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万字回忆录被封杀后另起炉灶     
    姚文元四十二万字的回忆录被当局封杀之后，又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爆出了中共毛泽东王朝在最后日子里的一些历史真相。
    姚文元出狱后的两个愿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已搁笔，共四十二万字，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五百万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版权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著，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著无下文。据知，***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当局对姚文元回忆录的「五不准」
    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爆历史真相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著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著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著，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著，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2003年12月争鸣杂志

最近去山西旅游，从太原回来时，大家提议顺路到大寨看一看吧。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想是“大寨”这个曾经带有光环的名字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从太旧高速路下来，到大寨的路并不难走，路虽然不宽，但路面质量很好。想当年，这条路上每天都车水马龙，高峰时一天有几万人到这里参观朝圣，这里曾经是共和国农业的圣殿。
当我们抵达大寨村时，一股失望从心里陡然升起。
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北方小村，村子里不能走机动车。村子很像一个城堡，也像一个大家族的集中居住地。村门口像一个城堡的城门，走进大门，几十处房子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村大门边是一幢二层小楼，那是村委会的办公所在。村委会对面墙上张贴着村里的财务状况，这就是村务公开。从数字看，目前大寨村不算富裕，村里去年收入40余万元，支出39万元，节余1万元。
大寨村今日旅游的卖点是陈永贵故居。
这是一幢典型的山西民居，坐西朝东，正房之外的南侧是两间偏房。陈永贵一家人当年一直住在这个院落里。我们那天去得很巧，陈永贵的孙女恰巧在，因为当天有位将军参观陈永贵故居，作为陈永贵的亲属她特地从昔阳县城过来招呼一下。她是一位彬彬有礼、行事低调的女孩子，皮肤很好，模样很端正。我们特意买了一本有她签名的《陈永贵传》。
陈永贵家的陈设很简单，基本上没什么家具，这反映出陈永贵的简朴。事实上，陈永贵在身居高位之后，也依然保持着简朴的本色，户口依然在农村，依然拿村里的工分。
最吸引人的是墙上挂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窥见陈永贵当年的风采和风光。
照片里的陈永贵笑得那样灿烂，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握手、交谈，陈永贵笑得那样开心、那样自然。那种笑里透出陈永贵的朴质、从容。
毫无疑问，陈永贵是干出来的劳动模范，劳动是他的资本，有了这种资本，所以他在任何场合都能从容自居。
当我们站在大寨村后的高坡向东望时，只见一片片精致的梯田，一棵棵玉米在梯田里亭亭玉立。大家感叹当年大赛人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感叹大寨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那一处处梯田、一株株禾苗都是大寨人用汗水冲出来的、用汗水浇灌的。
其实，大寨当年在全国农民心中名声并不好。原因是，当年掀起的学大寨风潮中，很多地方搞形而上学，在平原上也修梯田。累得社员们直骂娘，最后收成也没提高多少。
大寨作为山西特有地理环境下的经验典型，拿到全国推广，有些形而上学了。
陈永贵，作为一个劳动模范是当之无愧的，但进入政治局、国务院，主抓全国农业，也有点离谱了。
而事实证明，陈永贵确实没有治国之才。当年华国锋向他求计于农业问题，他的回答是，全国有一半的县像昔阳一样、一半的村像大寨这样，中国农业就上去了。
于是，神州大地又掀起一轮学大寨热潮。
事实证明，大寨经验指导不了全国的农业实践。
陈永贵荣升党和国家领导人，确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甚至可以称为怪胎。
这种政治怪胎也只有在当年那种政治体制下才会出现。当年，中国政坛新星闪烁，政治火箭乱飞。今天是造反派小头头，明天就可能入主共和国权力中枢，今天还在田间劳作，工厂做工，明天就能登上庙堂之高。今天还在庐山之顶指点江山，明天就沦为秦城监狱的囚犯。治国如同儿戏，高层更迭像走马灯一样。
领导人的最高指示比封建皇朝的圣旨威力还要大，但其离谱程度却远远过之。
那是一个建立在个人崇拜、全民造神基础上的非理性政治制度。权力全都集中在伟大领袖手中，领袖放个屁，也被万民视为圣气。
这种非理性政治制度把集权效应发挥到极致，不同意见都被视为反动言论、政治异见，要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集权体制下，全无政治秩序、政治理念可言，政治生活一塌糊涂，全凭最高统帅的喜怒好恶。人民只是获得了一些拥护伟大领袖的自由，获得了任意打击非领袖路线人物的权力。那种所谓的民主是一种伪民主，根本没有对最高权力者的制约，甚至没有评点国是，议论时政的自由。本质上，最高权力者送给了普通百姓一顶空洞的革命帽子，给了普通百姓整治非领袖路线干部群众的自由，而获取了万民的崇拜和支持。
陈永贵进入权力中枢，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他是一种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的是农民，他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是想告诉人们，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当然他是一位极端崇拜最高领袖，并被领袖看中的农民。他进入权力中枢并不代表农民有了话语权力，有了代表人物。他的才智决定了他的话语能力很低。他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和象征。
血染的大寨红旗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口的旗帜的最大因素是它符合毛泽东政权集体化乌托邦的理念和农村为城市服务的功能界定。
