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一大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揭秘

         　 2007年09月24日06:27 　 人民日报　 　 //news.qq.com/a/20070924/000672.htm

上世纪20年代的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供图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15位参加者，国内出席者13人，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15人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一清二楚，唯有尼克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的故事。86年前匆匆走进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这位俄国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被郑重委派来华帮助中共建党，并在“一大”有过重要发言和建议。如此重要的历史角色，却仿佛成了一个隐约的影子，一晃而过，音容杳然……以致有俄国历史学者撰文称之为“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
       于是，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第三展厅，在介绍15位出席者的版面中，14位均有大幅照片，唯独到了尼克尔斯基，成了一块醒目而无奈的空白，让许多参观者迷惑不解。
       这块历史的空白，到了今年初秋，终于将被完整地填补：俄、蒙两国学者，经由不懈的努力，几乎是同时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档案！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闻讯，均分外惊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党史理论专家李忠杰教授说，感谢俄罗斯、蒙古学者的热情帮助，也感谢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张静如教授也说，“真是重要发现，太不容易了！”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邵维正少将，听说中共创建史有如此重要发现，也格外高兴，称之为“重要成果”。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副馆长张小红，掩不住嘴角的笑意，向记者滔滔不绝地介绍这一重大发现的来龙去脉。
       寻寻觅觅，女学者发现尼氏传奇一生
      本该悬挂尼克尔斯基照片处的那块空白，一直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心病”，他们从未间断过解谜的努力。据倪兴祥回忆：上世纪80年代，还曾通过外交途径，致信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寻找。这一信息，引起了苏联有关方面的注意。
      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卡尔图诺娃曾撰文说：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华，回国后，他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卡尔图诺娃接过了这项“解谜”工作。尽管她多方努力，也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却一直没有重大突破。
     直到去年，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尼氏的传奇经历。
        原来，“尼克尔斯基”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布）党员。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
      尽管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渐渐浮出水面，但是，因为找不到他的照片，他的面貌仍然模糊不清。热心的卡尔图诺娃教授忍不住在媒体呼吁：吁请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一旦发现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请寄给我们或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柳暗花明，俄教授携照片重访“一大”会址
      今年6月29日，在一个闷热的黄梅天，转机出现了！
        小雨淅沥中，来自俄罗斯的参观者、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要求面见“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领导，称手头持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张小红闻讯，又惊又喜，一路小跑着来见这位特殊客人。
        原来，阿列克赛去年曾经来沪参观过“一大”会址。当时，同胞尼克尔斯基留下的那片“空白”，给他带来某种震撼：这个所有人都知晓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却又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人！
         哦，我要把尼氏照片送还给中国——阿列克赛暗下决心。
        原来，如同卡尔图诺娃教授一样，他也被尼克尔斯基独特的人生和谜团所吸引，一直在苦苦寻找他的下落，先后向尼克尔斯基工作过的数个边疆地区的档案馆致函查询，均无所获。直到俄罗斯有关方面向他建议，根据尼氏生平的一些线索，不妨向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问讯。这封征询信在两个月后，终于有了让他喜出望外的回函，一张光盘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氏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带有尼氏本人头像的履历表。据称，档案馆中，还有尼氏的几十页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其自传中还披露自己去过上海工作。
        张小红凝视着阿列克赛展示的尼克尔斯基照片，这个神情严肃、眼睛里透着一丝忧郁的中年人，果真是尼克尔斯基吗？
      很快，倪馆长做东，宴请阿列克赛教授。席间，阿列克赛将解谜过程和盘托出。嗣后，又应“一大”纪念馆之请，影印了另两张带有尼氏照片的档案资料。
        至此，疑虑全消——尼克尔斯基，你终于出现了！
      只是，深谙史学研究方法的倪兴祥和张小红，仍有一层担心：阿列克赛提供的，会不会因为是孤证，而不被史学界采信呢？
       好事成双，蒙古学者再添有力佐证
       想不到，时隔两个月，“孤证”便不孤了。
        8月，一个来自内蒙古的电话，让倪兴祥、张小红再添喜色：他们也找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原来，早在2001年，蒙古国人民党的一位负责人莅临上海“一大”会址参观，也发现了尼氏照片竟付诸阙如，不由回国向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著名学者达西达瓦询问，能否找到尼氏照片？
        2005年，达西达瓦到中国呼和浩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听到中国同行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
         不能让中国同行失望！这段历史不能再继续“空白”下去！
        2006年的4月、9月、10月，达西达瓦先后赴俄，“泡”在与尼氏可能有关的数家档案馆、博物馆，披阅大量相关资料，尼氏的生平事迹渐渐清晰起来。然而，他本人的照片极难查获。直到他的朋友拉·博·库尔斯利用工作便利，在鄂木斯克州的专业档案馆终于发现了尼氏的两张照片！
      达西达瓦喜出望外，立即通知他在中国的朋友，并且相约在金秋9月，一起远赴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送交这两张珍贵的照片。
       9月12日，当达西达瓦拿出照片的一刹那，倪馆长的心怦怦直跳：和阿列克赛教授提供的，会是同一个人的照片吗？
        他只用余光轻轻一扫，立时激动起来：两张照片中，一张与阿列克赛提供的尼氏在上世纪30年代的照片完全一样，另一张则是新见，是尼氏在上世纪20年代的英姿——离他参加中共一大的时间更近！
        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倪兴祥、张小红喜出望外：这个历史的悬念，终于解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从此将更加完整！而为了这个“更加完整”，国内外多少学者，做了大量艰辛的求索和研究，让他们感佩交加。
        现在，在上海兴业路那个小弄堂里，长达86年的一片历史迷雾，被轻轻拨开，化名为“尼克尔斯基”的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正向我们微笑着走来，用他深邃的目光、坎坷的人生，向世人昭告着革命者的曲折经历与牺牲精神。
        很快，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15位参加者的展示图片中，那个醒目的空白将不复存在……
                                                                         本报记者 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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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www.zgyd1921.com/

