在握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次国民大会，还是相当值得写一笔的，因为这场选秀剧相当有喜感，在烽火连天的内战里，算是难得的一点灰色幽默。
按照孙中山五权宪法设想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讨论，中华民国要成立国民大会。由于四六年共产党、民盟缺席，蒋介石单方面召集代表开了一个“制宪国民大会”，规定从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号起实施新宪法，因此这一天之前，必须赶紧选出国民大会的代表，好组建新式政府。
从理论上讲，这个类似全国人大的国民代表大会，是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关，可以选举、罢免总统和副总统，可以修改宪法、复议修宪案，换句话来说，它是个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理论上讲，就是指写在纸上、但是都心照不宣地不会发生的事情，例如国民大会——你懂的。
不管实际效果怎么样，表面工夫还是要做的。从四七年四月开始，国民党不辞辛苦地划分完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名额，开始了国民大会选举工作；并决定各县市按人口比例选代表，其中西藏、蒙古、少数民族、妇女团体都有名额，还把世界各地分成四十一个选区，分出六十五个名额给海外华侨，以体现大会广泛的代表性。
在很多人眼里，国大代表只是个形象工程，不管谁来选，肯定最后都是蒋介石当总统，知道是演戏还花钱费力地当真，似乎有点没意思。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直到后来整个看过一圈，才领悟到事情的背后，真是没那么简单。
全国范围内选举国大代表和选总统，并不是蒋介石热爱民主，它的真实目的，叫削藩。
当年的民国，跟普通国家有点不一样，属于军阀联盟的合资公司，执政党自然也是一群军阀。经过几十年战火洗礼，蒋介石终于当上了最大的股东，大部分军阀都失掉了自己的地盘，虽然他们还能控制影响自己部队的人事安排，但却要靠中央拨军费维持后勤，随时可能被中央吞并掉。可以说，在军事方面，蒋介石是很有一套的。
然而对比军事上的优势，蒋委员长在政治方面，进步空间就大得太多了。
由于抗战的失利，国民党中央一度丧失了大部分重要地盘。虽然在抗战后，立刻进行了大规模的接收运动，但由于腐败重生，负责接收的各路人马并没有贯彻中央精神的觉悟，却有塞满自己腰包的决心，这种接收很快就成了笑话。
原有的政务系统被日本人打跑了，各地本土势力趁机疯长；胜利后的中央接收了地盘，却没有培养起强有力的新系统，只是简单分了一下蛋糕。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控制的地盘里，自然是各种山头林立，中央要做什么决定，都得象做生意一样，跟地方讨价还价半天，才能推行下去。
想要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自然是把所有官员都换一遍，由南京中央安插自己的人手。但事情麻烦就麻烦在这里，蒋委员长手上的干部并不多，中国却有那么大；而且这种活还不好干，需要代表中央去切地方的蛋糕，那边都是千年成精的老油条，明枪暗箭随时能把人踹进沟里去。指望中央办几期培训班，就能上任一批市长县长，为中央摇旗呐喊，那叫成人童话。
强化中央控制力自然是不能放松的，但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波波人事和政务操纵才能完成。所以蒋介石决定，通过设置国大代表的方式，直接从地方选拨一批官员，由中央向他们施加影响，以利对地方政务进行下一步的干涉改造。
这是一个绝佳的战略布局，蒋介石的算盘也打得很精，无奈各路地头蛇都不是吃素的，但凡牵涉到利益方面的事情，大家全是千年狐狸精，谁也别想装多少纯。国大代表的决定一出来，所有人立刻看出了它的本质，于是纷纷行动，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海选。
从表面上看，民国政府对民主选票，那真是上心极了。三山五岳的大小帮派为了自己的代表，全都施出九牛二虎之力，有大街上强拉签名的，有把部队全部冒名顶成选票的，还有选上却被党内取消的，加上到处涂改选票的弊案，有时甚至大打出手，你争我抢搞得极是热闹。
选举有几件弊案，不要紧；大家争抢选票，也不要紧；选出来的人不合中央的意，其实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却是非常麻烦的：现在还在打仗。
要了亲命了。
准备搞国大代表选举的时候，还是一九四七年。按照蒋介石的战略规划，共产党不过是一股土顽，有几个月工夫就能消灭完毕，那时南京政府挟胜利之威，可以逼各方面军政山头服软让步，谁敢不服就痛打一顿，全面实现一元化统治。所以国大代表的选举出点问题是肯定的，但影响大局却是肯定不会的，消灭完最大的反对派——共产党之后，国民政府一定能全面深化改革，把军队、地盘等权力都洗一遍牌，重新集中到新上任的蒋总统手里。
现在，摊子都铺开了，共产党却没有消灭掉，反而越打越多，各地都出现了他们的影子。这种情况下，事情就难办了，中央又要半独立的地方当局帮忙征兵收税，又想在他们中间安插自己的代表、干涉他们的政务，世界上哪有白占的便宜呢？
