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当我站在马路的十字路上一边等待红灯变成绿灯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少人仍然在迎着红灯昂然前行，一边帮助管理交通的老大爷也只是用手势警示这些人注意正在左转弯的车辆。

中国不是正在整治中国式过马路吗？不是有许多城市都开始对行人闯红灯进行罚款吗？怎么、怎么，“行人闯红灯”又回来了吗？

眼前的这一幕并不是个别路口的个别现象，在许多十字路口，都可以看到行人自由自在地在红灯的照射下穿梭。

2013年四五月份，中国许多城市开始大力整治行人闯红灯的现象，罚款则是整治的主要手段。不过，这种整治却遭遇到了许多行人的不了解，甚至谩骂。

红灯停、绿灯行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很少有行人真正来遵守这个规则。为什么？并不是法律没有规定，而是行人闯红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作为一种可以漠视的违规行为而存在。

2003年出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

也许有人认为，交通信号灯只是规范机动车在道路上的通行。这种误解部分来源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机动车社会保有量非常小。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是规范所有在道路上行驶或者行走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了行人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不过，我们非常不理解的是，不知者不为过。但是，经过前一段时期的许多城市大规模对于行人闯红灯的整治，每一个行人肯定都知道了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同样适用于行人。那为什么今天闯红灯现象依然故我呢？

交通路口的信号灯设置不合理，好像是行人闯红灯的一个理由。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为此还专门在某一个北京市的路口进行了试走，结果证明行人绿灯的时间不足以让一个行人在时间的规定限制之内通过马路。

不过，交通路口信号灯设置需要进行改进，好像与行人闯红灯需要禁止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因为交通信号灯设置不合理，行人就觉得找到了闯红灯的理由，那就好像是说一名贪污的官员指责检察院说，怎么没有查处另外一名受贿的官员？

那么是行人的道德水准低下？这个也看不出，因为那些过马路闯红灯的行人，大都长得慈眉善目。

他们故意违法？好像有些严重了。因为许多人都不偷不抢，肯定是守法良民。

是主管部门的错？其实交通警察对于行人的闯红灯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是想行人之所想，更是坚持法不责众的原则。

为什么要禁止行人闯红灯？关键是要保证行人的通行安全，同时要保证道路通行的效率。

有人质疑：为什么行人闯红灯现象早就存在，在2003年出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存在，甚至在1955年出台的《城市交通规则》中就有规定，为什么今天才对于闯红灯的行人实施罚款？

这种质疑好像有一点点道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道路上更多的是行人与自行车，很少有机动车，更不用说汽车了。即使到了2003年，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也还很少，只有1000多万辆。在当时的道路，自行车与行人是交通的主角。或许，正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交通警察对于行人闯红灯更多是基于一种默许的态度，表明上是不支持，但是实际操作中则更加灵活。

但是，这种执法的不严与缺乏整治的连续性与日常性，造成行人闯红灯成为交通通行中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当闯红灯一旦成为“正常”现象，谁又能够即刻纠正过来呢？而这也是中国式过马路整顿行动遭遇抵制的原因之一。

因此，“中国式过马路”固然有许多看似合理的原因，但是执法不严、放任自流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中国许多事情往往是通过运动式的方式来完成的，运动式的工作模式虽然容易迅速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但是运动式的工作模式也给被整治者造成“闪转腾挪”的机会，大规模的执法一来，大家就会好一些。大规模的执法行动一旦结束，大家就都会故态复萌。

看看这次对于行人闯红灯的治理，好像又是一阵风。罚款治理闯红灯好像已经成为过去，所有的一切又都回归以前。

为什么执法主管部门喜欢运动式的工作模式？是因为这种工作模式可以及时体现工作成绩，从而容易获得上级的认可。而且上级对于某项工作的重视，也是一阵风。上级领导那里有许多工作要做，不可能一天到晚从始至终去紧盯行人闯红灯的事情。

上级领导一旦松懈，下面执行部门就将对于那些本来已经规定好的动作做完，就算万事大吉。

醉驾整治行动为什么做得好？是因为主管部门对于醉驾行为不仅仅进行了运动式的专项治理，而且还持续坚持并成为日常的工作之一。

还有一个最大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高晓松作为社会的名人被关进了监狱。许多地方在执法方式上还进行了大胆创新，比如交通警察异地执法以避免说情现象。

比照醉驾治理，要想使得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彻底得到遏制，集中式大规模的专项治理行动是必须的，因为中国式过马路现象覆盖到的人群规模太过庞大。通过专项治理是要告诉所有的行人，闯红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治理中国式过马路决不能仅仅停留于此。

首先，罚款的方式似乎并不是对症之药。因为闯红灯的人太多，罚款方式本身就显得过于繁琐。重要的是10元、20元的罚款对违法者根本构不成任何的威慑。

因此，专项治理行动的措施必须力度大，真正触及到违法者的痛处。比如，将罚款额度提高到100元，甚至更高；同时对于这些违法者实施不诚信记录，对于重点人物予以集中曝光。

其次，必须将这些查处闯红灯的执法行为日常化，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第三，将治理行人闯红灯与所有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集中综合治理。不能在这个月治理闯红灯，那个月再治理酒驾。应该对于所有的违法行为进行日常化的全面治理。

第四，在治理过程中，尽快完善交通路口信号灯的科学设置，让行人过马路更加科学，更加有效。

虽然对于中国式过马路已经错失了很长的时间而疏忽了治理，但是今天的治理必须是一个完全良好的治理开端。查处中国式过马路必须有始有终，不能虎头蛇尾，否则中国式过马路乃至中国式交通行为很难有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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