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耻辱：200多万国民党伪军 国民党“降将如潮”
中华民族，之所以不仅提汉族是因为，中华大地上几千年的战争和民族融合使得不再有所谓纯粹的汉族，就连少数民族也难找出所谓的"纯种"。就拿最基本的物种起源论来说可以这么认为所有黄种人都拥有最亲近的祖先。好了，这些都是题外话。如果没有孔子学说，或者说当初的汉武帝能对其中的一些糟粕加以摈弃那么现在的中华民族会更为坚韧!汉奸是汉民族的懦弱表现也可以说是孔孟之道熏陶的结果。无意去全盘否定孔孟，但说到抗战不得不提到这一话题。
侵华战争一开始，日本人就对***研究很深刻，大打所谓"东亚共荣"的文化牌，拼命宣扬各种理论以证明“中日合作”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民国政府的高层要员成为推广"东亚共荣"的义工，而思想还处于封建时代的广大***民众处在这种激烈社会变革生死乱世间，他们更多的只考虑到了自己最多连带上家人的利益，一群连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也办不到的人们，他们的理想也许只是想要吃饱饭而已，家都难以维持那么国家只可能是个模糊的概念。出现伪军就不奇怪了，因为能吃饱饭给谁打仗都一样。
以下数字来自《剑桥中华民国史》不含关外的日伪军
关内日军兵力，1944年6月
日军队56万其中华北部队(22万)把大部分力量用于对共，对国军则较少，华中部队（26万）和华南（8万）则把大部分力量用于对国，对共兵力较小。伪军80万，其中成建制的原国军48万；警察民团20万，主要用于对付中共。
日军用于对共的兵力不少于二十万（不算伪军），同期共军在五十万左右（但无重武器，只有一半的人有正规的枪），民兵二百万（多为土枪和冷兵器）。用于对国的不少于三十多万（没多少伪军，是纯兵力），同期国军为四到五百万，其中嫡系五十万左右。
所谓伪军，在1937年全面抗战以前便已存在，那是在东北的伪满州国军，主要是由原东北军组成，也包括当地招募的土匪等。在七七事变以前，由于这支部队与抗联作战，积累了一定的反游击经验，并且日军在基层都有派驻顾问或指挥，伪满部队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比后来的伪军要强一些。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华东两地全面作战，大量俘获国民党军；同时随着北平等地的陷落，大批华北部队编入伪军序列。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伪军的数量大约是 178。2万人，但实际统计八年抗战国共双方歼灭的数量在94万多，尚不包括和土匪交战伤亡的数量。因此保守估计整个战争中伪军数量在220万人以上。
200多万的伪军意味着什么，以前总有人嘲笑伪军的战斗力差。其实蚂蚁都可以咬死大象，更何况国共当时的总兵力和日伪对比还占不了太大的上风。之所以日军要使用这么多伪军，有其自身的原因。一方面日军占领的地域很大，如果每个县城都驻军，主力师团一下就会分光，被抗日武装各个吃掉；另一方面守卫、巩固政权、收税收粮的事情对军事的要求比野战要低，让汉奸去做正合适。因此在华北、华南日军大量地把占领区交给伪军驻守，伪军就算不参加战斗你也可以看到他可怕的作用，最典型的就是当时东北好几个县都仅仅靠十几个日本人就能统治起来，这样好腾出精锐部队。由于伪军数量众多，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军也常常把他们编入野战一线使用，充当前进时的炮灰。投敌伪军以军统的投敌部队较为有名，军统的部队虽然野战能力弱，但是其出身就是情报特工，在后方充当夜袭队一类汉奸武装攻击抗日游击队、斩断地下组织非常专业。
伪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共产党抗日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军事角度上看，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都不象是很有战斗力的对手。火力既弱，没有象样一点的军事工业，后勤根本就没有一点保障，所有的外援都没有给过他们而且中央政府只发过极少的饷。部队缺迫击炮、掷弹筒，山炮和步兵炮就不用提了，连吃饭也常常有一顿没一顿。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部队营养不良、火力薄弱是怎样也无法摆脱的问题。国军可以一场鄂西会战用掉一千万发枪弹，这支部队有的人一场战斗只打五发子弹，有的连枪都没有，而且装备也是五花八门，口径不一。
任何有一点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部队不能跟日军打阵地仗，打阵地仗的结果只要在兵棋上推演五分钟就能得出结论来，更无论一贯打游击运动战的共产党军。游击战没有友邻部队的掩护、没有后方供给粮弹被服的作战，需要的是宽广的战场、密度较低的敌人与当地居民的配合掩护，这些在敌后全都具备。而游击战首先要碰到的，便是伪军。
游击队在发展初期往往只有土枪土炮和从地方搜罗来的杂牌武器，八路军正规部队有时尚做不到步枪人手一支，机枪是极宝贵的奢侈品，此时向日本正规军下手无异于自杀，战斗力相对较弱的伪军就成了首选对象。驻守伪军此时便成为一种介于日军和抗日军的缓冲，倾向日本的会在地方上与抗日军队发生激烈冲突，而更多的伪军选择了一条“共存”的方法，即一方面默许当地抗日政权的存在并适当通融（有时也能*卖军火弄点好处），一方面保证日本人在当地的表面施政，尽力保证自已处在“中立”的地位，使游击队把注意力放到日军身上。但是这样的均衡不是长久的，当抗日力量强时，伪军会向抗日力量妥协，当日军力量强时，伪军便会倾向日军向抗日力量大开杀戒。毕竟日军能给伪军的是钱、地盘和枪炮，远较抗日力量的钳制和危胁要有吸引力得多。
借着国府睁只眼闭只眼、高级将领群起效仿，大量国军加入到这场叛变运动中来，广大的伪军队伍保障了在华日军有充足的人手巩固占领区的政权，原本在敌后极方便游击的“真空区”为日军基干控制下的伪军所填充，并极大地吸收了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发展力量。没有后勤而又限制重重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这种条件上只能以运动、游击的方式作战，小规模作战注定了毙敌高级军官的可能性极小。而且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投入的作战部队越来越少，抗战中期围剿敌后根据地的部队数量已经超过了正面战场的部队，所谓“扫荡”“治安强化”与大规模会战是同一个含义，只是称呼不同而已。日军每次投入的部队不亚于与国民党军的大会战，而且对共产党部队而言，比国军严酷的军事现实是还有比日军数量更多的打着青天白日旗、手持“中正式”步枪的伪军，这种考验是加倍的。
国民党抗战“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干、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蒋委员长没钱救济灾民，有钱给伪军发军饷
台湾史学家刘熙民，曾考证作《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此文收录于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
《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一文列该论文集第13篇。文中将抗战时期伪军财源分为三类，即伪政权提供；日军提供和自行筹措
和平救国军第六方面军孙殿英未投伪前，除了国府正式提供的饷项外，还从事贩毒、赌博、抢劫、伪造国府河北省银行钞票来取得经费，他又利用偷盗东陵乾隆与慈禧墓所取得的名贵宝物，籍机笼络国府权贵与购买军火，其中以贩毒所得最是丰厚。孙在华北自制的“殿鹰牌”鸦片烟，并由天津青帮管道认识上海青帮首领黄金荣，赠送市价二十万元的烟土给黄，从而透过黄将鸦片烟打入上海市场。孙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他也继续贩毒。例如孙殿英名义上的上司庞炳勋，被日军俘获时，就是为了购买孙殿英特制的毒品，被以投伪的孙设计协同日军逮捕的。
《冈村宁次回忆录》
