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前的话：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在深圳某社区的哥哥响应社区组织的号召，将我父亲（1927-2019年）生前在电脑写的回忆录节选一段，勘误整理后取名：我的革命引路人—— 一位少年共产党员，刊发在社区媒体上，以纪念党的100周年生日和离开我们2年的父亲。父亲祖籍浙江余姚，生长于上海，所以，我特将这篇文章转发至本坛中。
                           我的革命引路人—— 一位少年共产党员
                                                            王传华回忆录节选
        我的祖籍在浙江余姚，父亲早年去上海，从挑担卖酱油、醋及给别人店铺和小饭店送货起家，逐渐到有了自己的三个门面的日杂铺子，20年代末全家搬到了上海，有了稳定殷实的生活。但好景不长，1932年128，1937年的813日本鬼子的炮火两次都把我家的铺子烧毁，家庭进入了困境。后来街道上的伪保长要让父亲当甲长，父亲不当，被抓入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逼迫，但父亲死活不干，最后被扔出门外，是好心人给抬回家。由于得罪了伪保长，作什么营生都得到刁难，为了生计只能在上海和老家之间跑单帮，跑单帮时父亲去过老家的四明山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回上海后对我讲共产党对人和气，买卖公平，知道父亲是从日占区来的，付款都是给光洋，父亲还偷偷带了
两张根据地的钞票给我们看，这样我除了恨日本人，对共产党也有了基本的好感。
   
        由于父亲是基督教徒，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因为不需交学费而且免费中、晚餐。在1941年下半年我15岁时考入了上海雷士德工学院并得到奖学金，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1942年日本人强占了学校，派来了日籍校长和教员，学校改名为“东亚工学院”，同学们都有抵触情绪不好好上课，特别是日语课上故意捣乱，还用英语骂不懂英语的日本教员，引起课堂骚乱，所以许多同学包括我都被体罚过。
        在校时我喜欢踢足球，课余时间常去足球场上踢球，这样自然而然的与一些同学形成了一个自发的足球队，后来有几个低一届的学生也加入了球队，其中一个岁数最小的新生比较特别，他听我们说不好好上课、抵制日语课、想办法捉弄日本老师之事后就劝我们不要这样，与日本人对着干无用，应该好好学知识，但大家不以为然。我与他的年纪相仿，他15岁，比我小一岁，但老成有主见，我们比较合的来，常常聊天，成为了朋友。我们开始是谈人生，谈家庭，以后就不知不觉的谈到了对日本人的看法，对战争的看法，到后来他常常偷偷告诉我一些平时听不到的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消息和共产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胜利消息，他常说日本国土和人口远少于我们，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我学的是机电专业，有段时间在实验课上制作电子管的各种波段的无线电收、发信机，调试中同学们常常用耳机偷听国民政府的广播和盟国的英语广播，我也将听到的内容讲给他，他也常不常的拿一些书给我，还是总劝我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日本人的课要上，日语要学，日本人教的知识也是知识，学会知识将来就能报效国家。开始他给我的书都是些当时名人写的关于知识救国、科技救国的小册子，有日本老师看到了就拿走检查去了，过后也没说什么就还给我了，几次以后就不再检查了。
        还有一事就是学校里有一些犹太学生，他们家里人都被鬼子关到了特定的区域，剥夺了自由和财产，成年人被奴役做苦工，每天给少量食物，吃不饱饭，但孩子可以出去上学。我的朋友就在球队里号召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我们都答应了，我就以学习德语为由邀请同班的一个德国来的犹太女生教我，我每天早上买两副大饼油条送给她，有时也会买给她面包，以此帮助她，（直到改革开放后，有一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美国贸易部长率美国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一看部长生平介绍，正是这位女同学，后来代表团到了桂林访问，由于外事纪律我没有与她联系）。
        以后给我看的书中有时会夹带抗日救国的文章，他交代我看完要交还给他，此时我就认为他是抗日分子，后来问他，他说他是学校中的一个抗日团体的成员，你也算是，我问还有谁，他没有说，只是说我们团体目前的任务就是学习，没有其它活动，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就是抗日。
        1944年底，日军一部征用学校校舍作为司令部，打乱了教学次序，课也无法上了。当时日寇广为宣传日军打通了中国的南北交通，消灭了多少多少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同学们都很彷徨，我也感要失学了，前途渺茫，不知如何是好，每天和同学们跑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混日子。我的引路人也常到青年会来和大家聊天，在和我聊天时讲当前局势，日寇在太平洋战场的惨败，本土也遭到盟军轰炸，国民党军遭到一些损失，但日军也没有完成他们的目的，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粉碎了日军的许多次围剿，抗战离胜利不远了。
        有一天他给我一个地址，让我晚上去个地方，他会等我，有要事相告，晚上我按时来到，到来的包括我共有8人，都是同校的学生，有一个还是同班的，坐下后他先表明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而且说入校时就是共产党员，他还说你们都是党观察一年以上的青年学生，党信任你们，现在党组织上要求你们到抗日前线去，根据地需要你们，有愿意去根据地的现在就可以说，离不开上海的可以留在上海从事抗日工作，当时我和同班同学及另一个不同专业的同学三人表明要去根据地。人散后，他让我和同班的同学明天到另一个地方会面。第二天会面时，他告诉我们两人要同行，不能告诉其他人也不能告诉家里，并告诉我们走的路线，大概需要的时间，路上要带的物品，还特别告诉我们除了良民证还要带上学生证以及我们的专业课本，然后每人给了一张小纸片，实际是介绍信，记得上面写了着姓名、注明是靠拢共产党的青年学生，是可靠的进步青年，已经通过了组织审查，可以进入根据地工作，并写了联系人姓名，纸片下方有陌生的签名。引路人将我两人的皮鞋后跟鞋钉用拔钉钳拔开，将纸片叠小放在之中，又用钉锤将鞋钉按原位钉好，嘱咐我们纸片要保护好，要多带一双雨鞋，下雨天就不要穿皮鞋了，到根据地后只有见到新四军干部或抗日政府干部才能够给他们看，后来又和我们讲了路上要注意的事项，遇到鬼子、伪军如何应付等，千叮铃万嘱咐讲得十分仔细。离开前又告诉我们不要再去青年会和学校了，我和同学两人商量好离开上海时间和回合地点就各自回家了。
