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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XC Classic论坛 >  一个无国籍建筑师在上海未盖成一座房子,却留下对城市的深远影响

发表于 2017-06-08 11:40    IP属地:未知

1949 年 3 月 19 日,赵祖康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侯德榜、茅以升、恽震、顾毓泉五人在南京商定,联名给交战中的国共双方去信,公开信中呼吁双方不要破坏工矿企业、交通等公用设施,“倘若因为战争造成对上海等城市的重大破坏,将使中国经济倒退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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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6-08 11:40    IP属地:未知

大上海计划的第三稿在 1949 年的春夏之交完成,设计组成员只剩下了 4 人,鲍立克、钟耀华、程世抚和金经昌。这个被交给新政府陈毅市长的都市重建计划还是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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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6-08 11:41    IP属地:未知

没建成的计划留下了什么?

1949 年夏,47 岁的鲍立克和他在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张肇康在黄作燊家的屋顶花园上合影,不知此时是否已经完成了第三稿的编制工作,挺着肚腩的鲍立克笑得开心。
实际上鲍立克在上海的最后几年,有各种去往他国的机遇,却稍纵即逝。1947 年,圣约翰大学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建筑学院曾计划过一次学者交换,但破费了一番周折之后,还是未能成行。


张肇康与鲍立克在黄作燊家的屋顶花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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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6-08 11:42    IP属地:未知

大上海都市计划聚拢了一批优秀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与鲍立克合影的张肇康成为台湾战后第一代的建筑师,设计了台中东海大学。王大闳同样去往台湾,设计了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陆谦受去往香港。曾是上海跑马场优秀赛马手的甘少明(Eric Guning)也在香港参与了大型公屋的设计。侯丽介绍这个有个性的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后续,“他太理想主义,没有在香港油麻地开发中把容积率用足,被开发商告上法庭,虽然胜诉了,但之后再没开发商找他做设计,晚年穷困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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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6-08 11:43    IP属地:未知

由圣约翰大学走出的鲍立克的学生们如李德华、罗小未则成为后来国内建筑界的中坚。侯丽在另一段研究中记录了五十年代上海的规划师、建筑师与前苏联专家的“隐晦博弈”。鲍立克离开上海后,前苏联规划师穆欣为上海编制过一版规划,城市被大尺度的轴线贯穿,巨大的广场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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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6-08 11:44    IP属地:未知

“站在今天看,大上海都市计划并不完美,但它影响了一批年轻人,他们在四十年代刚刚毕业进入工务局,或是鲍立克在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整个计划的编制过程中耳濡目染。他们意识到穆欣提供的是一种已经过时的设计理念,最终没有采纳这一版本”,侯丽感言,“如果没有抗战和内战夹缝中这三年的争分夺秒,可以想见全面向苏联学习的五十年代,上海的城市空间或许会更‘莫斯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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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6-08 11:44    IP属地:未知

1949 年 10 月,在上海度过了 16 年的鲍立克回到了民主德国,幸运的是,他未因战争荒废专业,参与了东德国家歌剧院的改造、柏林重建计划,和一些新城规划。这个未曾在上海留下建筑的德国设计师,在异国被逐渐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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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6-08 11:45    IP属地:未知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鲍立克和他规划中的上海,请看侯丽和王宜兵共同编著的《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



[ 本帖最后由 vincent-song 于 2017-6-8 11: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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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6-08 11:47    IP属地:未知

我们也和侯丽谈了谈一些基本的问题。
Q好奇心日报
A侯丽
Q提到“大上海计划”,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在江湾的设计,当时建成的体育场、图书馆如今仍伫立在五角场附近,这两个计划有什么区别?
A:我在上海城市规划展览馆布展的时候碰到了几位老先生,听到他们以为这个展览是有关五角场附近“国”字开头的路名和江湾体育场,我就凑上前和他们介绍了很久。其实这是常见的混淆,甚至在建筑、城市规划学界也会如此。在展览的后记里我放了鲍立克本人的一段话,即五角场的大上海计划不过是一个建筑工程,建成了几幢建筑,用以向帝国主义抗议。它只为上海设计了一个偏于一隅的城市行政中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一座城市的总体规划。


[ 本帖最后由 vincent-song 于 2017-6-8 11: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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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6-08 11:48    IP属地:未知

Q这个未建成的都市重建计划为工人设计住宅,为难民框定安置范围,为普通市民提供“邻里单位”,为何“底层”在这个计划中占据相当的分量?
A:其实直到今天,城市规划者一直在努力追求以公共利益为主体的城市的长远发展,努力为容易被忽视的多数底层发声,当然目标与实现的结果之间存在差异。
鲍立克曾在一封写给格罗皮乌斯的信中自嘲,只有仰仗这座城市的有钱人他才能活下去。但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底层。我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精明的现实主义者,“精明”在这里并非贬义,如何把握两者的尺度需要非凡的智慧。
强调照顾工人利益、信奉国家干预力量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资本主义社会当时也在盛行凯恩斯主义,比如罗斯福新政建设的公共住宅。这也是城市规划这门学科得以确立并蓬勃发展的历史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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