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开国帝王，一般来说是指打天下，改朝换代、称王称帝的第一代国君。但也有例外。比如项羽和曹操，他们并没有称帝。但本文仍把他们列为开国帝王。一是根据他们生前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二是源于旧史家给他们的“待遇”，如司马迁的《史记》为项羽作“本纪”、陈寿的《三国志》为曹操作《武帝纪》，就都把项、曹作为帝王来对待的。
汉代以前的开国帝王，有夏禹、商汤、周武、秦皇等。这几位或有可能赋诗作歌，据说秦始皇就曾写过一首《造仙真人歌》。不过他们都没有作品传世，所以只能付诸阙如。自汉至清，开国帝王有五十多位。按其出身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出身于公侯将相之门。他们在未成帝业之前，或是由于军功显赫而手握重权。或是由于世袭封爵而荣耀在身。这些人大都从小受过诗书熏染，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如齐高帝萧道成、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等。他们想援笔赋诗，殊非难事，但或许是胸怀大志，蓄意权谋，视诗文为末技，不屑制作；或许是戎马倥偬，军务缠身，无暇潜心艺术，所存的诗作并不多。（曹氏父子和梁武帝是例外）另一类是出身下层平民，“崛起布衣”，“起自陇亩”，如汉高祖刘邦、宋武帝刘裕、明太祖朱元璋等。这些人出身贫苦，幼年失教，不要说写诗作文，就连读书识字也很困难。然而他们中一些人，日后经过学习，提高了文化水平，不仅能够吟诗作赋，而且鉴赏能力也不低。宋武帝刘裕就是突出的例子。刘裕年轻时种过田，打过柴，喜赌博，爱斗殴，几乎目不识丁。但当了皇帝以后，却能够“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并对当时的名士颜延之说“希逸（谢庄）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唐，孟棨：《本事诗.嘲戏第七》)，可见其鉴赏诗文的能力已经不低，也可见其文化程度提高之快。还有些人通过学习，不仅自己能够起草诏书军令，也能够提笔赋诗，有些篇章还写的很好，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历史上凡是称为开国创业帝王的，应该说都是胸有大志（也可以说是有野心）的人物。“诗以言志”这些志向高远的的人物题笔赋诗之际，他们的抱负、理想、宏愿就很自然地流露笔端。因为他们心怀大志，所以其诗作也不同于一般的诗词创作。他们的诗作都有自己强烈的独特的特点。他们或借物言愁，抒发自己身处逆境，壮志不得申的忧思；或对景咏叹，表达自己希望得到贤臣良将的辅佐，与其共定天下的的渴念。有些诗虽然技巧欠佳，有粗率之嫌，但却境界开阔，质朴可爱；有些诗虽然写得婉转悲凉，但却自有一股慷慨壮建之气潜伏于内。也就是说，这些帝王的诗作自有开国创业的气象，这在一般守成继业之君或亡国丧身之君的诗作里是很难见到的。
一、     项羽
项羽是一位豪气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秦末风云变幻、群雄并起的大环境下，他以拔山之力、盖世之气，突起于垄亩之中，没有任何凭借，很快就摧毁了暴秦的政权，于是宰割天下，分封王侯，号称“西楚霸王”。正因为如此，项羽虽未成帝业，但司马迁在《史记》中，仍把他列入“本纪”，作为帝王来看待。而我们在评论开国帝王的诗词时，也就不能因为他未登帝位就予以忽略。
项羽传世最著名的诗篇就是《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楚汉相争，开始时项羽节节胜利，刘邦几为其所掳。后来由于项羽骄傲自满，刚愎自用，导致其战略上连续失误，而刘邦则逐渐转败为胜，最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一战，楚军全军覆没，项羽逃至乌江自刎而亡。《垓下歌》便是项羽被汉军围困垓下，军帐夜饮，对其爱姬虞姬所唱。全诗“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一），是项羽这个悲剧英雄的一曲绝唱。据说虞姬当时也有和歌：
汉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虞姬所唱曲子的歌词，出于一本名曰《楚汉春秋》的史书。虽然正史中没有提到虞姬的结局，但是出于对这首歌词的理解，后人大多认为她是自杀了。所以才有《霸王别姬》这一出戏文。
项羽和虞姬，英雄与美人的命运，引起了后人的唏嘘感慨，也成为戏曲小说中常见的题材。而这首《垓下歌》，则历代传颂，成为脍炙人口的诗篇。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定律：成者王侯败者贼。统治者也利用着人民的这种心理，政治斗争中的胜利者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贬低失败者，甚至不惜无中生有，造谣诬蔑。翻开史书，我们看一看失败者的历史，几乎一律是恶行劣迹。唯一的例外就是项羽。他在与刘邦争夺天下的斗争中失败了，可是在刘氏王朝所写的史书中，项羽仍旧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项羽是中国最后的一个贵族。 属于早已离我们而去的另外一个时代，一个令我们无法理解的时代。翻开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千金一诺，以身赴难，士为知己者死等等令人可歌可泣的壮举，在先秦的历史事件中随处可见，在以后则很难发现。
与为了成功不计手段的刘邦相比，项羽身上不带有一点刘邦的那种无赖气质，他所有的就是一种豪放的、直率的、高傲的、自爱的贵族气质。

