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4-12-01 20:12 IP属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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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余万里与王湘宁的故事(纯属讨论，请大家明鉴）
北大教授与女留学生的故事已经在网络上吵翻了天，消息来源分为两派：一派是记者，采访当事人、追踪举报事件；另一派是学生，以国关学生的身份揭露当事人面目。从记者派来看，这是个无良教授诱骗女学生实行性侵犯的故事；从学生派来看，这是个两人你情我愿的教授婚外情故事。但看完各方新闻之后，呈现在笔者眼前的却是不同于两者的另一个故事。
先从当事人的身份开始讲起。
引用朋友圈转发的一位师兄的话：“只说一点：本次事件性质系 - 两情相悦婚外情。传媒不该用“教授搞学生”的导向报道此事，余博士婚外情是事实，但他并非该女导师、也没有行政职务，而该女并非18岁小女生，而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某私募基金董事、32岁正好在北大挂读的女博士。”
这位师兄补充了新闻报道当事人所遗漏的几乎所有关键点，“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某私募基金董事”、“32岁”、“挂读女博士”。
首先搜索“察哈尔学会”，根据其官方网站介绍，这是一家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余万里副教授也是其中的一员，是很自然的想法，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百度搜索栏内输入“余万里”，联想会出现某王姓名字，结合新闻对当事人化名“王静”，可以认为该王姓名字就是当事人姓名。搜索之后，该王姓名字在察哈尔学会研究团队名单中出现，可惜相关内容已被删除，但已可以确认师兄该论断正确。
第二个身份，某私募基金董事，因为这类组织的私密性，在网络无法搜索到任何相关内容。关于她的职务，《法制晚报》略有涉及：王静是某外企的高级管理人员，家庭条件优越，在国内外多个城市有房产。在北大学习之前，王静与社会接触不多，物质条件优越，根本不需要依靠余万里。外企是否是私募基金，笔者不得而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对应得上。《北京青年报》对她的采访中提到：“2004年，我从国外来中国，在北大读本科。至今已经有十年。去年开始，我在国际关系学院读博士。”
我们不想妄加揣度，仅指出值得注意的细节，供读者思考：
作为一个女性，32岁当上高管；本科四年、硕士三年，博士已读一年，实际全职工作时间为两年；有多处房产，“表示自己不会留在北京，余万里有时候还会给她介绍楼盘，让她买个房子”，说明该外企不在北京，作为高级管理人员长期脱离岗位；作为企业高管，物质条件优越，但与社会接触很少；作为企业管理人员，学习外交学与外事管理。
这些不合情理之处，或许可以揭示出当事人的另一重身份，请看下文。
讨论完当事人的身份，让我们再看看“性侵”事件。因为学生派的文章言辞激烈，情感充沛，笔者将尽量引用记者派的相关报道。
“那天（2013年7月下旬）下午有个课题会，他第一次来宿舍找我说先碰个面，但是到我宿舍时，他突然侵犯我。”学生派的文章抓住“邀请”二字做文章，难以证实，而且即使证实也没有意义。当事人的描述虽然含糊不清，跳跃过快，姑且信之。
但不解的是，当事人并没有立即报警，继续与余万里发生性关系，到11月初发现自己怀孕，这段关系保持了16个月，当事人“一直挣扎在与余万里的不伦关系中”。笔者找到了网络上流传的两人微信聊天记录。
抱歉，图片很不清晰，不过应该能看清文字。第一张图，余万里非常热情主动，当事人却几乎没有回话；第二张图，当事人对余万里回复很多，似乎是在斥责老师，至于实际如何，请读者自断。如果让笔者作一个主观评价，笔者想用两个字：“老手”。
当事人为何维持这段关系？“我对他没有任何利益诉求。我也不在他所在的系，我们研究领域不一样，毕业论文跟他也没有关系，我没有任何地方有求于他。”从当事人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她和余万里没有利益关系而保持了长时间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学生派的解释是“你情我愿”。笔者对此的态度是，合情合理，查无实据，且不能解释当事人此后的行为。
