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化
      西夏文化深受汉族河陇文化及吐蕃、回鹘文化的影响。并且积极吸收汉族文化与典章制度。发展儒学，宏扬佛学，形成具儒家典章制度的佛教王国。然而也是崇尚儒学汉法的帝国，立国前积极汉化；虽然夏景宗为了维护本身文化而提倡党项、吐蕃与回鹘文化，并且创立西夏文、立番官、建番俗等措施；但自夏毅宗到夏仁宗后，西夏已经由番汉同行转为普遍汉化。文学方面以诗歌和谚语为主。在艺术方面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有丰富的佛教壁画，具有“绿壁画”的特色。此外在雕塑、音乐与舞蹈方面都独特之处。
     西夏起初是游牧部落，佛教在1世纪东传凉州刺史部以后，该区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在西夏建国后开始创造自己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内蒙古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西夏是时期兴建大量的佛塔与佛寺，以承天寺塔最有名。在额济纳旗黑水城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另外西夏也大力发展敦煌莫高窟。公元1036年西夏攻灭归义军后，占领瓜州、沙州，领有莫高窟。从夏景宗到夏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中原文化与畏兀儿、吐鲁番风格。此外，表现西夏文化的还有西夏文，又称蕃书。西夏设立蕃学和汉学，使西夏民族意识增强，百姓“通蕃汉字”，文化也增加了许多。
     李元昊曾经颁布秃发令，命令全国男人三天内必须秃发，违者格杀勿论。西夏还设立蕃学和太学。史家戴锡章《西夏记》曾言：“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相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
西夏思想与教育
      西夏儒学的发展是一种处在儒家影响下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从李继迁伊始至西夏末年，历代帝王莫不学习与模仿汉制。例如李继迁时“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西夏党项世代皇亲宗室，崇拜孔子，钦慕汉族文化。[97]  除了崇儒尚文，还编写了一些融合和宣扬儒家学说的书籍，如《圣立义海》、《三才杂字》、《德行记》、《新集慈孝传》、《新集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其儒学经过夏景宗、夏毅宗、夏惠宗与夏崇宗的提倡，到夏仁宗之时出现盛况。
      夏景宗在建立官制的同时设立了蕃学和汉学，作为文化培养的摇篮。以博学多才的野利仁荣主持蕃学以重视蕃学，并于各州蕃学里设置教授，进行教学。西夏大致设立了五种学校：蕃学、国学、小学、宫学、太学。西夏建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的需要，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在中后期还发展科举制度，夏崇宗后期开始设童子科实行科举考试，公元1147年夏仁宗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西夏后期基本以科举取士选拔官吏，不论蕃汉及宗室贵族由科举而进入仕途成为必然的途径。
西夏文学、史学、文字
      西夏崇尚汉文化，但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大多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比较有名的有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大颂诗》。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其中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被西夏学学者用来研究党项历史源起。另外还有赞美重建太学的《新修太学歌》，具有宫廷诗的风格。夏崇宗重视文学，本人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
      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的各种面向、并涉及百姓生产、风俗与宗教等内容。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是由西夏人梁德养于1176年初边、1187年由王仁持补编，共有364条，其内容有“谚语不熟不要说话”的记载，“千千诸人”、“万万民庶”都离不开谚语，凸显出谚语对西夏人民的重要性。