二、        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是一位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封建开国帝王。他家中世代以务农为业，青少年时与《诗》、《书》无缘，以后在戎马生涯中也无暇读书识礼，而他本人也一向重武轻文，甚至慢待、羞辱读书人。但就是这样一位与诗文无缘而且轻视文学的帝王，却写出了千古传颂的名作《大风歌》和《鸿鹄歌》两首诗。“《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
1、《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诗是刘邦称帝后第七年（公元前195年）所作。当时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亲自率军征讨，英布败逃，刘邦命其部将乘胜追击，自己则班师回朝。归途中，他停留在自己的故乡沛县，在沛宫里摆下筵席，招待故乡父老。在筵席上，刘邦击筑起舞，慷慨悲歌，并表示要把沛县作为自己的私邑，让这里的人民世世代代免除徭役赋税。
刘邦在衣锦还乡的筵席上所唱的，就是《大风歌》。全诗仅三句，二十三个字，是一首楚辞体诗歌。这首诗纯属口语，毫无文饰，是汉高祖内心感情自然迸发的英雄诗篇。历代诗文品评家无不对其推崇备至。宋代陈岩肖认为：“汉高帝《大风歌》不事华藻，而气慨远大，真英主也（《康溪诗话》卷上）；朱熹则说：汉高祖的《大风歌》是“自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其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楚辞集注》卷一）明代的胡应麟更称誉《大风歌》是“千秋气概之祖”。（《诗蔽》内编卷三）
《大风歌》对后世影响很大。历代的封建帝王，在荣归故里之际，往往效法汉高祖，大摆筵席，宴请故旧亲友。有些君主也吟诗作赋，以《大风歌》来比附自己的豪迈情怀，讴歌自己的文治武功。比如周明帝宇文毓的《过故宫》、唐太宗李世民的《幸武功庆善宫》、唐玄宗李隆基的《巡省途次旧宫赋》等，都是此类作品。历史上一些英雄志士、诗人墨客也喜欢《大风歌》，他们也常常借用《大风歌》的诗意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比如李白的《胡无人》、洪秀全的《时势诗》、朱德的《赠友人》等等。

三、        齐高帝萧道成
史书称其喜怒不形于色，深沉寡言，博学，善文章，工书法。
现存诗两首。
1、《塞客吟》
此诗为杂言歌体，大约作于宋明帝泰始年间。当时萧道成任南兖州刺史，颇受宋明帝猜忌。泰始六年（470），宋明帝下诏征萧道成为黄门侍郎，入朝任职。萧道成接到诏书后，十分恐惧，不欲内迁。此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怪樊笼之或累，怅遐心以栖玄”，借景言情，表达了自己身为朝廷所左右，壮志难伸的抑郁、怅惘的心情。
2、《群鹤咏》
八风舞遥翮，
九野弄清音。
一摧云间志，
为君苑中禽。
此诗写作时间略晚于《塞客吟》，是作者见河泽之中有群鹤栖息有感而作。该诗以群鹤自比，且咏且叹，既显示了自己的“云间”之志，又透露出恐怕为“苑中”所囿的忧惧不安。齐高帝萧道成灭宋建齐，知创业之艰难，所以称帝后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说过：“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可惜天不假年，萧道成称帝不久便死去了。

四、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可以说是堪称翘楚，不在另三位开国皇帝之下。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他很好学，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为他的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梁武帝的诗赋文才，颇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4——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八位，如谢眺、沈约、任眆、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
梁武帝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
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
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建康周围，此地相袭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郢、樊、邓几个主要地区，是南朝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子夜四时歌。冬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襄阳蹋铜蹄歌》）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梁武帝的七言诗。梁武帝有十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著名：
        东飞伯劳西飞燕，
黄姑织女时相见。
谁家女儿对门居，
开颜法艳照里闾。
南窗北牗挂明光，
罗帷绮帐脂粉香。
女儿年几十五大，
窈窕无双颜如玉。
三春已暮花从风，
空留可怜与谁同。
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七言诗。此后，宋、齐时鲍照、汤惠林、释宝月等人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梁武帝，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虽然是开山之作，但全诗逐句押韵，未免显得单调，缺乏婉转咏叹的情趣。梁武帝的七言体诗 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粱简文帝）、萧绎（粱元帝），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梁武帝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梁武帝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佞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信道佞佛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没有什么艺术可言。
梁武帝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不乏上乘之作，如“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首夏泛天池诗》）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梁武帝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
历代文史学家，对齐粱诗总的评价不高，大都以为其“嘲风月，弄花草”，“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白居易语），这是很有见地的。齐粱诗人缺乏匡世救时的崇高理想，也缺乏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心，因此反映社会现实及言志述怀之作便不多见，充斥当时文坛的是大量的山水、咏物、艳情之诗。梁武帝的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来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齐粱诗歌的特点。这当然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然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并未受过太多的打击；其灭齐建粱，也只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非常顺利。所以，梁武帝的诗歌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 少“风云之气”，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五、        隋文帝杨坚
史称其外质朴而内明敏，有大略。今存诗一首。
     宴秦孝王于并州作
     红颜讵己？
     玉貌须臾；
     一朝花落，
白发难除。
明年后岁，
谁有谁无？
这首诗是隋文帝在开皇十年（590年）巡视并州（今山西太原），宴请秦孝王杨俊（杨坚第三子）和子相时所作。诗中流露出岁月无情、青春难再的忧思。说来也巧，隋文帝作此诗之后的第二年，子相死。开皇二十年（600年），秦孝王也因病身亡。正应着“明年后岁，谁有谁无？”的话。
这首诗为四言体，全诗仅六句。明白如话，毫无文饰。是作者感情的真实流露。