到这里，学生派的故事已经讲完了，而记者派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请读者特别注意接下来的问题，这段关系是如何结束的？
《新京报》是如此报道的：10月24日，刘伟(化名)给北京大学纪检网站发送实名举报邮件。次日，刘伟再次以文字信函形式向北大相关部门寄送了3封举报信。11月3日，余万里短信该留学生称：“不管怎样，我要对意外到来的小生命负责。”此后北大纪委与刘伟和该留学生多次接触，了解相关情况。刘伟和该留学生向北大纪委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提出，要求给与余万里“双开”处理。
《北京青年报》是这么说的：之前朋友举报了他，他教我，如果学校调查，问起此事，就说我勾引他，我是真心爱他，现在两人已经分手了。11月3日，我发现怀孕了，立马给他打电话。他让我打胎。后来，他给我发短信说，会对孩子负责任，但实际上又让我去堕胎。绝望之后，我把这些事发布到了同学群里。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向媒体说出这一切。王静表示，11月6日，学院系主任曾打电话给她，让她从外地返京，方便学校了解举报的事情。
《法制晚报》是这样报道的：王静后来发现余万里与其他女子有“一夜情”，王静决定离开余万里。11月初，王静发现自己怀孕，并将消息告诉了余万里，余万里发短信称要对孩子负责，却打电话要求她去堕胎。11月6日，王静的朋友向北大实名举报余万里，王静到医院调养身体。
发稿顺序从上到下，不同报纸的报道甚至有所龃龉。笔者又要开始发问了。
第一，余万里对怀孕的态度，从第一篇报道的负责，到后两篇报道的假负责真推卸，为何有截然不同的变化？第二，当事人离开余万里的原因，是因为举报，还是他对怀孕的态度，还是发现了他的一夜情？第三，举报时间到底在什么时间发生？第四，11月6日当事人居然还在外地，返回北京是为了举报，还是为了调养？
这些问题笔者也无法求证真相。但可以断定的是，当事人接受媒体采访的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中必然有虚假的成分。这种变化的趋势是，余万里从对生命负责到推卸责任，从对当事人专情到滥搞一夜情，而当事人则从有意离开到被迫离开，从参与举报其中到置身举报事外。搁置内容的真伪，这种口径变化实在耐人寻味。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结，无论是记者派还是学生派，都忽略了举报人刘伟，即使提到也一笔带过。然而正是这个人，让笔者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记者派的资料显示，刘伟是实名举报的，在报道中却使用化名，自称北大毕业生，与当事人系朋友关系。学生派还补充了一点，该举报人年龄为五十多岁。如果该举报人是本科或研究生就读于北大，以年龄来看和当事人并无交集；如果举报人是在北大参加进修培训，当事人社会接触很少，所学专业不相同，相识的可能性也很小。
从举报人多次实名向校方举报，提出对余万里“双开”的严重惩罚，接受采访时表示，尚未收到北大对余万里进行行政处理的结果，对事件处理速度不满，甚至拥有当事人和余万里的聊天记录以及相关照片来看，两人的关系应该相当密切。从举报人要求严重惩罚和表示不满看得出来，举报人不是有强烈的情绪化倾向，就是对“双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而且对行政部门的处理流程不甚了解，同时是一个追求速度、效率和结果的人。
排除掉与当事人在察哈尔学会和在北大校内交往的可能性之后，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举报人和当事人是在同一家外企工作，共事多年，拥有亲密的关系。一个旁证是，11月6日之前当事人不在北京，在这天之后和举报人来到学校汇报情况，很容易联想到在此之前，当事人就和举报人在一起，而之前的分析已经得出，当事人所供职的企业并不在北京。考虑到举报人的年龄，在企业中会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很可能是他委派当事人来北大继续进修。
如果我们对举报人身份勾勒正确，再结合当事人的身份行为，第三种故事也浮出水面了。读者们也一定能够想到。我们不妨引用某老神棍作出的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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