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上海地图

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生平年谱

●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区。
●1916年至1917年在第16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等当列兵。
●1920年4月转入红军。
●1921年起为俄共（布）党员。
●1921年在俄共远东区书记处工作。远东区书记处机构内设领导委员会，设中国处、朝鲜处、日本处等4个分支机构。尼克尔斯基在中国处工作。
●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3个机构来到中国，来中国时使用的名字为尼克尔斯基。同年7月23日代表共产国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话。
●1922年到1925年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在满洲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25后，在远东边区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
●1933年到1935年，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
●1935年到1937年，为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尼克尔斯基以“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为尼克尔斯基平反昭雪。
//baike.baidu.com/link?url=2j8R9KiVkRV79eBm7YAEiAiW_dej167iMYN_HZpiw24Uogc1hwWQEqRDGQUJJ-W0Nm_QkwvwOMo2H-rj8ee_ZK

追寻尼克尔斯基(图)
//cul.sohu.com/20070928/n252404040.shtml

     

有尼克尔斯基照片的档案封面。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供图

马林 (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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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k Sneevliet马林出生[td]1883年5月13日(1883-05-13)

荷兰鹿特丹逝世
1942年4月13日 （58岁）      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荷兰语：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 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3日）笔名马林，荷兰共产主义者，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马林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00年进入荷兰铁路系统任工人，并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和铁路工会。1907年，马林成为荷兰社民党首位市议员。1911年，部分荷兰工会参加了国际海员罢工，但是荷兰社民党多数成员却反对。马林厌倦了两派的争吵，决定前往荷属东印度传播革命思想。
        马林于1913年抵达荷属东印度，随即积极参加当地反抗荷兰殖民当局的活动。1914年，他参与创建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之一）。马林在印尼领导积极的工人运动，这不但招致了荷兰殖民当局的反对，也不符合荷兰社会民主党多数成员的意见。马林于是在1916年退出荷兰社民党，转而加入荷兰共产党。
      十月革命之后，荷兰殖民当局担心马林激进的思想和在当地居民中的声望会引起革命。于是强迫其于1918年离开印尼。回到荷兰后，马林继续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与荷共领导发生分歧，逐渐被边缘化。
      1920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在会上，列宁对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决定派遣其前往中国，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阿奎利亚号(Acqulia)客轮抵达上海。化名安德莱森(Andresen)，公开身份是记者。他先是住进了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不久搬到公共租界麦根路(现淮安路32号)后又迁到汇山路(现霍山路6号)。[1]
       在中国期间，马林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后的一些会议。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积极合作，因此与中共领导人产生很大的矛盾。1924年，马林被召回，由维经斯基接替。
      1927年，马林与荷兰共产党决裂，自组政党，并加入了托洛茨基组织的第四国际，期间一度被捕入狱。不久之后，马林及其政党又离开第四国际，转而同英国独立工党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结盟。
       马林1933年在狱中当选为荷兰下议院成员，此后他一直利用此身份领导荷兰工人运动。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荷兰，马林随即解散自己的政党，转而组织抗击德国侵略的游击战，建立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
       1942年，马林和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其他主要领导人一道被纳粹德国抓获，4月13日被枪决。据称，他们临刑前仍然全体高唱国际歌。
//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E%97_(%E5%85%B1%E4%BA%A7%E5%9B%BD%E9%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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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康
目录1吴廷康
2共产国际派驻
1吴廷康
      官浙中数十年。与何绍基至交。精金石考据，篆、隶铁笔，直窥汉人。亦工刻竹。有甎癖，辑有《慕陶轩古甎录》。余事写梅、兰，寥寥数笔，金石之气盎然。年近九十卒，身後遗墨，始为人所重。《墨林今话续编》、《迟鸿轩所见书画录》、《广印人传》、《竹刻录》、《工馀谈艺》