这是一场严重动摇政权稳固的选举。表面上，大家都在学习民主政治，其实全是争地盘、划派系，要保住自己的蛋糕不被分掉；围绕着所谓的选战，中央跟地方明争暗斗，时而斗争时而妥协，四七年的税收、征兵等任务，也就跟着大打折扣。最后，随着战事越来越大，国民党中央对地方的需求也越来越紧迫，为了大会的正常召开，不得不向地方大幅让步。
地方跟中央可以扯皮，解放军跟委员长是不会扯皮的。没有兵和钱就不能打仗，地方不愿出让自己的利益，南京政府就只能拼命印钞票拉壮丁，又促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恶性循环。对国民党中央来说，如此折腾堪称一场选举灾难，简称为选灾。无论如何，国大代表还是要选的。截止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号，国民政府共收上两千万张选票，选出了两千九百六十一个代表。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走一遍必要的过场，让蒋介石把名片从委员长正式换成大总统，好落实那份总统权力无限大的所谓宪法。
如果没有意外，代表选完后，就该在四七年十二月开大会，正式选总统了。但搞笑的是，这个走过场的大会，几乎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充满了各种喜剧色彩。
按照国民党的规定，党员竞选必须由中央提名，但中央的提名显然不符合地方心意，很多实力党员又追求进步，纷纷自行组织参选，结果是上级规定的候选人落选了不少，而自行开张的党员却光荣当选。为着争“国大代表”的名份，内定代表和当选代表争吵不休，一齐跑到南京去报到，有抬棺的、有绝食的，弄得一团糟，大会也开不成，从四七年十二月一直拖着，直到四八年三月底才摆平。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号，费尽折腾之后，中华民国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终于在南京正式开幕。作为议会机构，两千多个代表实在太多，七嘴八舌效率低下，可作为权力机构，人数又太少。不过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这些代表们根本没有实权，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把蒋委员长选成蒋总统。
内战紧张得一塌糊涂，还要花这么多钱开会，要是没点实惠的东西，蒋介石是不会干的。
大领导马上要变大总统，这件事情国大代表知道，国民党和民社党、青年党知道，所有人也都知道。就在大家心知肚明、报社都准备好头条的时候，委员长却突然表示，他不当总统了。
于是所有人都懵了：老大，主席台都搭好了，你不坐中央的位子，谁敢坐啊！
委员长还是很谦虚，坚决不肯当总统，甚至推荐胡适先生去竞选。可怜的胡适竟然以为委员长器重他，满口答应下来，全身也跟着飘飘然。
胡校长是学者，所以可以飘飘然，其他体制内人士却是明白人，不敢随便飘飘然。委员长一辈子都在围着权力打转，临到当总统时突然让出位置来，肯定不会是谦虚，经过一番沟通和揣摩，大家终于明白过来：原来宪法虽然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但很多权力都在行政院长手里，委员长怕将来有人想架空他，所以才表这个态。
委员长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既想当总统，又想当行政院长，两手一起抓，哪一手都要硬。
明白了这一层，事情就简单多了，因为行政院长虽然不好兼并，权力却是可以兼并的。几个属下马上忙乎起来，搞了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提出任何时候只要总统认为事情紧急，都可以随机应变，凭意志处事。
这个条款的意思当然十分明白。总统可以随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然后就能拥有无限权力，而现在的内战当然是紧急状态，所以委员长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不必担心任何牵制。蒋介石看了这个条款，当然是龙颜大悦，立刻连声叫好，让手下去安排执行。
蒋委员长的“临时条款”在四月十八号获得了通过，并且立即生效，在随后的四十三年里，委员长死了换蒋经国、蒋经国又死了换李登辉，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才中止，可以说是时间最长的“临时”条款了。而在通过条款之后，委员长终于放下心来，“顺应民情”地答应竞选总统；胡适倒也是个明白人，总算看出风向不对，赶紧表态自己想通了，不愿意参加竞选，远远地离开了这趟浑水。
胡适不竞选，但总得有几个候选人，不然光是委员长在台上，有点太难看，于是大家又找到司法院长居正。居正当然知道自己是陪衬，但红花再好也要绿叶扶持，为了体现委员长当总统完全是公平竞争的结果，他还是答应了这个潇洒走一回的差事。
总统的问题解决了，剩下副总统的问题。
按理说有了戡乱条款，中华民国的权力都在总统手上，副总统无非是出席一些庆典仪式，搞吃饭喝酒一类活动。但既然是个有饭吃的位置，自然就有人抢饭吃，尤其是这个副总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哪一天总统要是突然挂掉或是不在任上，副总统马上就能咸鱼翻身、副副得正，因此很多人还是盯上了它。