三十年之后，人民终于发现大寨这面红旗除了愚昧、谎言，还有恐怖的血腥味。一九八零年《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说，大寨制造的祸害之一就是“不断爱斗，七斗八斗不停止”“把许多干部群众当作 ‘敌人’，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这样乱批乱斗的后果，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有的被整死，有的造成残废，后果是严重的。”这份报告没有披露大寨到底有多少人被整死，但《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履行了一个记者的天职：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年期间，昔阳县死于“全面专政”人总计一百四十一人，伤者不计其数。其中二人棍棒之下当场毙命，十四人致伤而死，余者全部不堪谩骂凌辱自己惨烈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其中六十二人是用绞绳上吊，三十六人投水自尽，六人跳崖，还有二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瓮窒息而死。

作者：罗学蓬   
　　笔者撰写的关于“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许云峰”（原名为《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教训》）的一篇短文在北大三角地首次贴出后，没想竟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由于我在文末落上了我详尽准确的通讯地址、家中电话与手机号码，以及电子邮箱地址（如此，我无非是表明愿意为自己所写的这篇文章负责），这一个月来，我收到了至少有两百个电话及“伊妹儿”，当然都是读者想和我谈谈他们读了这篇文章的或深或浅的感受……
　　这其间甚至还有美国纽约的华人与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的张先生（云南楚雄人，他自我介绍了名字，并希望和我交朋友，可惜因为我当时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把他的大名给忘了），张先生拿着越洋电话，为半个世纪之前死在“红岩”上的一位革命英烈足足和我聊了三十分钟之久，让我一边和他聊一边心痛白花花的银子像水一般地往他口袋外面流淌。也让我的牌友们对我尽皆怒形于色──当时是晚上，正好只有四人在搓麻将，场上暂停三十分钟，任何人都不难想像我成了六眼相视、六夫所指的对像。
　　这让我大感惊讶──自然也有种欣慰感。
　　英特网，真是一个神奇的玩意儿！
　　我是一个尽量远离喧嚣闹市安居川东一小城中的专业写作人，所写作品无一例外均是在传统纸媒上发表或是由出版社出版的。因近段时间发现自己原本颇受编辑和读者喜欢的文章一时跟不上趟，甚而连一部已经拿到了预付稿费，书稿已经做成小样的长篇反腐题材的小说，为避免涉嫌“借反腐为名，丑化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形像”之责难，故需过一段时间待春天来了再出版。原本在合同中议定续写的两部同样题材的长篇小说，虽已接近杀青，也被暂时地搁置了下来。当拿到手的稿费，也就没能拿到手，弄得我底气不足，每打出一张牌，都心儿颤颤，手儿抖抖。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才闲着无事，拿过去发表的几篇旧文到网上凑凑热闹。这两天在网上看了看，“许云峰”一文已被改成了各种标题，在各个网站上出现。令我哭笑不得的是，这篇原本首贴在北大三角地上的短文，居然在两天之内，又被网友两次转贴到了北大三角地上（首发文其实就在后面），更令我不安的是，转贴上来的文章已被改成了《罗学蓬：真实的红岩》，这是非常不妥的，因为自贡作家曹德权先生沤心沥血，花了数年工夫，刚刚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真实的红岩》，让他猛一瞅见，还不认为是我侵他的权了！所以急着写出此文，一是以此打消他对我的义愤，二是作为对喜欢这篇文章的所有网友与读者作一个总体的交待。
　　前年初春我去重庆市参加政协全会，同组的厉华（已任重庆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多年，前不久又新兼了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红岩魂》能在北京及全国一炮打响，作为总策划的他，足堪居功自伟）出于对我的信任，愿意将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即敌特杀手加叛徒的档案及相关图片交我，写一部纪实作品，我据此写出35万余字的纪实文学《血手染红岩──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解密》，极受读者欢迎，全国有多家报纸连载、转载，但书却出得不顺利，因为，此书的作者除我以外，还有烈士纪念馆的几位同志，所以出版社无一例外地提出要纪念馆承诺包销若干，方能签合同，而对不正之风嫉恶如仇的厉华却偏偏不认这个邪──这对于他来说，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
　　许云峰也曾犯过错误，便是从这批档案材料里看到的。
　　我注意到了英雄许云峰所犯的错误以及因这错误而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末尾所写的“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我写出了一个犯过错误的真正的感人的英雄，而且首先得到《天府早报》特稿部主编石维先生的肯定，作为首发特稿在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面。
　　不料，却因为这篇文章，引出了后面的故事。
　　中国人大略不知道甫志高的人不会太多，一提到叛徒，人们的脑海中总不免会浮出他的影子。其实，甫志高仅仅是个艺术形像，它的生活原形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与副书记冉益智的结合体。
　　“许”文发出不几天，石维打电话告诉我，刘国定的儿子刘某某（由于后面将涉及到的原因，笔者不能不掩去他的真名）到报社要我的电话号码，渴望与我联系，征询我给，还是不给。
　　我说：给。
　　不一会儿，刘某某便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令我绝对想不到的是，作为大叛徒的儿子，他居然对我感激不尽，说我笔下的他的父亲，和过去所有人写的都不一样，一点没有故意丑化，这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
　　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对叛徒的儿子说：“与以前的写作人不同的仅仅是，我没有将叛徒先入为主地来一番脸谱化的描写罢了，你完全用不着因为这一点而感激我。”
　　叛徒的儿子说：“不，你虽然写了我父亲背叛革命，写了我父亲出卖了许建业（即许云峰的生活原型），但是，我要感激你的是，你写出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思想上也曾有过难以为人所理解的痛苦。”
　　我不禁吃惊，甚而感到心灵震撼，我想，此话若让管宣传的领导们听听，他们该作何感想？对以前的宣传该作如何的反思以及对以后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时该作怎样的改进？
