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8年的“甘肃新疆省”省名的由来（一）
公元1884年（光绪十年）9月，清政府就新疆建省问题发布上谕：“前经左宗棠创议改立行省，分设郡县，业据刘锦棠详晰陈奏，由部奏准，先设道、厅、州、县等官，现在更定官制，将南北两路办事大臣等缺裁撤，自应另设地方大员，以资统辖，著照所议，添设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员”。
至此，新疆建省问题得到清政府最后确认，“甘肃新疆省”省名首次亮相（“甘肃新疆巡抚”全称“巡抚新疆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是中国清朝末期新疆省建立之后负责管理新疆[不含伊犁、塔城、阿尔泰]军政事务的地方官，驻乌鲁木齐，隶陕甘总督节制，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
以两个省并称、命名一个新的行省，这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是罕见的，也给人们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今学者认为，“甘肃新疆省”的名称与行政现实之间存在“名实不符的现象”。
清政府之所以以“甘肃”、“新疆”两地并称命名新行省，一是因历史上新疆与甘肃的密切关系，二是出于刘锦棠的建省理念。
自古以来，由于地缘因素，甘肃与新疆关系密切，新疆东部与甘肃更是唇齿相依，明时曾有人将二者上升到“保哈密所以保甘陕”的战略高度，公元1406年（永乐四年）明设哈密卫（即今甘肃省瓜州县锁阳城镇踏实城村苦峪城）、受甘肃总兵节制，新疆东部纳入甘肃省日常政务管理范围，清继承甘肃省管辖新疆东部的传统，公元1731年（雍正九年）“筑巴尔库勒城（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以安西同知
（相当于今地级市副市长）驻防其地”，隶甘肃布政司（“布政司”相当于今省长）。新疆收复后的公元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乾隆皇帝曾考虑“在新疆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州县制统治”，但鉴于新疆已实行军府制现实及新疆东部的特殊性，乾隆皇帝决定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当令满洲将军等前往驻扎”，但新疆东部地区仍归陕甘总督管辖，“该督统辖所及，至乌鲁木齐而止”。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清又设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改为都统）掌管乌鲁木齐及以东地区的军政事务。这样，新疆东部地区事实上形成了陕甘总督与乌鲁木齐都统共管的现状，“各级官员的行政管理权归都统，行政建置则归陕甘总督管辖。”这在《嘉庆重修一统志》可得到体现，新疆东部除记于“新疆统部”之下又记于“甘肃统部”之下。这样，新疆东部州、县就长期处于甘肃省行政管辖下，新设建制也以“甘肃”冠名：公元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改甘肃安西道移扎哈密”，于哈密设通判（可视为知州的副职）、巡检（官署名“巡检司”[元、明、清代县级衙门下的基层组织。始于元，为管辖人烟稀少地方的非常设组织，无行政裁量权，无常设主官，以军事为主]，官名“巡检使”，省称“巡检”，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由镇西府以隶甘肃省”，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于甘肃新疆巴里坤地方置镇西府”，“置甘肃昌吉、绥来［今玛纳斯县］、阜康三县，隶迪化直隶州”。新疆东部州、县官员既受新疆军府官员、又受陕甘总督双重管辖，新疆最高官员--总统伊犂等处将军也由一些陕甘总督派任，如嘉庆年间镇西府有“同知三员：一、伊犂理事；一、伊犂抚民；一、吐鲁番”，即伊犂理事、抚民二同知由陕甘总督派驻、但由总统伊犂等处将军直接管辖。可见，在某种程度上，甘肃省对于新疆的行政管理已经超出新疆东部，与新疆其他区域也有紧密的联系，这种历史上的密切关系是新疆建省时以“甘肃新疆”并称来命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锦棠建新疆省的理念是新疆建省时以“甘肃新疆”并称来命名的另一重要原因。公元1882年（光绪八年）刘锦棠在谈到新疆建省设想时指出：“新疆、甘肃势难分为两省”，主张将新疆各地“归并甘肃为一省”，其理由有：一，新疆已设和将设的厅、州、县只有二三十处，这与当时郡县最少的贵州、广西等省相比还不到其一半，难以自成一省；二，“新疆之与甘肃形同唇齿”，新疆各项事务必须借助甘肃支持才能顺利开展，“若将关内外划为两省，以二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其势难以自存”；三，新疆单独建省会增加行政建制，费用将大量增加，与甘肃合为一省会较“另为一省稍免烦费”。刘锦棠的设想是：仿照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厅州县，并请赏加兵部尚书衔，俾得统辖全疆官兵，督办边防，并设甘肃关外等处地方布政使一员，随巡抚驻劄。清政府经长期讨论与审慎决策，最终将这个新建行省以“甘肃新疆”冠名，“甘肃新疆省”这一特殊省名最终形成。
作者：风沙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