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长，慎入。
作者：Moshe Aumann
一、1948之前巴勒斯坦地区状况
二、谁剥夺了巴勒斯坦农民的财产和土地？
三、犹太人购买土地
四、国联托管
五、对阿拉伯人影响
六、犹太人定居造成的阿拉伯人口变化
七、1948年的土地所有权
关于以色列，或者说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以前），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已经有大量的谈话和文章。尤其是阿拉伯宣传机构，使用一堆统计数字，极力想向世界证明阿拉伯人从道德上和法律上“拥有”巴勒斯坦地区，同时犹太人在当地的土地所有权微不足道，由此得出关于以色列主权和阿拉伯难民问题的结论。
对于犹太人买地问题的责难，阿拉伯人主要基于两种说法：1）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平满足地工作，然后欧洲犹太移民把他们赶出他们自己的土地，打断了农村的正常发展，产生了大量被剥夺土地的阿拉伯人；2）一小撮犹太人少数群体，拥有巴勒斯坦土地的比例更少（5% vs. 阿拉伯人95%），在1948年非法使自己成为巴勒斯坦的主人。
我们此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汇集相关实际情况和数据，在最可靠和最权威的信息来源的基础上，弄清事实真相，并单纯地从土地买卖的视角追踪现代犹太人重新安置历史。
一、1948之前巴勒斯坦地区状况
一项关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研究表明，早在18世纪初期，远早于犹太人开始买地和大规模移民时期，巴勒斯坦农民的生存状况就已经开始恶化。沉重的税负，加上长期的债务，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接受有钱人的保护，或者接受***的宗教捐赠财产保护（Waqf瓦克夫），其结果是，如果不是他们自住自耕的地，他们就只能放弃掉。
1858年《土耳其土地登记法》出台前，没有任何官方措施去证实某人对一块地的法定所有权，土地名分只能靠传统建立。然而，巴勒斯坦的农民常常处于危险之中，不同家庭、家族和村子之间常有血腥世仇，同时掠夺成性的贝都因部落周期性地入侵，例如臭名昭著的本萨克部落，H.B.Tristram在《以色列之地：巴勒斯坦旅行日记》（促进基督教知识学会，伦敦，1865年出版）中写道：“如果有袭击或作战，他们能召集1000名骑兵，一起加入兄弟们的队伍。他们大部分靠赶走农民，摧毁村庄，以及将富饶的庄稼地变成牧场来逐渐积累财产。”（第488页）
Tristram接着描述了19世纪中期约旦河两岸的状况，该描述深刻地揭示了阿拉伯人声称犹太人的移民定居打断了巴勒斯坦农村经济的平静正常发展，是如何失实。
“几年前，整个古尔地区（Ghor）在农民手里，大部分区域种植玉米。现在整个地区落入贝都因人手中，他们废弃农业，除了他们的奴隶零星地种点地。随贝都因人而来的，是法律真空和土耳其政权的倾覆。约旦河东岸处于无政府状态，巴勒斯坦逐渐变得荒无人烟，被遗弃给游牧民族。”
“同样的事情在沙仑平原发生，平原的南部和北部，土地都不再耕种，多个村庄快速从地面消失。从1838年起，至少20个村子被从地图上抹去，常住人口不存在了。马蹄踏处，贝都因人快速入侵各地，官府完全无力抵抗。”（第490页）至于其它地区的情况，我们受惠于“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1937年的报告，受篇幅所限，我们只能引用最主要的段落。该报告在第9章第43段引用了一名目击者关于1913年滨海平原的描述。
“从加沙往北的路是一条夏季小道，只适合骆驼和马车交通，。。。，在到达Yabna村庄前，看不到橙树林、果园和葡萄园。没有村子用水灌溉，屋子都是泥砌的，没有窗户，犁是木头的，土地产出极低，村里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不存在学校，婴儿死亡率很高。。。“
“雅法（Jaffa）的北部，由两个独特的部分组成。东边部分，往山地方向，跟加沙-雅法文化是一脉。西边部分，朝海的方向，几乎是沙漠。这个地方没几个村子，人烟稀少。由于疟疾肆虐，很多村子被居民遗弃，这片地区散布着村庄废墟。“