　　对此，我也深有所感，前两年，某电视台得知我收养资助毒犯孤女长达六年之久的事后（母亲吸毒过量猝死，父亲吸贩毒被判刑入狱）马上派出记者，带着摄相机，跑到我家里来拍了一部冠名为《作家夫妇与他们的干女儿》的专题片，在收视录很高的“黄金十五分”栏目中反复播出。 如此一炒，信件犹如雪片般地向我夫妇和婷婷飞来。机关干部们夸我把雷锋学得好。我说对不起，我在做这件事时绝对没有想到要故意去学雷锋，而委实是出自良心，想到立身世间，做人理当善良为本，首先想到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然后再去做好事那不过是报纸上的习惯性说法，生活中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
　　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只不过做了点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事情罢了，与什么时代新精神是可以沾，也可以不沾的。离那孔孟之道，可能还更贴近一点。所以我对竭力启发我的电视台记者坦言道：“我非常清楚你们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是，我不能顺着你们的希望说。你们千万不要依照习惯做法在我的行为里来上点什么人为的升华，一升华就把这事给搞砸了。这样的事，只不过被我遇上了，我想，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下，换做你，换做他，换做任何一个稍有点恻隐之心并且经济上还过得去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去做的。”
　　后来电视台播出时偏偏把这段话给删掉了，可能他们认为这样的语言太生活化，缺乏闪光点。
　　由此可知，宣传部门的人，似乎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将任何事情故意拔高或变消极为积极的思维定势与习惯性做法。而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是适得其反。
　　关于“许文”引出的故事以上仅是“过门”，接下来的，才是更为精彩纷呈的主曲。
　　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一个孙明霞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位人物（请原谅我缺乏写出这位人物大名的勇气），组织上安排严炯涛去服务，后来，就怀上了刘某某。人物离开重庆后，组织上随即又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刘国定组合成一个假家庭（当时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样的假家庭不在少数），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于人世的，后来，刘国定担任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假家庭弄假成真，再后来，刘国定被捕叛变，再后来，人们就只知道甫志高，而不知刘国定其人其事了。
　　刘某某告我，他的母亲严炯涛是四川云阳（现属重庆市）人（也是《血手染红岩》中的一个人物），解放后因刘国定的牵连历经坎坷，1960年饿死在老家云阳。随后，刘某某才谈到了他急于找到我的真实思想。他说，他从这篇文章中能看出，我对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有相当了解，想必与当年的一些知情人有联系，希望我能帮他一个大忙，通过我的关系，替他查清楚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他还告诉我，因为背上了这样一个大叛徒的不是自己父亲的父亲，他这一生饱受歧视凌辱，吃的苦受的罪恶简直一言难尽，自小被迫掇学，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干若干年，改革开放后才当上了施工员，后来在包建商品房工程中找了大钱，才苦尽甘来。他说，他现在住在成都，家里生活非常富裕，有自己的别墅式的住房……似乎还有小车，记不太准确了……。而且，现在再也没有人因为他是“甫志高儿子”而再敢瞧不起他。
　　但是，他现在最痛心也是最不甘心的是，他今年已近花甲之年，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小罗，你想想，一个人在社会上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父亲是哪个都不晓得，这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凄惨更悲痛的事情么？”
　　通过电话线，我似乎感觉到他这一串悲愤的呼号字字沾血，声声含泪。
　　我的职业敏感提醒我可能面临着一块生活中品位极高的富矿，我的政治敏感又同时提醒我这块富矿或许还得在地底埋藏一些年头。不管怎样，这样的故事仍然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告诉他，我接触的都是中美合作所里的死材料（档案），而转述于我许多故事的也都是我的同代人甚至比我还年轻的专门研究者，当年与刘国定和严炯涛共同战斗过的老地下党员，由于当时那种严酷的形势，彼此之间并不清楚。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对当时领导他们从事地下斗争的刘国定的了解程度，更多的是解放之后来自于军管会对刘国定与冉益智的的判决书和小说《红岩》中的甫志高形像。
　　刘某某还说：“现在我知道有一位知情者肖泽宽，他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是在我父亲（刘国定）被二处抓捕以后继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后来被调到北京当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去了。我曾经给他去过信，向他诉说了我们一家人因为刘国定而在政治上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母亲活活饿死，我从小做苦工，我也告诉他母亲临终之前对我说，大叛徒刘国定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是母亲却给我留下一个永远折磨着我的谜──至死，她也没有将这个谜底向我揭开。我求这位当年和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领导，告诉我谁是我真正的父亲。而且我还在信中向肖叔叔保证，我决不给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找麻烦，我现在有花园洋房，生活过得比过去的资本家还好。可是，我给肖叔叔写的信，却由该市委组织部信访办复了一个函件给我，说肖泽宽同志同意证明叛徒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在目前这样的年月，这对我来说已经太不重要了──却偏偏对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让我着急的是，没过两年，肯定知道我父亲是谁的肖叔叔也驾鹤西去了。看来，谁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谜，已经永远解不开了。”
　　我被他的讲述的这一段奇特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住了，心中激情喷涌，冲动地说道： “你何不将你手中掌握的资料包括某某市委组织部信访办给你的回函提供给我，让我来再写一篇特稿，标题就叫做《泣血呼唤，我的亲生父亲，你在哪里》，此文若引起社会关注，那么我想自然会引出更多的知情者出面来帮助你寻找父亲。如果你同意，我马上赶到成都来，并且叫上《天府早报》特稿部的主编石维一起与你见面，大家在一起照几张相。我想，石维一定乐意为这样的选题提供版面的。”
