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23-01-14 10:06 IP属地：未知
03
2007年2月14日，情人节当晚，联邦调查人员包围了兰伯西美国办公室，拿走了全部电脑，带走了约5TB的数据，以及3000万页的文件。
其中包括一份归档的秘密报告，是立普妥仿制药的配方，封皮上写了硕大的几个字：
不要交给美国药监局
Do Not Give to FDA.
3月，检察官告诉小萨，他们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可以对兰伯西提起诉讼了。
美国药监局计划动用一种罕见的严厉手段来惩罚兰伯西：因为发现了犯罪行为，所以要对其实施“申请诚信政策”（Application Integrity Policy）。
根据这项政策，药监局可以封杀一家公司所有的药品申请，直到外部审计员确认其数据合法合规。
兰伯西再想申请一款新药，必须证明产品不存在任何欺诈。
但是接下来，美国药监局出现了滑稽的一幕又一幕：
一批人希望给兰伯西定罪，另一批人认为兰伯西这些行为都不构成启动“申请称新政策”的理由——比方说，谁规定企业一定得永久保存数据了？
办案人员发现，一些药监局的印度裔员工开始有事没事跑到他们的办公室里套近乎，以前这些人根本老死不相往来。
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证明兰伯西的一处无菌药品仓库被养猪场环绕，很多工人穿着凉鞋上班，进入无菌区也不会洗手洗脚。
在无菌实验室更衣区仅6米外的厕所里，小便池没有连上排水管。
尿液滴落在地板上，汇聚在一条明沟里。
办案人员想要突击检查药品仓库，突破过去“先打招呼再视察”的规定，结果被药监局领导驳回。
因为美国官员担心引起国际冲突，破坏美印之间的外交关系。
“要把发生不利国际事件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这种担心比无数美国人的生命健康更重要。
就在美国官方开始收拾兰伯西的时候，一个日本人看上了兰伯西这家企业。
他是日本药企第一三共的全球战略总管采孟。
第一三共需要一家能生产大量廉价药物的合作商，而兰伯西当时在11个国家设有工厂，在125个国家销售药物。
他们相信印度会成为日本药企走向世界的一张王牌。
谈判过程中，无论采孟问什么负面问题，兰伯西的CEO马尔文德都回复他“不用担心”。
他说美国药监局的调查就是辉瑞制药在报复兰伯西。
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日本人没有看到与小萨4页纸报告有关的任何信息，因为兰伯西已经把它们抽走了。
神奇的是，最终日本人竟然相信了印度人的一番说辞。
采孟甚至在日记中写到：
“马尔文德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回应很慢，我知道，现在正是印度最大的节日庆典……得耐心啊！”
最终，他们花20亿美元收购了辛格家族持有的兰伯西34%的股份，并将不断增资至50%以上的控股比例。
印度人跑路跑得太是时候了。
一个月后，2008年7月，美国检察官向法院提交动议，其中提到“该公司系统性的欺诈行为”，指出兰伯西“始终以欺诈或误导为目的，在国家间贸易中引入掺假和冒牌产品”。
连兰伯西的顾问都懵了：既然美国药监局对我们这点破事了如指掌，为啥还接二连三地批准我们的产品和工厂呢？
从2005年小萨首次举报兰伯西以来，药监局批准了兰伯西27项申请。
2008年9月，美国药监局宣布停止从兰伯西的两家工厂进口30多种药物。
2009年2月，“申请诚信政策”的重锤终于落了下来，日本人气得七窍生烟。
2010年春天，美国检察官向兰伯西提议达成一项赔偿32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如果成立，这将是美国司法部史上对一家药企做出过的最严厉惩罚。
但是神奇的是，兰伯西几乎逃过了一劫，或者说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这个数字。
他们钻了美国药物监管和司法体制的空子。
几十个调查员和律师已经扑在这个案子上长达5年，但他们眼看着兰伯西案变成了“一滩烂泥”。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司法部消费者投诉办公室、药监局刑事调查办公室，各单位都在互相推诿、指责。
案件推进缓慢，药监局甚至和司法部成了敌对的双方，变得互不信任。
美国药监局的合规官员说：“检察官带走了所有批次的记录，拿走了所有实验室笔记本，但他们没人去查看这些东西。他们应该组织20个人翻阅的。我们干瞪眼，白忙活。”
他们哀怨地说：“要是我们自己有个检察官就好了……”