        回家后我和父亲说我要到大哥家里住几天复习功课，收拾了一个小行李箱，除了换洗衣物和日常用品，将挑了几本专业课本带上，带上自己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就去了大哥家里，两天后偷了大哥的两块光洋，黎明时打开窗户溜了出去，直奔会合地点，两人先去买了一些大饼做干粮，然后乘火车到镇江，镇江住一晚上，坐摆渡船渡过长江后绕过了扬州一路北上，中间又在农民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继续走，快到中午看见了一条竹篱笆封锁隔离墙，我们知道过了墙就是游击区了，墙门口有两个鬼子和两个伪军站岗看门，我们过去拿出良民证给伪军，伪军翻了我们的行李，看到了我们的日文课本，就叫鬼子过来看，鬼子问我们是什么人，过去做什么，我就从身上拿出“上海东亚工学院”的学生证，并用日语告诉鬼子：我们是东亚工学院的学生，现在暂时停课了，传说美国飞机最近要炸上海，我们害怕，就到乡下亲戚家里躲避，复习功课，等战事稳定还要回上海继续上学，最后鬼子点头放行了。我们继续赶路，到了晚上遇到了游击队，看到了我们的日文学生证和课本就把我们俩抓了起来，并带我们走了一天一夜到了一个村子里，进入了一个院子的屋里，进院门时就着火把看到院门上有牌子，上边写着“XX区抗日民主政府”，我想是到了根据地了，我们在房间里合衣睡了一夜。早上就来了一个干部，问我们是什么人，我就问他是共产党的长官吗，他说是，而且是民主政府的副区长，我就拿出学生证说我们是上海雷士德工学院，现在叫东亚工学院的学生，是来投奔根据地参加抗日的，那些日文书是课本。他听了后说欢迎，还说他们区里正缺会计，想让我们留在这里工作，我让他叫人找了一把柴刀，也不管皮鞋坏不坏了，撬开后跟，取出纸片，我的同学也这样取出纸片，并交给了副区长，副区长看了马上叫人准备了一架牛车，叫了两个游击队员一起，当天送我们到了县政府，县政府的领导看了纸片，就叫游击队员回去了，留下了牛车和驾牛人，第二天又派了两名战士护送我们，一路上走了几天到了一个镇子，一个干部接待了我们，他看了纸片就笑了，说：我就是你们的联系人，你们到家了。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就进入抗大八分校学习了两个月后，我俩就分配到新四军军部通讯部门，从事通讯器材的维护修理以及后来的设计、制作组装工作，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丹阳，中共华东局在部队和解放区地方政府抽调了两千多名上海籍和在上海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干部，组成了上海接收队伍，我作为分队长跟随进攻部队进入了上海，上级交给的第一个任务是接管国民党的一个大型军事仓库，我带领一个接收小队和一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来到仓库，刚布置完部队在仓库中的警戒，保卫仓库的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就来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同校认识的同学，我们非常高兴、激动，他告诉我，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一直在上海作地下工作，他还说原来学校里的许多同学都是共产党员，但都互不知晓，只是这几天才知道的。我问了他我的引路人在哪里，他不知道。
        后来我在上海军管会工作，我向军管会里原上海地下党的干部打听引路人的消息，但始终没有下落，后来领导告诉我说不要找了，他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姓名都会是假的，如果没有牺牲的话可能会在其他没有解放的地方以另一种身份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只要在心中记住他就行。后来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前些年我听说一些名人说刘胡兰15岁入党是假的，不可能有15岁的党员，是为宣传编造的，我听了后十分气愤，我的引路人在15岁时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在敌占区十分艰难、危险的条件下为党的事业默默着工作着，他指引了不止我一个这样的年青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铁的事实！... ...

父亲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大多数都是从事技术组织、管理方面的工作。在当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政工干部眼里，父亲是大学生（实际大学一年级都没读完，前三年是预科，相当于中专），又有着工程师的头衔（上世纪50年代初的工程师了不得），是洋学生，专家，但在管辖的那些专家（1950年初离开上海，到南京接管国民党唯一的无线电兵工厂，即714厂，也就是南京无线电厂，熊猫厂，任两名军代表之一。厂内留洋的、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几十个）眼里，父亲却是共产党派来管理他们的干部，后来变为老干部，两边都视为是对方一类的人。
父亲回顾一生，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
第一，在民族解放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和战友们一起，修理和组装了大量的收发报机，特别是设计组装了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发射机，一些发报机还送往敌占区，供我党地下工作者使用。
第二，在南京熊猫厂，领导设计小组，成功设计生产了我国第一台军用个人步话机（电影英雄儿女王成所用），战场考验中得到好评，所有设计小组成员奖励升工资一级，父亲直接奖励授予工程师职称。
第三，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国务院十局、中央计委任技术秘书期间，对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的电子工厂，进行了全国调查、选址工作，为领导审核批准提供资料。
第四，上世纪60年代后期，领导组织设计生产XXX型号变频炮瞄雷达，成为越南战场上对付美国百舌鸟导弹的利器。
第五，上世纪70年代初期，领导组织设计生产XXX型号敌我识别雷达（海军部分的一部），为我国陆防海防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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