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含着泪读这篇文章。不错，它是一位企业家灵魂的自我表白，它是一位孝子如泣如诉的祭文；更为主要的是，它是中国一代商业领袖艰辛成长史的写照！将此文推荐给企业家的理由是：任正非先生告诉我们，企业家的成功永远取决于良好的商业生态，我们有太多的社会责任需要承担--为了我们，也为了商业中国的未来！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各种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任正非（1944年10月25日），男，祖籍浙江浦江黄宅镇任店村，于贵州镇宁出生，中国通信网络技术行业企业家。1963年进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学习，毕业后入伍成为基建工程兵至1982年退伍，转业至深圳工作。1987年创立现时中国大陆的大型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公司并担任总裁、CEO至今。任正非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及中共十二大代表。
任正非生平
早年生涯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在贵州省镇宁县（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祖籍浙江浦江黄宅镇任店村。任正非的爷爷任三和是腌制金华火腿的大师傅，手艺远近闻名。任正非的父亲任木生，字摩逊，名字的含义是“不逊于人”，曾在北平市北平民大经济系读大学，是任店村第一个大学生。任木生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爱国青年走上街头奔走呼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任三和去世后，家里失去经济来源，任木生辍学在家，先后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南京农业职业中学等中学执教。1937年12月，大日本帝国陆军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市，任木生在浙江同乡的介绍下，来到国民政府412军工厂任会计师，这家工厂专门生产防毒面具。任木生经常在工厂里宣传积极抗日等主张，引起了中国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由于大日本帝国陆军步步紧逼，412军工厂经广西省辗转迁到贵州省桐梓县。1944年，任木生觉得形势不好，以送家眷回乡定居为由，悄悄地离开了工厂，中国国民党特务却误抓了他人。次日，任木生装病，请村里人用皮龙（类似轿子）将自己抬到郑家坞火车站，摆脱了中国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最后来到贵州省镇宁县的山区生活。任木生在这里认识了17岁的程远昭并且结婚。程远昭高中毕业，自学成为一名数学老师。两人结婚后育有二子五女。1958年，任木生在中国共产党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加入了共产党。任木生曾在都匀一中当了三年校长。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因他曾在国民政府兵工厂上班来抄家，结果发现家徒四壁，被单下面都是稻草。
小时候，任正非每天和小伙伴准时收听评书《隋唐演义》。小学和初中在家里附近的山村学校度过。大跃进开始后，全国各地盲目虚报产量，导致高征购任务完成后，公共食堂只剩下一点点粮食给老百姓。1960年，贵州省出现严重的饥荒现象，但是贵州省省长兼书记的周林还是向中共中央报告贵州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中央评选贵州省为“红旗省”。此时，任正非家9口人饿得慌。为了养活一家人，任正非家中实行严格的分餐制，分餐制的好处是虽然每个人都吃不饱，但是每个人都能活下去。为了战胜饥饿，任正非家经常去山里采摘红刺果、蕨菜根、青杠子，磨成粉，代替粮食。同时在山上开辟了一块荒地，种了南瓜，在播种南瓜时，他们发现美人蕉的根可以煮熟吃。高中三年，由于贫穷，任正非没有穿过衬衫，一直都是一件厚厚的单衣。高三时期，任正非在家复习，他的书桌前的瓦罐里装着全家人的口粮，即使再饥饿，他也没有抓里面的口粮吃，否则“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为了解决饥饿，任正非把米糠和菜掺和在一起吃，，由于对身体不好，被父亲发现后制止。临近高考，即便生活穷苦，程远昭每天早上还是给他一个玉米饼。后来任正非追忆这段心酸往事说：
每天早上一小块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办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只是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和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对他们无以报答……