日理万机的蒋介石开始并没想到这一点，但桂系的一把手李宗仁却想到了，而且还拉上美国人给他撑腰，早早地向各大代表们拉选票。蒋介石很快反应过来，赶紧提出另一个要求，说副总统应该由党内提名，不能自己擅自选举，可李宗仁根本不鸟这一套，还是自顾自地开始了竞选活动。
一时大意，居然让李宗仁钻了空子，委员长很生气，于是找李宗仁商量，要他放弃竞选。大家都是老朋友，明争暗斗了几十年，多余的话也不用说，委员长上来就表态不支持，话里有话地劝李先生反正是选不上，不如放弃了好。面对委员长的自信，李宗仁也不示弱，回复说没有委员长的支持不要紧，他一定能选上副总统。
千言万语一句话：不是不肯低调，哥实力不允许啊！
要换一般人，委员长根本没兴致多废话，直接派手下拖出去干掉都没问题。但李宗仁是桂系的首脑人物，这时桂系正带着十几万人马，在中原同共军打得你死我活，委员长不能强求，只好智取：他派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出面，同李宗仁竞选。
孙科此时正在当国民政府的副主席、立法院长。委员长告诉他说，选上了副总统，他可以兼职立法院长，不会有任何损失，孙科立马跳了起来，信心十足地去参加竞选了。
有委员长的支持，国民党自然是全面开动，大力支持孙科当选。除了黄埔系人马，还有陈立夫、陈果夫的CC系控制的党部，各路大佬纷纷出面，向广大代表们晓之以利、动之以理，一面告诉他们投孙科票会有好处，一面又警告说，如果不投孙科的票，将来前途肯定会有问题。
四月十九号，副总统候选人还在明争暗斗，国民大会开始了最重要的工作：竞选总统。两位候选人，分别是国民大会最高赞助商、幕后操纵手蒋介石，以及民国第一绿叶陪衬，居正。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选举”。候选人居正既没有施政纲领，也没有当选的信心，事实上没选上总统不是问题，万一阴差阳错地选成了总统，那才是杀身之祸。好在各位代表都是江湖里趟过水的，心里有数，平时玩笑可以乱开，但关键时刻绝不能掉链子，大家顺顺利利地走了过场，用压倒性多数把蒋委员长选成了蒋总统。
真正的问题不是当总统，而是谁来当副总统。
李宗仁和孙科早就摆开了架势。他们分别包下两家大酒店，凡是国大代表一律免费吃饭，几家电影院、戏院、舞厅则隆重宣布，凡是国大代表一律免费招待（有人出钱）。各位代表顿时身价暴涨，在南京四处横行，无人敢管（国大期间不能逮捕代表），还相互串通起来，组成票团相互抬价，决心把有限的选票发挥出无限的价值来。
大会开到这个时候，事情完全出乎意料，蒋总统也不能不紧张了。由于大家都知道他支持孙科，这场选举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成了关系权力分配的大事。为了打倒李宗仁，蒋总统亲自参加竞选，指示各个部门要积极为孙科拉票，没想到一调查才发现，原来票真不是那么好拉的。
国民党的组织建设，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委员长要三青团投票支持孙科，结果因为CC系平时打压三青团太厉害，三青团的代表为了打击陈立夫，表面上不说什么，写选票时都不卖帐；加上新闻界也来凑热闹，四处散发候选人的花边新闻，桂系干将黄绍竑趁机出手，指使《救国日报》兜出孙科当年包庇交际花蓝妮、搞敌伪财产的旧事，一时间满城风雨，都在笑话孙科写信时用的“敝眷蓝妮”几个字。
黄绍竑的这一手极不厚道。孙科为了竞选，赶紧澄清自己跟蓝妮没有关系，结果弄得蓝妮大怒，带着女儿去了香港、美国，这辈子都不肯见他，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面对桂系的咄咄逼人，支持孙科的粤系也不甘落后，由薛岳、张发奎、余汉谋等几位上将亲自带队！前往《救国日报》报社问罪，一举将报社砸得稀烂，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这场大戏演到四月二十四号，终于进入了高潮：由于孙科有国民党官方支持，四处威胁投票的代表，黄绍竑给李宗仁出了一记杀着，让他表态幕后有人施加压力，大会已经毫无民主可言，所以退出竞选！
黄绍竑的这一招十分厉害。李宗仁退出后，程潜也退出竞选，只剩下哭笑不得的孙科。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也只好退出竞选。
本来是几家一块抢桃子的事情，突然间全面冷场，变得台上冷冷清清，没有人肯参加。
堂堂中华民国，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当副总统，明明背后都是派系斗争，偏偏得表现出民主风范，不能动粗，顿时让人无比为难。眼看这次国民大会要开黄，蒋总统只好忍气吞声地放下身段，“劝”李宗仁不要闹意气，回来参选。而这时黄绍竑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施出了最后一记杀着：他居然攻破了孙科的票仓浙江代表团，从孙科手上抢走了一大批票。
蒋介石是浙江人，对老乡一贯重用有加，谁也想不到，浙江的代表团会出问题。可俗话说现官不如现管，黄绍竑也当过八年浙江省主席，很多人以为他还会来当父母官，为了留一手交情，他们竟然把手上的票投给了李宗仁；而孙科还蒙在鼓里，一点没想到大本营出了乱子，于是他的阵地，终于四分五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