　　刘某某一听要在社会上公开，顿时犹豫起来，说，这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嗫嚅着说，小罗，你先让我想一想。
　　电话里嗡嗡地响着，间杂着他粗浊且清晰的喘息声。
　　我不催他，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一分钟以后，终于，他说话了：“这事太重要，这样吧，我现在对政治影响已经无所谓，可是，我还有儿女，还有兄弟，我不能马上把这事定下来。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两天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两天后，他的电话打来了。
　　结果是令人遗憾的……
　　又过了几天，他的并不居住在成都的弟弟的电话也打到了我家里，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将此事向社会公开的种种原因。
作者
　　通讯地址重庆江津市向阳小学胡晓红转罗学蓬
　　邮编：40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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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学蓬   

一 “许云峰”中计
　　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这些让人既感动又钦佩的光辉形像，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对敌人的酷刑利诱都不愧为铮铮铁汉，为了严守党的秘密，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他们宁死不屈，即便是在敌人的屠刀枪口之下，他们也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可是，在最近笔者与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厉华馆长的合作中，从他提供给我的大量资料中看到，“许云峰”也曾犯下了错误，而且他犯的错误是那样的严重，造成的后果是那样的惨烈！
　　回顾历史，这无疑是一段浸透着英雄血与英雄泪的教训。
　　众所周知，许云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大特务头子徐远举1950年被关进白公馆后交待：
　　“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人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待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市委委员、负责工运。
　　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十七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三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二处警卫组上士看守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巳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的假象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4,000万法币，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到兵工厂、铅笔厂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17余人（6人被枪杀）。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但是，事态还远未就此为止，千里之堤，溃于一穴，狡猾的徐远举，当然知道如何从已经打开的缺口继续扩大战果。
二 多米诺骨牌效应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刘国定此前曾担任过地下党江津县委书记）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在前，他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曾庆回挡住，刘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他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远举信以为真，没有深究，叫他写了“自白书”。
　　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即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4月8日晚，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来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
　　4月9日下午1时，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李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宽大。我现在不是就活得很好吗？”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徐远举安排他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1950-4-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1951-2-5日，市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又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中看到过《挺进报》。本月15日，“老张”要来余处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后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老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不是党员，不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迎面正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点头向特务示意，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进得旅馆房间，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现属重庆市）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4月18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