1963年，19岁的任正非考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并入重庆大学）暖通专业。程远昭给他做了两件白衬衣和一床拼对的被单，这三样陪伴他度过了大学四年。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在大学读书的任正非收到家中的一封信，他父亲因在412军工厂工作经历被造反派打倒，接受批判。任正非登上一列火车，火车上挤满了手持《毛泽东语录》的红卫兵，他们对着乘客大喊“战斗”口号，盘问乘客是“什么成分”，任正非因回答父亲是教师被推下了火车，他只好步行回到了家。任正非告诉家人，大学里也在“搞斗争”，基本上没有人上课了，但是父亲告诉他，“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父亲还脱下自己的一双旧皮鞋给他穿。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任正非的6个弟妹连小学、初中、高中都没有读完，便在河里挖沙子、修铁路、抬土方。任木生被打倒后，红卫兵要他放下教鞭去做苦工。回到大学后，任正非自学了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逻辑、哲学、英语和日语等三门外语。任木生每天关在牛棚挂着牌子接受批斗，任正非知道父亲处境艰难，就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其中有一张传单上有周恩来的一段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程远昭把这段话藏在饭碗里，给任木生，后来任木生说是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因为自杀等于自绝于人民，让子女一辈子背上政治包袱。1970年按当时政策所有大学生离校进入部队当兵锻炼。
职业生涯
任正非调到安顺地区的基建工程兵第31支队第304大队，参与011基地飞机工厂的工程建设。1970年，该厂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1974年，为建设工业现代化，中国政府利用中美关系解冻后与西方国家大建交的有利局势，从西方国家及苏联利用石油美元实施了“四三方案”，大量引进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化肥、大化纤及一米七连轧机、燃煤机组等成套设备。其中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一套世界先进的化纤项目，总投资28亿元，在辽阳建立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为了保证项目顺利，中国政府从全国调集优秀人才参加这个工程。同年，任正非应征入伍，加入了承担这项工程建设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22支队，历任技术员、工程师，从事化工自动控制。辽阳石化1974年8月动工兴建，1979年基本建成并转入试生产。因发明空气压力天平获得1977年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荣立二等功，晋升为副所长（技术副团职）。1977年10月14日《文汇报》第四版以“我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为题报道全文如下：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在仪表班战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为我国仪表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经国家有关计量部门鉴定，仪器设计方案正确，精度、灵敏度好。
空气压力天平是一种用来检验高精度仪表的仪器。过去我国的仪表工厂、仪表使用单位和检验部门检验仪表压力、流量、液面等，使用的是标准双管活塞压力计和充水、充汞单管压力计。空气压力天平与双管活塞压力计和充水、充汞压力计相比，不但精度高，而且体积小，重量轻，用途广泛，操作方便，而且对于消除汞害、改善工作条件也有很大的好处。这种仪表是最近几年刚出现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能制造
1977年10月8日至11月5日基建工程兵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一千多名领导干部和先进典型，10月24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本次大会表彰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是曾被誉为“吊装大王”、在建设“辽化”中又创造新成绩的工程师张士刚；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先进标兵、工程师程祖明；研制成功空气压

研制成功空气压力天平的青年技术员任正非；试制成功电子光子比色计等新型仪器的技术员李万山；创造胶体电瓶新工艺的某部修理二中队代表赵宽林等。1978年3月，33岁的任正非到北京市出席了6000多名代表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这些人中，仅有150余人年龄在35岁以下。同年，任正非加入中国共产党。。