胡勒盆地（Huleh Basin）位于叙利亚边境下方，被描述为“包括一些阿拉伯村子和一个大型纸莎草沼泽，一个44平方英里的三角地，沼泽往南流入胡勒湖。这个地区通过一条小型原始的人工渠随意地灌溉。它本可以成为最富饶的地区，但由于过度灌溉，该地成为巴勒斯坦疟疾最严重的地区。”
关于巴勒斯坦的另外一个地区 - 贝特谢安（Beit Shean）地区，我们引用Lewis French先生的报告，Lewis先生1931年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开发部主管。
“我们发现当地农民住在泥巴建的小屋之中，被肆虐的疟疾折磨得很痛苦。。。他们的大片土地没有耕种，长满荒草，没有树木，没有蔬菜。那些农民，要么自己偷牛，要么窝藏偷牛贼和其它罪犯。个人耕作用地每年换手。没有公共安全，各农民群体被他们的邻居贝都因人轮番掠夺和勒索。”
这就是巴勒斯坦从19世纪末期到一战前的景象：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绝大多数地方荒废，缺乏基础设施，农民深陷贫困、愚昧和疾病，被债务拖累（利息有时高达60%），并处于好战的游牧民族和邻近家族的威胁之下。其结果就是抛弃土地，逃离村庄，最后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这些大地主定居于遥远的阿拉伯都市，如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开罗和科威特。换句话说，这里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具有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一切特征。
二、谁剥夺了巴勒斯坦农民的财产和土地？
真正剥夺巴勒斯坦农民的正是其阿拉伯同胞：当地***长老和村里长辈，政府收税官，商人和债主，以及在外地主（当时农民普遍为佃农）。每年的收成经过这些人分配，农民自个所剩无几，只能借新债还旧债。然后贝都因人过来，拿走他们的一份，或者把倒霉的农民一起赶走。
注：在外地主（absentee-owner），法律上拥有某块地，但不在这块地上居住、经营和管理。
这就是19世纪巴勒斯坦的“正常“事务程序。犹太人创业企业的到来中断了这一进程，为这种中世纪的封建系统敲响了丧钟。犹太人客观上扮演了革命性角色，也难怪它引发了针对阿拉伯长老、在外地主、债主和贝都因匪徒的愤怒和反对。
三、犹太人购买土地
以下这点很重要，即犹太人最早在巴勒斯坦的农业定居点不是欧洲难民建立的，而是由一群逃离耶路撒冷老城过度拥挤的犹太区的旧式家庭建立的。（根据土耳其1875年普查，那时犹太人已占耶路撒冷人口多数，到1905年，达到三分之二。大英百科全书1910年版给出的耶路撒冷人口数据为60000人，犹太人有40000人。）
1878年，他们在沙伦平原找到一个叫佩塔提科瓦（Petah Tikva）的村子。这个村子后来成为知名的“犹太定居点之母”。四年之后，一群俄罗斯的创业者来到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定居。其它村子也随后快速建立。
对于犹太人买地定居，须记住四个方面的因素：
1. 大多数大宗购地的卖家是在外地主。（比如在1897年，几乎所有的耶斯裂谷Jezreel Valley只属于两个地主：东部属于土耳其苏丹，西部属于叙利亚最有钱的银行家Sursuk，即“那个希腊人”。）
2. 大多数购买的土地没有被耕种过，因为或是沼泽地，或石头多，或沙地，或是其它原因无法耕种。皮尔委员会的报告第242页：“阿拉伯人指控犹太人取得太多比例的好地，这是不成立的。很多地现在种了橙树林，在犹太人买它的时候，是沙丘或沼泽等不适合耕种的地。。。至少在早期的土地交易中，卖地的地主缺乏开发土地的资源和技术。”（1937）
注：皮尔委员会，由英国政府1936年委任Robert Peel勋爵建立，以调查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
3. 因为这个原因（地不适合耕种），早期的土地交易金额不大，但后来阿拉伯地主看到农村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就把地价抬了上去。由此注入巴勒斯坦经济的资金明显地提升了所有居民的生活水平。