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但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投敌叛国的人，□□才是***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能谅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转引的岗村宁次回忆录一段，见于327页到328页，第17 投降的将领
引刘熙民论文的内容，见于论文集，619-620页。后文还提到几个领取国府经费的伪军将领和南京政府高官。
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换句话来说，是国民党向日本“提供”的，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在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23页中有国军汇同日军联手清剿共军的记载，请看以下：
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这是出现在日本文献中记载的：日、国军队携手剿灭共军的记述。
1942 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一九四四年夏，豫南久旱无雨，河流干枯，田园龟裂。群众到处寻找水源，挖渠掘井，仍不能栽上秧苗。可是国 民 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仍在桐柏山区增派苛捐杂税。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 民 党 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榨勒索，逼得豫南、鄂北人民喘不过气来。官 逼 民 反，七月二十一日，桐柏山南的四十里冲，有一个叫王川的小学教师组织了七干余农民，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 民 党 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被***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望等十多名官兵被民众当场处决。
国 民 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闻知豫南发生民 变后，立即命令第六十九军第二十八师前往镇 压，第二十八师在桐柏山区大 肆 屠 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制造的镇 压 民 众的最大惨 案。但是，不 畏 强 暴的豫南部北人民效没有被国民党军军队的屠 杀所吓倒，他们埋葬了乡亲的尸体，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七月底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 国 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活动于四望乡、吴家大店、汪溪店、天河口、应家店一带，开展 抗 日 救 国、保境安民的斗争。
伪军，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利用汉奸及国民党投敌分子组织的军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政治的产物。他们在日军的监视下成立，听命于当地的日军占领军并受其严密控制，为日军的侵华战争服务。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0年3月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日军先后在我国扶植了四个较大的伪政府组织，即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王克敏、王揖唐等为首的伪“华北临时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联盟自治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1939年底，汪精卫由重庆“还都”南京。次年3月，在日军特务头子影佐祯昭少将的导演下，将华北与南京两个伪政府合并，成立了所谓“国民政府”，汪精卫自任政府主席。以上各个伪组织都拥有大批伪军，其中以汪精卫伪政府最多，实力也最强。
伪“满洲国”伪军：1932年3月9日，清朝废帝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下，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临时执政。其军事指挥机构为“满洲国”军事部，该部辖有参谋司、军政司、铁路警备司。除“首都”长春外，伪“满洲国”将其统治地域划分为11个军管区。
在长春地区的伪军，有禁卫军司令部(辖禁卫步兵团、禁卫骑兵连、禁卫炮兵连)、宪兵司令部(直辖“首都”宪兵团)、第四高射炮队、第一飞行队、高等军事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军需学校、兽医学校等三所学校)。此外，伪“满洲国”还建有一些机动部队，主要有铁石部队、江上兵艇队(后改为陆军江上军)、高射炮队、汽车队、铁路警护军等。伪“满洲国”伪军数量基本上保持在20万人左右。
汪精卫“国民政府”伪军：1938年3月28日，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事、参议院议员、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任行政院长。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仍和以前一样设置军事委员会，作为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汪精卫成立伪政府初始，也想仿效蒋介石办黄埔军校的办法，成立自己的嫡系军队。但是日本人不允许他有这样的部队，无奈，只好将这批学员训练完毕后分配在军事机关和武汉绥靖司令部。尽管如此，汪精卫深知武力是最有力的政治资本。他开始通过“曲线救国”的谎言四处诱降蒋介石国民党军队。至日本投降时，汪伪政府已经拥有七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汪伪政府所有的伪军统计起来，对外号称兵力百万，实际上也有七八十万人左右。
“蒙疆联盟自治政府”伪军：1936年1月，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帝国主义“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运动的蛊惑下，树起叛国旗帜，在其家乡西苏尼特旗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司令。
　　1936年5月，日军取消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德王被任命为总裁，掌握军政大权。1937年10月27日，在日寇侵入绥远省两周后，为了让满洲、蒙古都成为它统治之下的“国土”，日军命德王和伪蒙古军进入绥远，并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省城归绥为“首都”。1939年9月，日军又将“察南自治政府”(张家口)、“晋北自治政府”(大同)与“蒙古自治政府”合并，演变为“蒙疆联盟自治政府”，“首都”定于张家口。“蒙疆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其伪军主力仍为9个师约10余万人。