化纤总厂建好后，中国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时，中国人认为棉布比化纤好，化纤不透气，而且一旦着火就会粘在身上烧，化纤总厂改做包装袋了。在工作之余，任正非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四卷本《毛泽东选集》。1982年，中国政府调整国民经济、国家体制、军队体制，实施裁减军队，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由于任正非是技术骨干，领导准备将他转往一个科研基地，当他们参观了科研基地的环境，看到四面群山，要和家人分离，思前想后，决定转业。此时，任正非的妻子已经先他一步在深圳市南油集团工作。随后，他办理完转业手术，结束11年的部队生活，带着一双儿女南下深圳市。同年，他出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入南油集团之后，任正非看不惯一些部门领导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官僚作风，请求将公司旗下的一个小公司交给他管理，但是没有得到批准，1983年被任命为该集团旗下一家电子公司的副总经理。不久之后，任正非被一名商人欺骗，骗走了200多万元的一笔巨额贷款，当时内地一个月工资都不到100元，任正非转业的第一份工作以辞职告终。辞职后，任正非和妻子离了婚，他和父母、侄子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住在一起。
创立华为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和合伙人一起集资2.1万元人民币创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取名的含义是“华为华为，中华有为”。任正非的公司租在居民楼，一个月最多三四百元的房租，而当时写字楼一个月好几千元房租。公司建立之初，任正非一直思考做什么赚钱，朋友推荐他做墓碑，当时一块墓碑的石料成本七八十元，刻上字卖四五百元，雕琢精细的可以卖上千元，任正非认为墓碑不是长久之计便放弃了。经过朋友介绍，他开始代销火灾警报器、气浮仪等厂矿所需的工业仪器，但是由于订货量少，不足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后来，他看中了香港鸿年公司的小型HAX程控交换机。任正非通过代销HAX程控交换机，为公司赚了第一桶金。由于代销门槛低，需求资金少，一时间很多小公司蜂拥而上，出现不少一样的代销公司和华为抢生意，导致交换机供不应求，供不上货。面对交换机价格逐步下降，任正非做了一个决定，自己进口组件，在深圳湾一个简易仓库里，雇佣工人，自己组装小型用户交换机。仓库的一头用砖头砌了一堵墙，组成单间，就是工人的生活之所。当时中国市场上是“七国八制”的局面，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法国阿尔卡特。任正非决定华为生产自己的程控交换机。1988年任华为公司总裁至今。
1991年9月，任正非带着50多名员工来到深圳市宝安县（今宝安区）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从一些国营单位买来散件，组装华为品牌的24扣小型单位用的程控交换机。这种交换机属于成熟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只需要按照电路图，把散件用电烙铁焊接到电路板上，然后装上说明书，贴上华为BH01商标。这款交换机由于电话接口少，功能简单，只能用于医院、矿山和小单位。由于华为产品便宜，一经推出就供不应求，这时，国内散件也供不上货了。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任正非让员工一边继续组装产品，一边自己开始搞研发。当时华为分为单板、电源、总测、准备四个车间，剩下的就是仓库、厨房和宿舍。任正非也和员工一样，吃住都在厂里，晚上还“熬猪尾巴汤”给员工喝。由于研发是个无底洞，当时研发工作进行了6个多月，员工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任正非不得已，只得借24%的高利贷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一开始，研发组6名员工，没有专业测试设备，就是靠扩大镜对着上万个焊点，查找问题，和万用表，一条条测试线路，最后进行大量话务测试，所有员工放下手里的工作，每个人手里拿2个电话，拨号，接通，再挂机。不久，公司就购买了大话务量测试设备，淘汰了大量人工测试的方法。不久，BH03交换机推出了，任正非自己背着军绿色的旧书包去推销这款产品。为了解决销路问题，他开始接收代理商。1991年12月31日晚上，华为举行庆祝BH03交换机上市成功，会上，他站在一个纸箱子上，喊道：
不拼，就活不下去！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只能产生普通的劳动者，不可能产生科学家、工程师，更不可能完成产业升级……20年后，全球通信产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
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要和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
——2011年12月，任正非《一江春水向东流》