　　刘国定最初也想咬紧牙关挺过去，几个特务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了他几下，他依然咬紧牙关拒不承认，徐远举火了，喝令动大刑，将刘国定打得死去活来。三个多钟头后，刘国定终于溃崩了，痛苦地呻吟道：“不要打了……我说……我什么都说。”
　　冉益智、刘国定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竟然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特务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在狱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关心着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非常的脆弱，妻子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同牢的陈然讲：“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的……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特务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仍然让他定期与妻子见面。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并告诉他：“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她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地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为了救妻子的命，他决定去交待自首，并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陈然，陈然竭力阻止他，告诉他这可能是敌人的阴谋，甚至提出：“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什么，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组织上已经完了，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太太打算！”1948-12-22日，巳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交待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6人殉难。
　　李文祥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死心塌地地成了一名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了重庆缓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朱绍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领得办案经费法币5亿元，并奖给徐远举本人“陆海空军一等奖章”一枚。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三 血与泪的嘱托
　　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由于许建业中了特务看守陈远德的阴谋诡计，导致刘德惠被抓──刘国定来找刘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务之手──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刘国定对许多重要情况合盘托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后），李忠良紧跟着又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供出“老张”，导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刘国定隐瞒的市委书记的身份，造成刘国定彻底叛变──两位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叛变，于是使重庆地下党几乎遭至全军覆没。
　　在1949年“11、27大屠杀”开始前夕，难友们都知道自己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没有悲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执政党的未来。1949年年底，新中国已经成立，狱中党组织决定，打破所有的界限，互相讨论情况，总结经验，尤其重要的是，务必使我们已经成为执政的党，记住地下党工作中的重大失误造成的惨痛教训。
　　当时，大家都认为罗广斌有着一个当大军阀哥哥的关系极有可能活着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刘国志，因为他也出身豪门巨富，家里又在不惜金钱对他进行营救，出去的希望很大，所以很多讨论的情况都向他俩集中。1949-11-27日大屠杀时，刘国志不幸牺牲，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十九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狱中革命者对未来执政党的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生命的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
　　而报告中“切勿轻视适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一条，主要便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如由于许建业同志的疏忽大意，未严格遵守地下党工作的纪律办事，没有把十七份入党申请书烧毁，直接导致十七名工人党员被捕，6人牺牲。间接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
　　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2月2日，冉益智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找罗广斌未果。13日又到江北，进城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18日，冉益智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却未料到被已经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迎面看见。急欲立功的李修凯不禁大喜，急步冲上前去，当胸一把抓住冉益智的衣领，大喝道：“冉益智，你这个***的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一愣，看到抓他的人居然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军统少将李修凯，也紧紧将李修凯的衣领抓住，一口一个“你这个特务头子”地嚷叫起来。