　　“华北政务委员会”伪军：1937年12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京、津地区后，扶持原北洋政府财政官员王克敏等汉奸在北平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成立时，将“华北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合并，从此“华北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军事方面，设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所属伪军共13个集团(相当于旅)，近10万人。
另据有关资料，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北部的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汉奸不仅是伪军，还包括伪政府的各级官员。这个数量不好统计，但其作用是极大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奸文人。还有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
伪军为何如此之多
　　抗日战争中，为日寇充当炮灰的伪军人数如此之多，的确令人深思。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么多的***人为***自己祖国的敌人服务呢？
　　任何一个国家在外族***之时，都会出现一些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这不奇怪。奇怪的只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会出现这么多汉奸?这些汉奸是这么炼成的?
　　这或许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来探讨。就外因而言，首先是近代***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却为外国***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其次，***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最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国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然而，这些外因，也只为抗战其间汉奸的大量涌现提供了现实土壤，这些恶之花的五彩缤纷，还得寻其内部原因。
　　大致说来，如果一个民族在战争其间，出现了大量以本民族对抗的所谓“卖国贼”，这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换言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在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而不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国人就会分崩离析，认贼作父，甘愿当亡国奴，甚至当卖国贼。这个所谓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既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也包含着现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给国人的影响。
　　然而，***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外强凌辱，国运日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了并吞东亚的“圣战”。抗战一开始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于是，连汪精卫，那个当年在同盟会时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物，都当了***最大的汉奸。
在抗战前后，不但一般社会成员好多对国家的观念模煳，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军事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有诸多复杂的情况。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实施***统治，铲除不同政见者，从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斗争十分激烈。在蒋介石***政治的压制下，一批大汉奸便以此为借口脱离蒋介石***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者的怀抱。军事***，将“杂牌”部队推向了日军阵营。这些“杂牌”部队在心中充满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生活的穷困，使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迫于生计，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走狗。汪精卫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曾对汪说：“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在金钱的吸引下，不断有下层的民众加入伪军队伍。
此外，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国东北广大地区，很快又攻陷京、津地区。于是一些人被吓掉了抵抗的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在这些高官的影响下，许多汉奸官员也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而日本为了弥补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也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利用伪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之，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整个民族的国家认同趋弱——这就是抗战中，汉奸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我们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据战后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还不包括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7月7日之间长达6年的侵华战争)***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总共达6000亿美元(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被日本强盗在战争中屠杀了的3500万***同胞的生命的价值)，6000亿美元，按当今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就是将近50000亿人民币。当然，这还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损失，在精神层面，日本侵华战争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荼毒，更是罄竹难书，影响深远。

202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