药监局甚至震惊地发现，他们和司法部开会列出的关键证据、调查方向、有价值线索等信息，就轻易地被司法部律师发给了兰伯西公司的律师。
那可是检方起诉兰伯西所用的办案思路导图啊！
归根结底，这个案子最上心的是药监局，但他们实权很少，连一次突击检查都做不了；
掌握办案大权是司法部和检察官，但他们是后来才加入办案的。
就这样拖拖磨磨，2010年3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平价医疗法案》，仿制药成了美国人的必需品。
2011年3月，一名检察官甚至提出，不要对兰伯西工厂做刑事处罚了。
黛比愤怒地说：“整件事越来越糟，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负责任的刑事检察官。”
兰伯西的CEO马尔文德说：“始终没有一个调查员来询问我。”
而此时距离小萨的举报，已经过去了6年。
但是给兰伯西“松绑”的呼声甚至一浪高过一浪。
还记得吗，1100万美国患者都在等待降低胆固醇的低价仿制药。
而这款药的品牌药——立普妥专利到期了。
为了不让美国人民花太多钱在卖药上，美国需要仿制药。
但是仿制药开发也需要前期投入，有时候仅仅是合成药物的有效成分就要反复尝试几年，还有可能在专利方面和品牌药公司发生诉讼，药企面临双重风险。
怎么激励他们呢？
美国人想出的办法就是“先到先得”。
如果一种药，你是第一个向美国药监局提交仿制药申请的，那么在获批的6个月内，你就可以用接近品牌药的价格独家销售仿制药。
过了6个月，其他竞争者才能进来。
1984年，美国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的时候，众议院362票赞成，0票反对。
从那时开始，仿制药申请就像雪花一样铺天盖地地向美国药监局飞来。
药监局一位主管说：“只要把原料放进混料桶里，再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就是黄金了。”
为了抢先一步提交申请，药监局门口的停车场里支起了很多帐篷，很多药企代表轮流守夜。
后来药监局发现一些企业为了抢第一，递交材料都不完整，那么该不该把它踢出去呢？
于是2003年他们修改了规则，药企只要截止日前提交申请，都可能共享6个月生产权。
2002年，美国药监局通知兰伯西是第一个提交立普妥仿制药（阿托伐他汀）申请的公司并获得通过。
兰伯西是“先到先得”制度下，排队企业中的第一位。
但是兰伯西真的把这种药物大规模量产的问题解决了吗？
并没有。
他们提交给美国药监局的审核样品，数据看起来都不错（你懂的）。
但实际扩产时就发现，杂质含量骤然上升，药物溶解也出了问题。
这种悬浮状的软凝胶产品，粒径非常难控制。兰伯西花了数年也没搞定。
美国药监局当然不知道这些。
药监局想的是：如果此时再不给兰伯西放行，后面排队的所有同款仿制药都不能上市。（“共享”生产权是在兰伯西提交申请几个月以后，所以他们不受此限制。）
要知道每一年，美国政府为立普妥品牌药支付的费用达到25亿美元。
药监局合规官员坎贝尔说了实话：“我们唯一能干的就是驳回申请，但我们又不能驳回，因为我们还要（用进口仿制药）为政府省下千百万美元。”
这时候，调查组内部吹进了一股“妖风”：
“兰伯西利润很微薄啦，你要重罚，得先让他们挣到钱，就得让他们能卖出这款药（降胆固醇的阿托伐他汀）才行啦！”
“你有确凿证据说他诈骗吗？没有就赶紧让人家上市啦！”
多么荒唐的逻辑！
立普妥品牌药全球年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
兰伯西的律师德希穆克说：“这种药的利润太诱人了，就像一个美女，不是你老婆，在你面前脱光了衣服，男人是很难拒绝的——这怎么能拒绝呢？”
于是，美国药监局对兰伯西扔出了“萝卜加大棒”：
执行“申请诚信政策”，但只针对其中一家工厂。
如果他们可以把制药转到其他工厂，提交全新数据，照样可以出口到美国。
兰伯西长舒了一口气，他们立即表示，我们要采购辉瑞的有效成分来制作这款药，并且把工厂转移到位于美国新泽西的高标准工厂。
美国药监局闻之大喜，开了一路绿灯。
他们即将宣布兰伯西通过阿托伐他汀申请的消息。
但就在这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进了兰伯西的圈套。
兰伯西告知，阿托伐他汀的有效成分要改在印度旁遮普邦生产，而不是从辉瑞采购。
药监局紧急跑到这家工厂去视察，结果在工厂正中央发现了一台碎纸机，厂方正在销毁多个批次的生产记录。
现在，批不批？
最后，在重重压力之下，调查员给出了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结论：
“厂是家坏厂，但咱就是说，它有可能做出好药来。”
The plant was bad, but it could likely make a good drug.