大特务和大叛徒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周围群众不知所以，团团围观。两人抓扯争吵着一起来到附近老街32号“慈居”（原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冉益智再也未能跨出这道大门。冉益智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写下遗书，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刘国定最初隐瞒下来的身份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为邀功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份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1950-1-16日，巳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951-1-19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7-21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被押往刑场路上，他面对街道两边夹道观望的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万岁”。
　　罗广斌在同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谁能否认《红岩》中的“许云峰”──现实生活中的许建业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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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02260
　　电话：023-47526359
　　手机：1365059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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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朝鲜战争的结束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当年的战争秘密，随着美国档案的解密、苏
联文件的出售、中国文献的公布、韩国资料的编纂出版，基本上大白于天下，全面、
客观、深入研究朝鲜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大量的研究文献从华盛顿、汉城、莫斯科
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遗憾的是，作为战争主要一方的中国，却迟迟不见以多国文献
为基础的、高水平的个人学术著作。
　　沈志华先生的这本《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出版，弥补了这一遗憾。坦
率地讲，国内学者以往研究朝鲜战争的成果，很难登上国际学术舞台，一方面是因为
部分西方学者心存偏见，但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研究和写作上的不足：说到底
，历史学是史料的科学，没有过硬的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档案资料，不仅很难让别人
信服，就是作者自己也感到底气不足。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先生的研究可以说国内无
人能出其右。为了收集相关文献，十几年来，他自费奔波于华盛顿、莫斯科、汉城之
间，往来于内地和港、台三地，花费了无数金钱、精力和时间。他所编辑的三卷本《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共计收入700多件档案，其数量之多，选材之广
，令人叹为观止。在国内外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中，像他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
手动脚找材料”，而且同时能够自如地运用中、英、俄三种语言及文献者，也是屈指
可数的。
　　
　　斯大林为什么会给金日成开绿灯
　　本书没有像国外一些学者那样纠缠于谁打响了朝鲜战争“第一枪”这一表面问题
，而是将目光集中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使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大举越过三
八线这一军事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斯大林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国际背
景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作者才能够跳出朝鲜半岛来讨论这场战争。朝鲜战争起源
的研究于是便成为朝鲜战争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也
就自然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作者爬梳整理各种历史文献，结合外交的现实结果，
勾画出朝鲜半岛国际关系的清晰轮廓，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二战结束时，
斯大林为什么会在苏联红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的情况下，鸣锣收兵，接受美国慌忙提出
的、以三八线为界与苏联分占朝鲜的建议？以前的相关论述都语焉不详。通过分析斯
大林的回电以及苏联考虑占领日本北海道的计划，作者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是试图
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
领土的占领”。这一解释应该说是符合斯大林的一贯外交风格以及这一时期苏联政策
的基本走向的。只是由于美国的强硬态度，致使苏联鸡飞蛋打，白白让出了可以拿到
手的整个朝鲜半岛。这无疑为斯大林后来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留下了伏笔。
　　根据俄国的档案文件，在整个1949年，尽管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状态，但斯大
林一直反对金日成用武力统一朝鲜。但到了1950年初，也就是他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
约期间，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的武力统一建议。目前提供这一变化原因的惟一
直接文献证据，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
生了变化”。究竟是什么变化，学者们的解说不尽相同。作者另辟蹊径，寻找出中苏
同盟条约的谈判与斯大林政策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这一时期莫斯科和平壤的秘