     西夏皇帝十分重视西夏国史的编撰工作。斡道冲于李德明时期就掌管撰修西夏国史之职，其后代亦同。夏仁宗时设置翰林学士院，命王佥、焦景颜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纂修国史，负责修《李氏实录》。1225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官后，撰写《夏国世次》，可惜已失。
     西夏立国前夕，夏景宗为了建议属于本国的语言，派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结构创建西夏文，于公元1036年颁行，又称“国书”或“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六书构造，但笔画比汉字繁多。西夏文学家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创制后，广泛运用在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镌刻碑文，铸造钱币、符牌等也都使用西夏文。夏廷又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翻译汉文典籍与佛教经典等。为了翻译汉夏文字，又有骨勒茂才于公元1190年所撰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内容相同。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表明本书目的在于便于西夏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是现今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钥匙。  
西夏礼仪
     西夏建国，正需要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展开大规模的掳掠和镇压，保守的儒学当然完全不适合新兴的西夏国的需要。元昊和野利仁荣极力消除儒学的影响，顺应本民族的发展需要，也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仪服——元昊建国称帝，不再采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红里的毡帽，脑顶后垂红结绶。这是采择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员的服式也有规定。文官戴戴幞头（幞音符f*），穿靴执笏，穿紫衣、绯衣，基本还是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照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平民穿青绿衣，以分别贵贱等级。
     制礼乐——元昊又参用宋制，改定朝仪。每六日，官员朝见皇帝，称“常参”。九日朝见，称“起居”（问候皇帝起居）。凡吉凶、嘉宾、宗祀、燕享等，改宋九拜礼为三拜。
      德明时，礼乐都照宋制。元昊对野利仁荣说：“本族风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事。唐宋的缛（音褥r））节繁音，我很不喜欢。”元昊下令废除宋朝的五音，改为一音。
     建蕃学——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后，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党项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选拔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学成之后，出题试问。学习精良，书写端正者，酌量授给官职。 。

西夏宗教
      西夏人大致上以佛教为主要信仰，在建国之前则是以自然崇拜为主。党项族在唐朝四川松潘地区时，就以“天”为崇拜。当党项族迁移到陕北之后，由自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信仰。在建国之后，仍然崇尚多神信仰，有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自然神。例如夏景宗曾“自诣西凉府祠神”。夏仁宗曾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除了崇拜鬼神，党项族还崇尚巫术，并且备受重视。党项族称巫为“厮”，巫师被称为“厮乩”，是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主要负责驱鬼与占卜。在战争前实行占卜以问吉凶，于战争中经常施行“杀鬼招魂”的巫术。
      除了佛教以外，西夏也包容其他宗教。西夏有流传道教，例如夏景宗之子宁明就是学习道家的辟谷术而死。《文海》解释“仙”字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在西夏晚期，在在沙州和甘州一带还有流传景教和伊斯兰教。例如《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敦煌（唐古忒省）与甘州有部分景教和伊斯兰教徒。