4. 犹太创业者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提高了土壤和农作物的产出，很快就被阿拉伯农民效仿。
以下是1880-1935三个最大的犹太买地组织和犹太人个人的买地数据：
从以上表格看出，大宗购地（通常从在外地主手中）占比为50% - 90%。
A.Granott在《巴勒斯坦的土地系统》（Eyre and Spottiswoode出版社，伦敦，1952年版，第278页）写道：“到1947年6月底为止，犹太人拥有土地总面积为1,850,000德南，其中181,000德南来自巴勒斯坦政府特许购地，大概120,000德南购自教堂、外国公司和政府（不包括特许）。估计超过1,000,000德南，约57%，购自阿拉伯大地主，如果加上从政府、教堂和外国公司买的地，占比达到73%。从农民处购地约500,000德南，占总数的27%。犹太人买地的结果，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把掌握在大中地主手里的资产，分散给了个体农民。”
四、国联托管
当国联1922年授权英国接管巴勒斯坦时，其明确规定“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应鼓励，并与犹太代办处合作，紧密安置定居点，包括政府的土地和不用于公共用途的荒地”（第6章），以及“应根据需要引入土地管理系统，以促进紧密安置定居点和加紧开垦土地。”（第11章）
然而由于阿拉伯极端主义者反对上述规定，英国采取了不同措施。750,000德南适合耕种的土地，到1949年为止，有350,000德南或者说大概一半，划给了阿拉伯人，仅17,000德南分给了犹太人。这明确违背了托管规定。相当讽刺的是，这些交易表面上是为了阿拉伯农民受益，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得到好处。贝西安地区（Besian lands）和胡勒特许地，就是两个刺眼的例子。
贝西安地区
根据1921年的《Ghor-Mudawwarra协定》，贝西安（或称贝特谢安）地区约225,000德南的潜在肥沃荒地被交给阿拉伯农民，其条款备受犹太人和英国专家如Lewis French和John Hope-Simpson爵士的谴责。根据英国专家，超过一半的土地是可灌溉的，人均8德南土地（或每家50-60德南土地）已经足够一个家庭自给自足。然而很多农民分得的地远超这个标准：六个家庭，其中两个住在叙利亚，一共分到了7,000德南的地；四个家庭，其中有些住在埃及，一共分到了3,496德南的地；另两个分到了3,450德南和1,350德南。
因而《Ghor-Mudawwarra协定》成了制造新大地主群体的工具。这些地主拥有巨量土地，大多数地他们都不会去耕种，他们就以投机的价格卖出多余的地。Hope-Simpson爵士在1930年的报告中写道，该协定“剥夺了政府对大面积肥沃土地的控制，这些地灌溉便利，非常适合开发”，“这些土地的分配造成了大规模投机活动。“
胡勒地区
从1914年到1934年20年间，胡勒特许地一直在阿拉伯人手里。该地位于巴勒斯坦东北部，面积57,000德南，虽有部分沼泽却是潜在的肥地。阿拉伯特许权获得者曾打算排水开发这块土地，以获得更多的可耕地，政府（先是土耳其，后是英国）也给出了非常优惠的条件。但这项工作从来没做。1934年，特许权被卖给了一家犹太公司 – 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卖家获得巨额利润。犹太人排水开出新地之后，政府要求将新地交给当地阿拉伯佃农，并不予补偿犹太人排水和灌溉的费用。
总之，犹太人支付了数亿美元给阿拉伯地主。官方记载，1933年犹太个人和组织花了854,796英镑买阿拉伯人的地，主要是大宗土地；1934年，这个数是1,647,836英镑，1935年，1,699,488英镑。因而仅三年就支付了4,202,180英镑（超过2千万美元）给阿拉伯地主。（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报告，1937年）
要理解这些价格的规模，我们仅需看看一些对比数据。1944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每英亩买价在1000美元和1100美元之间，而且大多数是旱地或半旱地。同年，美国爱荷华州的黑土肥地售价为110美元每英亩（美国农业部数据）。
五、对阿拉伯人的影响