密电文，作者首先确定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时间是在1950年1月，并在4月与
来访的金日成会谈中“最终确定”。接着，他便提出：“在这短短的1个月（1949年底
1950年初）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显然，这一时期最
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在内战中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谈判，作者指出斯大林并没有
因此感到更安全，恰恰相反，它“使斯大林感到（二战后）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
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
面是扩大了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
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
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
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
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动机，
是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
　　作者进一步推论说：“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
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
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
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
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
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的特殊地位和心态，我们可能永远
都无法找到说明其转变的直接证据，因此，结合历史背景，充分利用现有文献，恰当
地进行推理成为接近历史真相的惟一途径。这里，作者的问题在于把斯大林的决策过
于理性化了。应当承认，苏联的外交决策过程随意性很大，太依赖领导人的个人意志
。就这一点而言，作者紧紧围绕斯大林来研究苏联的决策无疑是纲举目张，但是，斯
大林真的会考虑这么远吗？真的会像作者推断的那样，他“完全可以预见到”胜败都
会对苏联有利？
　　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作者用充分的篇幅说明，斯大林对美国的基本估计
才是问题的关键：“斯大林后来逐步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
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笔者以为，这才是他最终给金日成开绿灯的
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显然，斯大林再恣意妄为，他也不愿跟美国发生直接冲突。
他可能比谁都清楚，刚刚结束的战争是怎样地削弱了苏联的实力；而美国在进行两洋
战争同时，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向英国和苏联提供巨额的租借战略物资；战争结束后
，它不仅可以将数百亿美元投入到马歇尔计划，而且可以用数万架次的飞机，以人类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来打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维持数百万人口的日常生活达一年
之久。正是对美国力量的清醒认识，让斯大林在可能涉及美国重要利益的领域小心谨
慎，绝不轻举妄动，这从其战后外交的谨慎性和美国卷入朝鲜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他
不愿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做法中获得佐证。因此，比较合理的“大胆假设”应该是，各
方面的情报使斯大林相信，从美国没有将南朝鲜和台湾包括在其亚太防御圈的划线战
略来看，美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争，同时，他也相信金日成的保证，战争会很快结束。
　　
　　苏联“空军掩护”：何时、何地、何为？
　　本书披露，早在1950年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苏联的电报中，就提及空军掩
护问题。罗申汇报说，周恩来要苏联领导人提醒朝鲜注意美国军队在仁川或后方实行
登陆的危险性，同时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并表示如果美国
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周恩来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
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涉及苏联空军掩护的材料。据作者
研究，这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出兵问题，也没有正式作出在东北集中3个军的决定
。因为当时朝鲜人民军迅速向前推进，势如破竹，根本不存在美国人打过三八线的问
题。因此，周恩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应付或试探斯大林”。但斯大
林对此非常认真，他马上回电表示：“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
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他还答应“将尽力为这
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在7月份中苏最高层的一系列电报中，苏联再次表示愿意派一
个空军师掩护中国军队。但在这里，苏联掩护的范围实际上指中国东北，并没有涉及
入朝参战问题。不过，中国军事将领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掩护应该随着中国军
队的前进而前进。
　　虽然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军队装扮成朝鲜人作战的想法，但明确提出“志愿军”的
概念却是在美军即将跨过三八线的时候。当时金日成急电斯大林，希望苏联直接军事
卷入。由于斯大林的口惠而实不至，金日成估计到苏联出兵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
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苏联）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
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立即
把军事援助的责任推给了毛泽东。
