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与中国农历历法的修正
中国现行农历沿用自明末《时宪历》脱胎的清朝《西洋新法历书》，是四百多年前的由汤若望主导的欧洲耶稣会教士和中国第一批天主教徒合力编撰的
所谓“民族智慧科学结晶”、“实实在在中国特色”的中国现行农历，其实完全是四百多年前的欧洲耶稣会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合力编撰的。现代东亚农历的基础是来自明朝末年的《时宪历》，之前明代通行的历法为《大统历》，实际上是将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改个名字沿用，此历法到明末，已经与实际气象、天文有误差，尤其对日月食推算的误差更明显。按《明史》记载，1629年，明朝中央政府任命礼部尚书徐光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领衔根据西法“督修历法”，而改修历法的实际“译书演算”工作完全是“西洋人龙华民、邓玉涵”、“西洋人汤若望、罗雅谷”承担的。而这些“大西洋国人”，全都是来自于意大利与日耳曼地区的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是西西里人，邓玉函、汤若望是日耳曼人，罗雅谷是米兰人。而领衔的中国高官徐光启、李之藻也是中国第一批戒了麻将瘾、放弃小老婆的天主教徒。依托的理论依据也是“第谷宇宙体系”：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设计是介于哥白尼的日心系和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之间的一种调和性体系，主要理论是地球仍然在宇宙的中心，太阳与月亮绕地球公转，但五大行星则绕太阳公转。明清易代后，官方将还没来得及通行的《时宪历》删改至103卷，并由清朝顺治皇帝将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于顺治2年（1645年）颁行。康熙八年（1669年）后至清亡，中国的历法一直大体沿用汤若望所订新历，延续至今，就是俗称的“农历”。
现行的农历“二十四节气”也来自于洋教士订立的“定气法”，与“千年文化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只分享同一个名字，确定方法和日期完全不同
在《时宪历》的中国历法中，“节气”是将冬至与下一个冬至之间的日期平均分成十二等分，称为“中气”。再把相邻“中气”之间的日期等分，称为“节气”。平均每月有一个“中气”与一个“节气”，统称为“二十四节气”，这种确定方法被称为“平气法”，每“节气”之间日期相同。而从西洋教士定《时宪历》之后直至今日的“农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回归黄道上的位置来定的，即在一个为360度圆周的“黄道”（一年当中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路径）上，以春分点为0度起点，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为一个“节气”，每“节气”时间不均等，称为“定气法”。所以现在的中国“农历”与《时宪历》之前中国历法的“二十四节气”只分享同一个名字，确定方法和日期完全不同。
1644年耶稣会教士汤若望与政府部门钦天监“打擂台”预测日食，以新历法挑战旧历法，汤若望完全胜出后，“农历”才有在中国施行的曙光
《时宪历》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新历编定后，朝中不少官员表示怀疑和反对。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耶稣会教士汤若望预测将有日食发生，推算出“日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并各省直见食有多寡，先后不同”等具体情形。礼部尚书郎丘等人“启请派官会同测验”，实际上就是让钦天监和汤若望双方打擂台。八月初一日，日食发生。钦天监官方使用旧历法的测验均有偏差，“大统历错一半，回回历差一时”；但汤若望的测试结果“时刻分秒，毫厘不爽”。清朝官方档案记载的中央政府态度是：“明朝二十年来不用新法，我大清国不过施行几日，一测即验，犹如合对兵符，真可谓为神奇者也！”汤若望打赢了和钦天监的擂台，才使“农历”渡过了在中国的第一个难关。
中国士人在技术上无法胜过天主教士，就用文字狱来诬蔑这些洋教徒有叛乱意图、诅咒亡国，洋教徒编的历法自然也被废止
在“农历”于中国施行的波折历程中，还是能发掘出不少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智慧的。比如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四年（1665年），感觉到饭碗受耶稣会教士威胁的官员和士人们，就是用很有中国特色的文字狱和政治构陷来使上级放弃新历：官生杨光先先后上书，称汤若望“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正教”，“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传造妖书，窥视朝廷机密，内外勾结，教会二十年来收徒百万，布党京省要害之地”。最终判决是汤若望与义子等免除行刑（“并免流徙”），汤若望不久后即病死，支持新历的5名中国官员（均为天主教徒）仍全被处决，政府废除耶稣会教士编订的新历法，重新沿用明代《大统历》。
天主教士于康熙七年、八年和钦天监官僚再次“打擂台”，天主教士再次全面胜出后，汤若望主持编订的新历被恢复使用，成为直至今日的“农历”
“汤若望教案”后，杨光先、吴明烜等人以检发有功分别升任钦天监监正、监副之职。但这些官僚的技术水准显然远低于构陷罗织的本事，业务压力巨大，部门工作一片混乱，屡次错测节气时日，不得不要求招募技术骨干和放宽业务要求：康熙五年（1666年）二月，杨光先奏请“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七年（1668年）五月，吴明烜奏请参用回回历以校正旧历，承认“现用旧法，不无差谬”。自然，从教案中幸存的耶稣会教士开始了反击：康熙七年（1668年），杨光先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再“打擂台”，于钦天监观象台一起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经过3天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杨光先等都有误差。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个节气以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的五项测验，令大臣们共同观察，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而杨光先“逐款不合”。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南怀仁上奏，指陈吴明烜推算历日差错之处，据监正马祰测验，“南怀仁所指之处皆相符合，吴明烜所称皆误”。康熙八年三月，清廷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气节占候皆由其主”。此后，清廷恢复使用汤若望所订新历，并于八月为其昭雪，“追赐原掌任钦天监事、通政使司通政使汤若望祭葬如例”。汤若望主导的教士们所编撰的《时宪历》，大体一直沿用至今，即为现在的“农历”。