如果土地交易的后果是阿拉伯佃农需要迁出，他将会被提前一年通知，并按照1922年的《耕种者保护法令》的规定，给予现金或其它土地补偿。犹太人买地协会经常比法律要求给的更多。在1920年到1930年688名这样的佃农中，有526名依然从事农业工作，这其中有400名找到了其它地方的土地（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报告，1937年，第9章，第61段）。
有关指控犹太人买地造成大规模阿拉伯农民被剥夺土地和财产的现象，Lewis French先生在1931年做的调查证明其并不存在。根据英国政府报告（巴勒斯坦政府备忘录，1937年伦敦，殖民地第133号，第37页），申请无地登记的阿拉伯人为3271人。其中2607人因不符合规定被拒。664名家长中，347名接受政府重新安置，剩下拒绝重新安置，要么是因为找到满意的工作，要么是不习惯新地方的灌溉农业或气候（皮尔委员会报告，第9章，第60段）。
六、犹太人定居造成的阿拉伯人口变化
另一个阿拉伯人被事实证伪的说法是，犹太复国份子摧毁了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社会和经济。
《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报告，第279页》的数据显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巴勒斯坦传统上是一个阿拉伯人口输出地区，在二战后变成了一个阿拉伯人口输入地区。除了1920-36年记录的数据之外，报告还专门有一篇关于阿拉伯的非法移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移民数量没有精确的数字，总数估计在60万到100万。移民方向的根本改变在于犹太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并在中东创造了新的生活水平。
当然，另一个阿拉伯人口快速增长的因素是自然增长率提高了，为世界最高之一。犹太人引入的措施改善了健康和卫生状况，使之前的婴儿高死亡率稳定下降。
总体看，从1922年到1929年，巴勒斯坦非犹人口（不包括贝都因人）增长了75%。《皇家委员会报告》观察到以下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认为，土地的短缺，不是因为犹太人买地，而是因为阿拉伯人口的增长，（第242页），我们的观点是，到现在为止，阿拉伯耕作者不仅从英国政府的工作，而且从犹太人的出现中获益。薪水上涨，生活水平提高，有大量道路和建筑的工作。在滨海平原，有的阿拉伯人采用了新的耕作方式（第241页）。“
犹太人的发展不仅吸引阿拉伯人从黎巴嫩、埃及、叙利亚和其它周边地区进入巴勒斯坦，还造成阿拉伯人口在巴勒斯坦内部流动 – 往犹太人聚居的城市和地区流动。这种现象可从以下官方数据中得到佐证：
“城镇变化：一战和二战之间，在阿拉伯人口占主导的城镇，阿拉伯人口只有轻微增长。从1922年到1943年，Hebron人口从16,650到22,800，Nablus人口从15,931到23,300；Jenin从2,737到3,900；Bethlehem从6,658到8,800。加沙人口实际上从1922年的17,426降到了1931年的17,045。“
另一方面，在犹太人的三个主要城市中，同一时期的阿拉伯人口井喷，远超自然增长率。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口从1922年的28,571到56,400（增长97%）；雅法从27,437到62,600（增长134%）；海法从18,404到58,200（增长216%）。
乡村变化：1922到1939年，阿拉伯人占主导的Beersheba地区人口从71,000降到49,000（如果是自然增长，人口应达到89,000）。Bethlehem地区人口从24，613升到26,000（中间1929年降到23,725）。在Hebron地区，人口从51,345增长到59,000（而如果自然增长，人口应到72,000）。
与这些地区的阿拉伯居民人口下降或低增长相比，那些正处于发展中的大规模犹太定居点，包括Nazareth，Beit Shean, Tiberias和Acre地区，阿拉伯人口从1922年的89,600增长到1938年的151,000（年增长率4.5%，作为对比，自然增长率为2.5-3%）。