2012年，在阿托伐他汀在美国销售了10个月以后，兰伯西向美国药监局坦白了一项“失误”：
美国患者买到的几百万枚药片里，其中一部分布满了蓝色的碎玻璃碴。
两个调查员来到了这家工厂，当然，美国跟兰伯西的人已经“打好了招呼”。
他们没有看到现场，只是通过一张照片，看到一个反应釜上方的蓝色玻璃保护罩碎了一块，碎得“极其规整”，就像有人用锤子敲下来一块。
兰伯西再次糊弄了他们。
在美国，如果药品原料污染严重，不能再用，调查员要亲眼看着它被销毁。
二人向领导报告，申请参观印度人销毁的许可。
但药监局主任说：没必要。
二人几乎100%相信：兰伯西肯定会把这批污染原料再次拿出来销售的。
最终，在2013年，美国司法部宣布，兰伯西通过第一三共支付5亿美元的“和解金”，为它所犯下的所有错误和罪行“买单”。
这比政府最初要求的32亿美元少了不少，但是已经是对仿制药公司征收过的最高罚款。
另外，兰伯西公司没有一个高管需要负刑事责任。
从此，美国药监局有3名员工专职监督兰伯西合规生产，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干。
但兰伯西的制假贩假故事结束了吗？并没有。
2014年，美国药监局首次尝试“不打招呼”的突击检查。
结果他们看到，几十个工人正在倒填表格日期，一本笔记本上列好了工人需要在检查组来之前伪造好的文件。
更让人震惊的是，他们看到样品储藏室的窗户关不上，因为窗户被外面的垃圾堆顶住了，屋里飞满了苍蝇。
最后的报告里写着：“苍蝇太多，数不过来。”
其他调查员在无菌车间里看到过大批鸟类出没，还看到过一条蛇盘踞在设备旁边。
而随着一些兰伯西高管跳槽，他们将这种“优良传统”在新东家手中发扬光大。
兰伯西前化学家马立克加入另一家印度药企迈兰。
过去几十年，迈兰被认为是印度药企的标杆。
但是2013年，美国药监局在迈兰一家生产无菌注射剂的工厂里看到了这些：
一条传送带上放着打开的药瓶，旁边是一根用过的拖把。
技术员的手套有碎屑剥落和小孔，装手套的盒子里有被压扁的昆虫。
设备关键零部件没有储存在无菌区域，使用前也不会消毒。
他们不会删掉不好的数据，那样会留下痕迹，而是主动让系统崩溃，比如拔掉墙上的电脑插头。
如果检测数据出了问题，他们不发邮件，而是打电话，抽一个人去动一下数据，然后数据就好看了。
这家工厂除了生产仿制药，还为辉瑞和葛兰素史克生产有效成分。
经统计，在199个批次的药物中，119个批次可能受到手套碎屑掉落的影响而被召回。
但公司随后声称，在这些药中没有发现颗粒。
在马立克的英明领导下，迈兰在印度海德拉巴的研发中心变成了一个数据造假中心，各种造假方法传播到了公司在印度的各家工厂。
而比兰伯西更厉害的是，迈兰后台更硬。
他们的CEO是美国参议员的女儿，他们维护美国政府部门关系的高级副总裁，正是美国前药监局官员奥托。
从2012到2018年，美国药监局调低了112次视察印度药厂的级别，让最终评估结果显得不那么严重。
很多次“官方行动指示”的严重警告，变成了“自主行动指示”，也就是药企自行整改。
如果你还记得2014年的那场突击检查，这样的行动其实只维持了不到一年。
美国药监局表示：“在对突击检查试点评估以后，我们决定中止试点。”
迈兰的一个化学家哭着对药监局调查员贝克说：“这个行业的事情，真是太脏太脏了。”（What\'s going on in the industry is very, very, very dirty.）
贝克说：“那些公司即便生产了劣质产品，也不用担心后果，因为赢家通吃，而输家就是患者。”
面对美国药监局的“长臂管辖”，印度药监部门是什么态度呢？
印度药物监管机构，中央药品标准控制组织（CDSCO）的长官辛格博士说：
“就算在工厂里发现苍蝇，在药片里摘出毛发，也不足以关掉印度药厂。”
“如果一家药厂是给印度供货的，还要人家遵循美国标准，那我们所有药厂都别开门了。”
“我们不承认美国的监管视察活动，我们也不受它的约束。”
2014年，欧盟因发现从印度进口的700种药物数据造假，禁止这700种药物在欧盟销售。
但印度总理莫迪想到的不是整治国内药企生产质量，而是游说德国总理默克尔，要她取消禁令。
小萨说：“制药业是印度制造业在全球舞台上展示的唯一一个成功的故事。为此，它拒绝收紧监管。”
但这个国家甚至没有一个全国各州已批准的所有药物的简单数据库。
在印度有一句谚语：“我们不建立体系，我们想办法绕过体系。”这样做的人不仅不会被鄙视，还会被印度人夸一句“Jugaad”（随机应变）。
帮小萨打官司的律师贝亚托说：“从2007年开始，我们家就定了一条死规矩，无论要多花多少钱，都不再吃海外生产的仿制药。”
但是大部分国家，大部分人，还完全没有这种意识——或者说，没有这么厚的荷包。
在美国，真正关心药品安全的部门，没有最高的处置权力，还被各种势力捆住手脚。
手握大权的人，最关心的不是药物好不好，而是有没有药；
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一个把外交稳定看得比人民生命健康看得更重的国家，最终让一个“便宜压倒一切”的国家承担了它本不配承担的全球药品生产责任。
这就是印度仿制药的真相。
2016年，新加坡国际法庭裁定兰伯西背后的辛格家族向第一三共支付5.5亿美元的法律赔偿。
2019年10月，马尔文德在印度被捕，原因是他和他的兄弟希文德涉嫌74亿卢比的欺诈案。
但很显然，这个骗局的范围早已超过了一家公司，扳倒了兰伯西，还有千百家印度药企，正迫不及待地收割全球患者的韭菜。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67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