接替首批来华耶稣会教士的葡萄牙教士们靠着法国的《天文历书》、英国的航海历本，仍然能充当修订“农历”的政府天文历法顾问。就算是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敷衍中国官民仍然绰绰有余：“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
从顺治、康熙时代的波折后，耶稣会士实际上被清朝官民公认为通晓天文历数的科学权威。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第一批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也的确是非常有学问的德国人。但1793年到达清国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发现，“接替的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他们走运的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葡萄牙神父汤士选悄悄向英国使团请求帮助。“主教向英国人承认他和他的同事根本不能预测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与日落的时间，而朝廷上下却都以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专家”。在此之前，他们由于能买到巴黎出版的《天文历书》，所以还能应付；因为他们知道两个首都之间的经度差，他们只要换算一下就行了。“但法国革命断了他们的来源：他们收不到宝贵的历书了。现在这场骗局就要暴露，太可怕了”。英国使团成员同情这位狼狈不堪的“学者”，便送给他一套以格林尼治子午线测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历书。“这样，这位对天文学一窍不通的主教兼‘天文学家’就还有7年太平日子可过”。
【杨光先(1597~1669)，字长公，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明末曾为新安卫千户（驻军职务），崇祯十年（1637）上疏参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朝廷不受理反被调戍辽西。
杨光先其人气质粗暴，与人言事不分上下，必高声怒目，如争似斗，敢于妄言。明朝灭亡以后，杨光先从辽西回到歙县，后旅居京师。清初，西洋人汤若望掌钦天监，得宠于顺治帝，因而天主教在中国也日益流行起来。杨光先怀着排外敌洋思想，对汤若望用西洋法推算历法和天主教的流行深恶痛绝。汤若望所订的《时宪历》封面题有“依西洋新法”五字，杨光先便上疏奏攻击汤若望是“暗窃正朔之权予以西洋”。他还著《摘谬》、《辟邪》二篇文章，说天主教并非天主所造，耶稣是彼国谋叛的罪魁；汤若望等“非我族类，其心必殊”。但是因为顺治帝对汤若望的宠信，礼部没有受理。
康熙初年，鳌拜专权，杨光先又具呈《请诛耶教状》于礼部，指控汤若望等“造传妖书，邪说惑众”，请求朝廷“早日翦除，以免养虎贻患”。经议政王等议定，将汤若望下狱，罢新历法，又用《大统历》。
康熙四年（1665）四月，授杨光先为钦天监监副。他上疏力辞，说自己“但知历理，不知历数”，“精神耗钝，聋老昏愦”，表面上装模作样地“力辞”，实际是不满足于副职，结果朝廷只好授他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自知学术不逮，推荐吴明烜为副监，引以为知己。吴明烜同杨光先一样，对于历法茫然无知。康熙五年，杨光先奏请朝廷，准许他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帮助制造测候仪器。后来又奏请，据《史记》所载，采用宜阳金门山的竹管等制造律管。结果“用法失传”，律管未能制成，测候仪器也成泡影。
康熙帝亲政以后，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历法并授钦天监副监。康熙帝召杨光先、南怀仁到宫廷当众测试康熙九年的历日。结果每次都证明南怀仁测算正确，而杨光先则计算错误，交刑部从重议罪，后来得从宽免交刑部，只是革去官职。南怀仁等复呈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造成李祖白等人无辜被戮；还勾结吴明烜告汤若望谋叛，汤若望因此下狱。康熙帝下议政王议罪，拟杨光先处斩。康熙帝念他年老，免其一死，遣送回籍，死于途中，终年七十五岁。
据记载，杨光先著有《不得已》一书，分上下两卷，专门攻击汤若望。
评：汤若望，南怀仁怀着对宗教的虔诚来到中国扩大天主教的地盘，他们在发展宗教势力的同时也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科技知识，成为传播西方知识的桥梁，尤其对中国近代天文算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事神尽虔，事君尽职”，顺治帝的话是对汤若望、南怀仁在中国的表现最恰当的评价。
杨光先实属不学无术之辈，当时学者王士禛《池北偶谈》中说他“妄得敢言名，实市侩之魁也”，此语一针见血。他满怀排外思想，投清朝权贵中保守势力所好，在天文算学领域抵制新科学。陈旧的事物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杨光先的可悲下场也是必然的。
杨光先之所以被后人记住，不仅仅在于他的传世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也不仅仅是他那些《群邪论》、《辟谬论》等等被收入《不得已》中的那些慷慨激昂、“义”正辞严的文字。更多的，是他在指责西洋人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从自己所接受的知识基础和价值观出发，他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不妥之处，维护天地纲常圣人之教免于西洋人物荼毒是天经地义的使命。即使他很清楚新法比旧历有效，他也不会后悔、退缩，就象当年抱着必死之心弹劾大奸臣一样。惟其如此，杨光先才具有标本意义。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话是七十多年前说的，现在再看起来，也还没有过时。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