6        唐高祖李渊
史称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愚意以为，大唐王朝的建立，李渊实在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李世民的作用再大，也不能超过乃父。因本文无意讨论这个问题，此不赘述。
《全唐诗外编》卷一录其诗一首：
   为秦王制诗
圣德合天地，
五宿连珠见，
和风拂世民，
上下同欢宴。
这首诗大约作于武德元年（618年），是其子世民初封秦王时所作。该诗既表达了作者建立新王朝的得意心情，也寄托了对爱子的希望和期待。品味全诗，觉得它虽然写得雍容典重，但终不脱五言祝辞之窠臼，而且庙堂气十足，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

七、南唐烈祖李昪
李昪，字正伦，小字彭奴，本姓不知。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自幼家境贫寒，六岁丧父，八岁丧母，从此成为流浪儿。曾一度栖身濠州（今安徽凤阳）名刹开元寺，初为吴王杨行密收容，但为杨氏诸子所不容，又被杨行密推荐给部将徐温。李昪从此改姓徐，名知诰。徐温死，他继掌朝政，受封齐王。吴天祚三年（937年），废吴帝杨溥自立，改国号为齐。后自称系唐宗室后裔，改姓名为李昪，并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为五代十国时的强国之一。
李昪从小便聪明伶俐，具有超群的智慧和才华。据说他在为徐温总管家务时，就忙中偷闲读书习字，操练骑射，立志将来能有更大作为。他曾亲笔录写了一条咏瀑布的条幅，挂在居室内，作为座右铭以激励自己：
溪涧岂能留得住？
终归大海作波涛。
他还亲笔书录另一个条幅挂在居室内，也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这便是他十岁时的诗作《咏新竹》中的一联：
栖凤枝梢犹软弱，
化龙形状已依稀。
从这两个座右铭中，便可见其少年时就有远大抱负。
《全唐诗》卷八录其诗作一首：
        咏灯
一点分明值万金，
开时惟怕冷风侵。
主人若也勤挑拨，
敢向尊前不尽心。
这首诗据说是在李昪九岁，徐温令其取火掌灯时所作。该诗先说灯光照明的宝贵价值，接着说灯焰初放时微弱怕风，需要有人小心保护。结尾两句写灯燃久了会转暗，如果主人能经常挑拨灯芯，剔除灯烬，它就会向主人当面尽心，重放光明。此诗通篇不见“灯”字而灯的特性自显。语言也通俗易懂。诗作借物言志，以灯自喻，委婉含蓄地向徐温表示：如果你能够好好栽培重用我，我一定尽心报答你的恩情。徐温见而异之，遂不以常儿相待。李昪不仅在青少年时代就以“文艺自好”，当政后对文学艺术仍是兴趣不减。他广泛收集文献、图籍、古玩，在金陵当节度使时就创立了“建业书房”，藏书三千多卷。南唐日后成为“六经臻备，诸史条籍，古今名土，辐辏绛帷”的文献之地，在李昪时期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昪的儿子李璟、孙子李煜这两个在我国词史上享有盛名的词人，也就是在这样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氛的世家之中成长起来的。

当战争的阴霾在江淮大地上消散以后，李昪便发誓不再轻易动用刀兵，以免生灵枉遭涂炭。他经常教诲臣下：“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掠地，使肝脑异处，膏涂草野？”
941年夏天，吴越京师大火，多日不息，宫室、府库、铠甲‘仓廪焚烧殆尽。吴越王钱元瓘惊悸而死。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南唐诸臣纷纷请求出兵，扬言：“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李昪却说：“众卿所言何其凶残也！奈何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横生屠戮，朕所不忍；救灾睦邻，方是圣贤之道。”他不仅没有出兵征伐，反而派人吊唁慰问，资助吴越度灾，重建京师。有的臣下对李昪这种反常举动迷惑不解，背后讥刺他说：“田舍翁，安能成大事？”（《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南唐世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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