　　出兵还是不出兵，一下子成为中国领导人自掌权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它
不仅事关新政权的外来威胁，而且还涉及到同盟之间的信任。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
周恩来的配合及彭德怀的坚决支持下，10月5日前后中国领导人已经作出参战的决定，
并在8日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命令，但是，苏联空军的
配合问题一度威胁到这一命令的执行。作者认为，周恩来13日在苏联与斯大林讨论参
战问题的结果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而且，这
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作出暂不出兵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
不愿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既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已经决定出兵援朝
，并且在金日成也已获知了中国决定的情况下，为什么周恩来还会在与斯大林的会谈
中强调中国的困难并以没有空军掩护为由，表示中国也暂时不能出兵援朝呢？显然，
这不大可能是周恩来一时的决定。作者认为，周恩来“在离开北京之前与毛泽东商量
过要斯大林保证中国出兵朝鲜的条件，而在会谈中这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
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结果，斯大林只好无可奈何地通知金日成，要他准备把部队撤退到中国和苏联并
在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但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毛泽东又有惊人之举。在获悉周恩
来和斯大林的会谈结果后，毛泽东却作出了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单方
面出兵援朝的决定，随后便有了10月13日“我们必须参战，参战对我们有利”的著名
电报。
　　中国的勇敢决定并没有感动“上帝”。在赞赏中国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
斯大林向中方表示：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
进入朝鲜作战。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在发动进攻的问题上，中国军队不要指
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
　　作者指出，尽管毛泽东后来对苏联的这一表现耿耿于怀，但他坚决主张出兵朝鲜
的决定，“并不是出于斯大林的要求和压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层考虑”。这就是作
者在另外的文章中所概括的：台湾问题所引发的对抗美国的革命热情、根据国际分工
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论
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由此看来，争
得苏联的空军掩护不过是一个减少牺牲、增加胜算的额外条件，而非毛泽东考虑参战
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中国盟友的行动也改变了斯大林原来的二个半月后苏联空军才能投入战斗的计划
，决定迅速跟进，命令苏联空军从中国东北的机场起飞，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
。基于细致的档案研究，特别是苏联空军指挥官的作战报告，作者澄清了学术界对苏
联空军参战时间的混乱说法，明确“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
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后方，但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中国的支
持。……朝鲜空战打响后一个星期，斯大林便决定分两批为参加朝鲜空战的别洛夫空
军师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中苏同盟的加强和潜在问题
　　就这样，中苏两国实际上是脚前脚后参加了朝鲜战争。据作者的研究，在朝鲜战
争中，以中国东北为基地的苏联第64防空集团军总共有12个飞行师，先后参战的空军
人数总计为7.2万人，1952年为最高年份，达2.6万人。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
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损失63架。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空军的作用是
有限的，它没有掩护或配合中国军队的地面作战，而是在美国人所称的“米格走廊”
（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保护后方交通线。而且，与美国统一指挥
联合国军作战不同，苏联空军完全独立于中国军队，他们与中国的地面部队“没有任
何合作”。这意味着，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希望苏联空
军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
　　一个空军掩护问题，折射出盟友间多少的悲欢离合、世事沧桑！中苏同盟中事实
上的不平等，在心理上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于是，亲密的同盟中同样孕育着不稳定
。正如作者所云：“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
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
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的一种
分裂因素。
　　借助于沈志华先生的大作，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半个多世纪前朝鲜战争发生和
扩大的复杂原因。这场曾经被美国人“遗忘的战争”实在不应该再被东亚的人们所遗
忘，因为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进程：日本因为战争订货而迅速繁荣，
中国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统一的最佳时机，朝鲜因为战争而牺牲无数且至今分离对峙，
美军因为战争而重返朝鲜……从这个角度说，沈志华先生的大作只是我们更全面地探
究这一战争的一个极好的开端。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512页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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