1992年，任正非邀请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和学生来华为参观和访问。华中科技大学教师郭平留了下来成为项目经理，当时负责HJD48交换机研发，不久成为生产制造部负责人，后来成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又请来了自己的同学郑宝用，郑宝用后来成为首任中央研究部负责人、常务副总裁、副董事长。1992年，华为的总产值1个亿，总利税超过1000万。1993年初，华为270多名员工在深圳市蛇口的一个小礼堂里，召开1992年总结大会，任正非在主席台上只讲了一句：“我们活下来了！”，同时决定研发局用交换机，进军公用电话电信领域。会上颁发了100枚在香港定制的闪闪发光的金牌给优秀员工以及支持公司起步的香港鸿年公司的老板。华为公司的旁边有一家亿利达集团公司，任正非从它那挖来了徐文伟，负责硬件。为了挖掘人才，任正非还设置了“人才推荐奖”。这一年，李一男正式加盟华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生王文胜负责软件，和郑宝用，形成了华为的铁三角。三人合作研发了JK1000，使用模拟电子技术。正是这款产品，让任正非尝到了没有跟上时代脚步的错误。当时一名工人曹贻安给任正非建言要他关注数字电子技术，后来被升职为副总工程师。孙亚芳带着200万资金加盟华为。当时资金紧张，华为的工资是发一半，另一半记在账上，任正非把另一半记账的工资转换为华为的股份，辞职时可以取回股份兑换现金，这就是华为“人人股份制”的由来，这种政策造成了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为了解决华为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孙亚芳建议可以和电信局一起，组建一个合资公司，不久，华为和17省市的电信局组建了“莫贝克”公司，17省市电信局注资了3900万元。1993年5月，任正非主持召开市场部经理会议，正式推出JK1000局用机，之后卖出200多台，因为技术和市场的原因，JK1000局用机失败了。
1993年，华为研发数字交换机，取名C＆C08，包含三个意思“农村和城市”、“计算机和通信”、“中国和通信”。1993年10月，交换机拿到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开局。但是经常断线和死机。郑宝用亲自带队十几名工程师现场调试，两个月后，C＆C08交换机可以正常工作了。接着C＆C08交换机落户邳州市。
1995年，任正非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彭剑锋、包政、吴春波等教授到华为授课。1996年3月，任正非邀请彭剑锋、包政、吴春波、黄卫伟、孙建敏、阳杜等组成华为《华为基本法》起草小组，黄卫伟主笔。1998年完成。《华为基本法》完成后，任正非在华为总部新基地门口立了一块石碑，上书：“一个企业长治久安的基础是接班人承认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并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
收购港湾网络公司
1998年，由于李一男和任平、郑宝用的矛盾，任正非将其调离中央研究部，去负责市场方面的产品部兼任行销部总裁。李一男在产品部和同事格格不入，在2000年向任正非提出辞职。任正非派手下的副总裁轮番上阵和李一男交流无果，在深圳市五洲宾馆给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同年年底，李一男带着分红和股权结算1000万元在北京成立“北京港湾网络有限公司”，一开始做华为企业网产品的高级分销商。2001年，李一男开始从华为挖人才，包括国内市场主管副总裁彭松、通信部总经理路新等。同年，美国华平投资公司给北京港湾网络有限公司注资1600万，龙科创投注资300万。2002年，面对港湾网络公司抢夺市场和挖人，任正非下令收回华为授予港湾网络销售华为产品的代理权，并且成立“打港办”阻击港湾网络公司。港湾网络公司选择去美国上市来圈回资金挽救公司，但是在其两次申请上市的过程中，美国证监会都收到大量匿名信，指出港湾网络公司侵权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上市失败。2005年，任正非以100万的价格将港湾深圳研究所的语音小组全部挖到了华为。2006年5月10日，任正非在杭州市华为3COM总部会见李一男，6月6日，华为以17亿元的高价收购了港湾网络公司。同年9月，李一男到深圳坂田华为公司总部上班，出任华为副总裁首席电信科学家，不久之后调到北京，在两年的收购绑定期后，李一男离开了华为。
应对思科公司
2002年，华为产品登陆美国市场。同年6月参加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电信设备展，思科系统公司的总裁钱伯斯亲自到展台探查华为的产品。同月，华为美国分公司Future Wei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成立。2003年1月，思科系统公司聘请美国研究知识产权的律师，向得克萨斯州马歇尔联邦法院递交了长达70多页的针对华为的诉状。任正非召开高层会议，最后决定“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徐文伟等人率队到美国应对诉讼，同时他还负责和美国3COM公司谈判讨论合作。2003年3月20日，华为和3COM正式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经营数据通信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2003年10月1日，双方律师对源代码比对工作结束，华为的源代码是“健康的”，次日达成初步和解协议。2004年7月月底达成最终和解协议。