2共产国际派驻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同时，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当时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是魏金斯基，中文名为吴廷康。吴廷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中共建党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中国大革命中，他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前没有一部专著能说清楚。这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然而，新近出版的一部专著对这些问题作了系统的解答，这就是由青年学者周利生博士撰写的《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一书。由此，广大读者得以从中全面了解吴廷康其人其事。
       吴廷康（1893 1953），俄国人。俄文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Григо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ий），又名查尔金（Эаркин）。吴廷康为其在中国工作时用的中文名。在《向导》、《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时用笔名魏琴或卫金。
1893年4月，吴廷康出生在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一个木材场管理员的家里。1913年，移居美国，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胜利后，吴廷康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俄共（布）。1920年1月，吴廷康开始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负责远东事务。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吴廷康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他由此“有幸成为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党员”。
      吴廷康第一次赴华，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重要成果就是帮助建立上海“革命局”，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围绕上海“革命局”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如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之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开办华俄通讯社以加强理论宣传等等无不与吴廷康有关。
       1921年4月，吴廷康再次来华，参加原定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准备工作没有完成，大会没有如期召开。5月，吴廷康返回莫斯科。其后，吴廷康与马林就国共党内合作形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马林力倡的导致共产党失去独立性的党内合作方式。其间，吴廷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对国民党“一大”发生重大影响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
      1924年4 7月，吴廷康第三次来华。他先到海参崴，经中东路达北京。4月底5月初，到达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吴廷康批评了退出国民党的情绪，并提出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工作，纠正国共合作中一度存在的右倾倾向。会后，吴廷康赴广州，由廖仲恺陪同会见了孙中山，并参加了太平洋运输工人代表大会。1924年11月底，吴廷康再次来到中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并对陈独秀和鲍罗廷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进行了调解。1925年2月，吴廷康返回莫斯科。
       1925年7月，吴廷康来华指导五卅运动。五卅运动走入低潮后所采取的“刹车”计划就是吴廷康和加拉罕共同制定、由吴廷康直接在上海推动中共中央实行的。五卅运动结束后，面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倾向的再次出现，吴廷康提出应对之策：“从联盟转向联合”。针对国共之间的纠纷，年底，由吴廷康出面，邀集国民党方面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与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晤面详谈。这次会谈，对于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共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蔡和森视之为“向资产阶级让步的开始”。
       1926年6月，吴廷康最后一次来华，在中国整整呆了一年时间。此次来华，吴廷康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主席。远东局开展工作后，立即面对两件大事：中共内部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和即将开始的北伐。吴廷康主张“从内部反对右派”，要求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以“切实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大力加强国民党左派。对于北伐，吴廷康协调了中共与莫斯科的不同立场，陈独秀那篇著名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是以吴廷康为首的远东局意志的产物。其后，吴廷康和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另两名成员拉菲斯、福京一起去广州进行为期近一月的实地考察。随后，向莫斯科提交的两份报告说明，此行的重点是围绕“中山舰事件”的分析。报告分析了“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以及面对此后果所应该采取的对策。从1926年底开始，作为上海远东局主席吴廷康的在华工作陷入艰难处境。因此，吴廷康主动提出离华回国，要求莫斯科派出“一名有影响的代表到中国来指导整个政策”。这一请求得到莫斯科的批准，1927年6月，吴廷康起程归国。
       回国后的吴廷康，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政治事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周利生著：《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定价：30.00元）中华读书报 200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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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