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6-03-08 00:41 IP属地：未知
胡适的“非典型性”
胡适的一生都包夹在论战、攻击与争议之中。除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几乎和所处的每一个时代和阶段都发生了全方位的摩擦。他不断抗议也不断妥协。事实上，胡适的脾气很好，不然也就不会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说。他性格中几乎找不到反叛的因素，而这种影响则来自他的母亲。胡适的母亲几乎就是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典范，总是用自己的隐忍和耐心化解大家族中所有的矛盾。
1928年10月，英国著名翻译家韦利（Arthur Waley）在《北京导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胡适是当世六大天才之一。
他说：“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禀赋。”
韦利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胡适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压根儿就不具代表性”。换句话说，胡适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分野，尤其是在“思考模式”上。他既有别于鲁迅、钱玄同等留日派，也不同于和他有相似经历的蒋廷黻、丁文江、梅光迪等英美同学。当然，他与后者的共识更多。韦利也对此感到困惑，所以他认为胡适是个天赋异禀的奇葩。所以，不应该把胡适当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来研究。
在这种观察下，胡适与时代的紧张关系有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他几乎就是不属于当下中国的人。但胡适又并非是一个孤独的象牙塔，正是因为他的特质，他的稀缺性，才使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破壁者，并在不断争议中成为一个时代的前瞻者与风向标。而他的格格不入，又使他不断陷入被夹击的中心。
因为他的不同，他给中国社会与思想界带来了新的空气。胡适订定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批评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而是从根本上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位；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人，他塑造了舆论，设定了时代的话题；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通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
而更重要的是，他把“自由主义”从书本搬到了现实中，形成了一场持久的社会运动。他以怀疑精神，推动理性觉醒，形成独立人格；以杂志为舆论平台，倡导自由、容忍、多元的价值谱系；通过个人影响力反对独裁，推进民主政治的形成。而他所有的努力，又都处于20世纪上半叶自由民主低潮、而专制主义时髦的时代。尤其是他的朋友们都开始为各种专制独裁鼓吹时，他依旧恪守着自由主义的理想。
在胡适周边，形成了一个个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特征的新团体，包括努力社、新月社、独立评论社以及在台湾的自由中国社。在每一个圈子中，他都是天然的核心。胡适借此又帮助中国刚刚形成的知识分子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
刘东在《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中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有趣的描述：“他总是号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但又总是注意保持个人的独立地位；总是珍重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但又总是超乎政治之外地不愿付出卷入其间的代价；总是强调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但又总是愿意以社会共同利益为准绳；总是批评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又总是保持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总是和现存的政治组织离心离德，但又总是尊重和利用现行的法律秩序；总是要求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更进，但又总是不赞成使用激进的手段；总是祈望人类历史的不断进化，但又总是渴望看到这种进步能够取道于缓慢的调整；总是在内心深处对人的生存状态怀有强烈的价值理想，但又总是倾向于在现实层面采取审慎的经验主义方法……他在小心翼翼地、左右为难地维护着个人的自由。”
这种特质性，一方面来自他的美国留学经历。去美国前，胡适还承担着那个时期青年人普遍的救国压力，以及强烈的民族情绪。而他的学问之路，甚至也是一种革命的需要。他在《四十自述》中回忆，17岁那年，中国公学里的同盟会曾经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大概，当时的革命家们还不敢自信可以包治百病，所以还愿意跟朋友订下“我去革命，你来建设”的合约。
而到了美国后，胡适逐渐从民族救亡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开始自由生长。他很快就改变了专业，从以实业救国为目的的农业转到了自己喜欢的哲学。翻一翻胡适的留学日记，就可以发现他当年的阅读有多么庞杂，活动有多么丰富。他既读《左传》、《荀子》，也读柏拉图、培根、司各特、大仲马、狄更斯和各种俄国小说；他读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李尔王》、《亨利四世》；他读谢灵运、杜甫、王安石，也读弥尔顿、济慈、歌德、海涅；读美国的《独立宣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他研读拉丁文、法文、德文，寻找各种原版作品。他仔细阅读了自由主义的经典—密尔的《论自由》，和平主义思想家安吉尔的《大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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