拓展国际市场
任正非瞄准国际市场分四步走，首先是临近的香港市场，第二是俄罗斯和南美洲，第三是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第四是发达国家。为了进军国际市场，任正非提出了“华为全球化”的思想：全球化的管理、全球化的研发、全球化的人才、全球化的销售和全球化的企业文化。从1996年以来，任正非先后聘请IBM等美国、英国十多家咨询公司对华为的研发、供应链、财务以及市场体系进行持续不断的变革，实行和IBM一样的集成产品开发系统、集成供应链、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质量控制。2003年，IBM专家撤离华为，业务变革项目宣告完成。
1996年，任正非带领华为第一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舞台，他和李嘉诚旗下的和记电讯合作，华为给它提供窄带交换机为核心产品的商业网产品。1997年，任正非派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早在3年前，他就瞄准了俄罗斯巨大的市场，因经济困难，俄罗斯已经很多年没有升级改造了。这一年，俄罗斯连续遭遇三次金融危机打击，许多国际企业都撤离了俄罗斯。4月8日，任正非到俄罗斯乌法市，参加华为和俄罗斯合资公司“贝托华为”的签字仪式。1998年8月，华为在也门和老挝中标，迎来了国际市场的零突破。2000年10月20日，任正非在欢送海外将士出征大会上发表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的讲话，指出“一个企业需要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才能发愤图强；一个民族需要汲取全球性的精髓才能繁荣昌盛；一个公司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商业生态系统才能生生不息；一个员工需要具备四海为家的胸怀和本领才能收获出类拔萃的职业生涯。”2003年2月，希腊雅典奥运会承办方购买了华为全套的GSM设备。2004年12月，美国CDMA运营商NTCH宣布由华为承建CDMA2000移动网络。2005年4月28日，华为成为英国电信“八家企业短名单”的一家。同年，华为和法国LDCOM公司合作参建法国国家干线DWDM传输网。
2000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3位。个人财产估计为5亿美元。2005年，任正非和章子怡入选《时代》周刊“世界最具影响力100人”名单。2011年，任正非以11亿美元首次进入福布斯富豪榜，排名全球第1056名，中国第92名。
“轮值CEO制度”，他们更多的是着眼公司的战略，着眼制度建设。将日常经营决策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各业务集团、区域，以推动扩张的合理进行。这比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败也是这一人的制度要好。
——2011年12月，任正非《一江春水向东流》
2011年12月，任正非撰写《一江春水向东流》，经过一级、二级、三级管理团队的审阅修改后，发布在公司内部，正式宣布实行“轮值CEO制度”，在公司创立之初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后，解决了权力分配和团队管理的两大问题。一旦董事会形成决议，CEO必须遵从。“轮值CEO制度”借鉴了美国政党轮替制度，避免了公司长期由一个人掌舵，解决了“山头文化”问题。建立“轮值CEO制度”后，任正非也从公司的日出管理事务中解脱了出来，专心钻研华为的发展战略问题。
2015年1月，任正非与BBC主持人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讲话，称不会让中国政府去用华为的电信网络，听美国的秘密。
201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之一。
家庭
任正非第一任妻子为孟军，为四川省前副省长孟东波之女，两人育有一子一女，长女孟晚舟后来成为华为副董事长，次子孟平，长大后改回父姓任平。
第二任妻子为姚凌，育有一女姚安娜（Annabel Yao，1998年1月14日-）。姚安娜原名姚思为，曾练习芭蕾舞，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专业，2021年1月签约天浩盛世出道。
2018年12月，有报道称任正非现任妻子为苏薇。但任正非在2019年5月21日接受采访时称其一生共有2次婚姻，现任妻子为姚凌。
个人生活
任正非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阅读，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文方面的书籍。下班后，不是看书就是看电视。几十年来，任正非出差时必带的物品就是书籍，基本一个星期读一二本书，每天看几本杂志。任正非自己说：“我阅读速度非常快，书读得很多，不知哪本书影响了我，哪件事影响了我，思想是怎么生成的。我脑袋里产生的想法我也找不到源头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