同时期犹太人占多数的海法，阿拉伯农民数量年均增长8%。在雅法和拉姆拉地区（犹太人占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农村人口从42,300增长到126,000，年均增长12%，超过自然增长率4倍多（L.Shimony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Tel-Aviv出版，1947，第422-23页）。
犹太人居住地区对阿拉伯人产生引力效应的一个原因，是无可比拟的高薪水，如下图所示：
阿拉伯地主卖地获得的盈余资金被用于提高耕作水平以及投资其它企业。回到《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报告》第93页，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结论：“犹太人投入巴勒斯坦的大笔资金催化了整个地区的经济生活，阿拉伯人的工业和农业因这些资金而实现扩张。犹太人的示范提高了阿拉伯人的耕作水平。阿拉伯人口在犹太人发展的地区有明显的增长。“
二战期间，阿拉伯人口加速流入，《联合国难民署评论》1962年9月第6号报告证实：
“尤其二战期间，巴勒斯坦的城镇和军工厂开始招工，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开始出现。巴勒斯坦更高的工业化率和战时前景从周边地区吸引了许多新移民，很多人进入巴勒斯坦时没有经过正式登记。“
七、1948年的土地所有权
有一种说法是，1948年仅拥有5%巴勒斯坦土地的犹太人，把他们自己弄成了拥有95%土地的阿拉伯人的主人。
1948年5月，以色列国家在最早国联划分的区域建立。8.6%的土地为犹太人所有，3.3%属于以色列阿拉伯人，而16.9%为阿拉伯地主放弃的土地，周边国家告诉他们“不要挡道“，阿拉伯军队将很快解决以色列。剩下的土地，超过70%，被授权给托管机构，然后被返回给了作为继承人的以色列国。（巴勒斯坦政府著，《巴勒斯坦调查》，1946年，英国政府印刷厂，第257页）。
这个70%的大部分是内盖夫沙漠，总体面积3,144,250英亩，或者说接近巴勒斯坦总面积6,580,000英亩的50%。作为王室领地，这里是无人居住的干旱或半干旱区域，起初由托管政府从土耳其继承。1948年，它被移交给以色列政府。
这些土地从来不属于阿拉伯农民，无论是在英国托管时期，还是之前更早的时期。因而95%的土地属于阿拉伯人的说法毫无事实依据。
可能没有比引用一篇标题为“以色列是近东的荆棘还是鲜花？“的文章作为本研究的结论更合适了。文章作者为Abdul Razak Kader，阿尔及利亚政论作家，目前流放生活在巴黎（耶路撒冷邮报，1969年8月1日）：
“以色列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无论从政还是从商，无论是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还是黎巴嫩人，或者是源自部落的城镇居民，他们都清楚，在本世纪初英国接管时期，他们的父亲或叔叔把那些沼泽地和石头山以大价钱卖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卖地的钱正是他们自己政治和商业生涯的起点。那些边疆地区游牧或半游牧的农民完全知道今天以色列的绿色草原、森林覆盖的山丘和鲜花盛开的田野在以前是什么样子。“
“那些逃离的时候已经成年，今天成为周边国家难民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完全明白这些。那些反犹、泛阿拉伯或泛***的宣传，并不能使他们忘记现在的民族主义剥削者，正是当年封建时代剥削者的儿子。他们生命中的荆棘，并非源自犹太人，而是源自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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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thematrix 于 2023-10-21 15: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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