西夏经济
      西夏的经济是以畜牧业与商业为主力，对外贸易易受中原王朝的影响，垄断河西走廊与北宋的岁币为西夏经济带来很大的帮助。农产品主要有大麦、稻、荜豆和青稞等物。药材和一部分手工制品也特别有名。西夏在冶炼、采盐制盐、砖瓦、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金银木器制作等手工业生产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庆历和议后，宋廷设置榷场，恢复双方贸易往来，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夏崇宗与夏仁宗时期，西夏经济大大的发展，四方的物品会集到首都兴庆，进入西夏经济最鼎盛的时期。
      西夏手工业西夏手工业分官营民营两种，主要以官营为主。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供西夏贵族使用，其次则是生产外销。手工业门比较齐全，夏仁宗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即分类详细。手工业以纺织、冶炼、金银、木器制作、采盐、酿造、陶瓷、建筑、砖瓦等为主，兵器制造也较为发达。
      西夏的青盐是宋夏边界人民最喜欢的商品，也是西夏重要的财源之一。主要产地有盐州（宁夏盐池北）的乌池、白池、瓦池与细项池，河西走廊和西安州（宁夏海原西）的盐州与盐山，灵州（宁夏吴忠市）的温泉池等等老井。所出产的青盐味甘价贱，比宋朝的河东解盐更具欢迎，另外西安州的碱隈川还产白盐、红盐，只是质量不如青盐。西夏青白盐除了供西夏人民食用外，主要用于同宋朝、辽朝、金朝进行官方贸易，其中运往宋关中地区最多，并以此换回大批粮食。宋廷为此禁止从西夏进口青盐，宋人只能透过走私进口，牟取暴利。西夏的毡毯是外销的名贵商品，其中以白骆驼毛制成的白毡于《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有“为世界最良之毡”的美称。西夏矿产比较丰富，所以其兵器制造业，如神臂弓、旋风炮以及劲弩不能射入的冷锻铠甲均为世人称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国剑”，锋利无比，贵重一时，当时就为宋人所珍视。
      西夏印刷业颇为发达，西夏人为了吸收汉族文化，并且维护自己的文化，用夏汉两种文字雕印书籍。为了发展印刷业，夏廷还设置刻字司以专司出版，另外私人和学校也可能刻印书籍。刻书种类繁多，有佛经、汉学经典、文学诗书、音韵、卜筮咒文、医学技术等等书籍，其中以佛经数量最多。如1189年夏仁宗就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散发蕃汉《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十万卷，汉《金刚普贤行诵经》、《观音经》等五万卷。
      西夏本来没有瓷器，主要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庆历和议后，西夏自汉族学得制瓷技术。夏毅宗时期开始发展制瓷业，主要以兴庆为生产中心。从考古出土的陶瓷看，西夏烧制的瓷器大多以白瓷碗、白瓷盘等等为主。其瓷器技术上比不上宋瓷，但朴实凝重，形成独具一格的西夏瓷器。
冶铁和金属制造业
       景宗在夏州东境曾置冶铁务，管领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现存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有锻铁图，图中二人持锤锻铁，一人在竖式的风箱后鼓风。1976年在夏王陵区出土的鎏金铜牛，形体硕大，重达一百八十八公斤，形态逼真，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冶铸工艺水平。
陶瓷业
      灵武县发现的夏国瓷器，器壁很薄，瓷胎呈灰白色，胎质欠细腻，有的成型不规整，釉为白色，但不稳定，器表下部及圈足部分都不挂釉，器底有砂痕，其质量显然不能与宋瓷相比。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发现的酱褐色釉剔花瓶，瓶身上刻有牡丹花纹画式，其形制与花式凝重大方，是夏国瓷器的精品。
雕版印刷业
       夏国从宋、金输入大量汉文典籍。金平阳的印本在夏国销行。夏国刻印书籍，以佛经为多。现存的印本书籍有崇宗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刻行的《音同》，仁宗乾祐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刊行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桓宗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雕印的《密咒圆因往生集》等。乾祐二十年，仁宗就大度民寺作大法会，一次就散施刻印的夏、汉文《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十万卷，汉文《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五万卷。佛经之外，还刻行诗、文、小说、谚语、文字、音韵、法律、医术、日历、卜筮、咒文等书籍，以及大量以西夏文翻译的汉籍，包括儒家经籍、诸子、史传、兵书、医书以及版画等等。政府设有“刻字司”，作为官家的出版机构。
西夏货币
       由于西夏领有丝路商业要道河西走廊，再加上国内只盛产畜牧，对于粮食、茶叶与部分手工品的需求量大，所以对外贸易是西夏经济的命脉之一，主要分为朝贡贸易、榷场贸易与窃市。西夏国内的城市商业十分繁荣，兴庆、凉州、甘州、黑水城都十分兴盛。商品以粮食、布、绢帛、牲畜、肉类为大宗。西夏可以借由掌控河西走廊以管理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与北宋、辽朝、金朝、西州回鹘及吐蕃诸部有频繁的商业贸易。由于西夏过度垄断河西走廊，使得部分西域商人改走柴达木盆地，经鄯州（青海西宁）沿湟水而到达宋朝的秦州（陕西天水），史称吐谷浑路。
      比较大宗且稳定的贸易为榷场贸易，西夏与北宋、辽朝和金朝的边境地带设有共同使用的榷场进行和市，例如与宋朝制定的保安军（陕西志丹）、镇戎军（宁夏固原）、麟州、延州等地的榷场；与辽朝在辽西京西北的天德府、云内和云中西北的银瓮口、过腰带与上石楞坡等地的榷场等。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贸易场地和牙人评定货色等级，由双方官府派遣的监督、稽查人员共同管理市场，征收税务。贸易内容以牲畜、毛织品、药材为大宗。而“官市”以外的商品种类不受此限。金灭北宋后，由于南宋与西夏隔绝，西夏对外贸易掌握在金朝手中，经济上不能不依赖于金朝。1141年金朝同意开放保安军、兰州、绥德、环州与东胜州的榷场。公元1172年金朝金世宗以保安军、兰州、绥德不产布为由关闭这些榷场，认为以纺织品换取西夏的奢持品不划算。这使得双方关系紧张，在夏仁宗末期战事不断，十年后才恢复正常贸易。最后比较大量且分散的是“窃市”（私市），也就是非正式市场与走私贸易，例如青盐贸易即采取走私方式换取宋朝的粮食。
       由于西夏商业的兴盛，作为流通的货币也十分重要：一类是本国铸造的西夏货币；另一类是从宋、金进口的货币。早在夏景宗时期即铸照货币，各代皇帝除了夏献宗、夏末帝之外都有铸钱实例，夏仁宗还于1158年设立通济监铸钱。西夏钱币的铸造大都比较精美，而且书法俊逸、流畅。面文为西夏文的钱币已经发现有五种，分别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以及“天庆宝钱”。
西夏天文气象
      在天文气象方面，主要是学习宋朝的天文与历法。西夏人设置司天监以观察天文，并列有分析、解释天文的“太史”“司天”和“占者”以分析天文。在骨勒茂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天相中》有详细地记载对天文星象的记载。例如将天空分为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等方位，每个方位设有7个星宿。在气象方面也有详细的分析，例如风有和风、清风、金风、朔风、黑风、旋风；雨有膏雨、谷雨、时雨、丝雨；云有烟云、鹤云、拳云、罗云、同云，等等。历法方面，西夏至公元1004年才自北宋获得《仪天历》，这是西夏第一本历书。立国后，设“大恒历院”的机构掌管历法的编制和颁行。西夏历书采用番汉合璧历书与宋朝颁赐历书两类，其详细情形仍需研究。
西夏历法
        党项人中，沿袭古代北方民族的习惯，以十二生肖纪年；藏历对他们有着明显的影响。宋朝每年要向夏国颁发新历，在夏国行用。
西夏医学
在医学方面，西夏建国前，医学知识十分匮乏，百姓迷信鬼神党项人患病，便延请巫师驱鬼，或把患者迁避到另一间房内，以图躲避灾祸，叫作“闪病”。  在立国后，积极吸收宋朝的医学与药学，并且出版《治疗恶疮要论》等医学著作。《千金方》、《神农本草》等汉人医书传入夏国。夏国统治者还多次向金朝请求医药。并且设有“医人院”，在政府机构中属“中等司”。西夏人对病理的认知大多分成血脉不通、传染、 “四大不和”（地、水、火、风）等观点，其中四大不和是缘自藏传佛教的说法。由于西夏本身医学不如中原的朝代，所以一些疑难病症无法医治，只好求助于宋朝或金朝。例如夏仁宗时，权臣任得敬患病，久治不愈。所以夏仁宗派使者向金朝请求医疗支援。夏桓宗时，其母患病，也派使至金朝求医。  这些都表示西夏医学不如中原的朝代。
      1971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药方残页里，有治疗伤寒病的药方，药物有牛膝、椒、米等，明显地反映了汉族医药的影响。
西夏婚姻丧葬
党项人从隋唐以来，盛行收继婚制，允许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只是不娶同姓。富有家庭的男姓家长可以收养众多的妇女，实行多妻制。党项人旧俗，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西夏建国以后，皇室、贵族多改行土葬，并仿汉人制度修建豪侈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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