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迷信与羊群效应
原创 大江宁静 2023-09-03 18:45 发表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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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同治三年）7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南京，太平天国走向末路。咸丰之前公开承诺，克复金陵者封王，但清廷廷议，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旧制所无”的理由，没有封曾国藩为王，而是封为一等毅勇侯；直接带兵攻入南京的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封为一等威毅伯。

清廷在入关之初封个吴三桂等三位汉人为王，但三藩之乱后，清廷不再封汉人为王。宁愿毁约也不愿封曾国藩为王，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对汉人的猜忌，提防汉人掌握武装力量。在曾国藩按照朝廷的要求裁撤湘军之后，清廷还是不放心，1868年，将曾国藩从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调离老巢，接任总督并非出自湘军，而是跟袁三甲有渊源的马新贻，继续削弱湘军，最终引发总督被刺的其奇案。

唯恐逼反了湘军，清廷不得已，1870年底才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但此时曾国藩身心俱疲，回南京后不久就患病去世了。
1868年刚刚就任直隶总督之时，虽然有清廷暗地里猜忌与暗战，但曾国藩以一己之力创建湘军，先后平定太平天国与捻军，被天下公认为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中兴四大名臣之首，挽救大清江山和儒教的大功臣，声望一时无两。
而到了曾国藩卸任直隶总督之时，却成为清流眼中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湖南士人冲入湖南会馆，把曾国藩亲笔题写的牌匾砸得稀烂，还烧毁了曾氏手书的一副对联；在京的湘籍官员也联名致书曾国藩，对他大加抨击；甚至与曾氏交往多年的好友，也写信表示要和曾国藩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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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曾国藩的声誉一下子从云端跌落深渊？这是因为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发生了天津教案。

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准备冲击法国教堂。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天津府衙出兵维持秩序未果，在返回路上与静海知县刘杰一行发生冲突，按照清廷说法，丰大业开枪击杀刘杰一名仆从，导致矛盾激发，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望海楼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4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

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就上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不疑，向曾国藩下谕中说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并且态度强硬，朝廷命令“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

当时八国大使联名警告清政府，同时法国更是派出军舰到大沽口鸣炮示威，一场大战俨然要爆发，而清廷也不甘示弱，进行军事动员，做出不惜一战的态度。
幸好曾国藩是知兵的，不是那些坐在京师高谈阔论的清流可比，他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能够攻陷南京，西方列强提供的枪炮功不可没。虽然大清上下搞了几年洋务运动，引进了一些洋枪洋炮，但离西方科技差距依然较大，跟西方列强开战没有胜算。

于是曾国藩发布了《谕天津士民》，声明不与西方列强开战：“出示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曾国藩深知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匪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

曾国藩初来天津之时，当地士绅夹道欢迎，控诉洋人的暴行，恳求曾国藩秉公执法将洋人绳之以法，甚至有人希望曾国藩能带着他们杀尽洋人还天朝以清净。曾国藩的《谕天津士民》一出，天津本地舆论大哗，他们开始在背后非议曾国藩，但屡败屡战、接硬寨、打呆仗、认死理的曾国藩岂会为舆情所动，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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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饭要放米，讲话要讲理。既然没法动武，那就只有讲道理。天津教案的根源在于，天津民间传言天主教堂用小孩的眼睛和器官制药。真相只有一个，如果确有其事，那就是洋人理亏，天津民众攻击教堂的行为就是义举；否则，就是滋事，得赔偿和给洋人一个交代。

曾国藩发出通告，有亲眼见过洋人剜眼剖心，或有确凿证据证明洋人做此事的，欢迎来呈告，结果无人上报。
曾国藩又问既然家家因为洋人拐卖小孩而吓得家家闭户，那么显然有很多家庭丢失孩子，于是他遍查官府的档案，结果发现近期天津地区没有一家报告家里丢孩子的。唯一查到的一例说是在教堂地下室搜到了装着婴儿眼睛的瓶子，但经过查验，里面装的不是眼睛，而只是西方所产的洋葱。

之后经过进一步现场调查，发现由于弃婴太多，教会育婴堂收治了大量的病残弃婴，很多收治的时候就奄奄一息，不久就死了。由于死婴太多很多，只能在育婴堂周围随便挖个坑埋了，由于埋得不深，附近游荡的野狗轻易就扒开啃食了死去的婴儿，这才导致群众误以为洋人将婴儿剜眼剖心。

可以说天津教案是一桩谣言引发的惨案，曾国藩认为这次是洋人蒙冤，因而进行调解，同时在奏折中也说了西方教堂文化上的差异导致引发民众疑虑的五种情形，导致误会引发大事件。没想到曾国藩这份奏折发上去后，引发了轩然大波。

朝廷上下舆论认为曾国藩替洋人说话，崇洋媚外，是卖国贼。更为诡异的是，清廷发曾国藩的奏折，只发了曾国藩替洋人解释的上半部分，后面指责洋人的“五疑”部分则没有发布，怎么看都有借天津教案让曾国藩声誉扫地的阴谋论成分在内。

一心为公的曾国藩遭此大难，在日记中写道：“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痛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遘此大难。”

其实是曾国藩秉公处理的态度避免了一场大战的爆发，否则庚子事变可能要提前30多年发生了。但被他挽救的天津士民并不买他的账念他的好，对他是谩骂侮辱，意欲杀之而后快。大概要等到30多年后庚子事变，天津秩序全面崩溃遭受乱民洗劫之时，这些人大概才会有所反思吧。

天津教案最终慈禧在恭亲王的劝说下决定和议解决，采纳了曾国藩的方案将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二人充军，杀掉16人，流放25人，同时赔偿白银50万两，派崇厚与法国道歉。虽然这场战争得以避免，但民间的情绪并未消失，最终在30多年后，上层朝争与下层迷信愚昧相结合，最终引发了庚子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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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大清民间对西方教堂误解甚深呢？首先，就像曾国藩在奏折中所说的那样，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导致误会。其次，民间也不能理解天主教堂的种种行为。小农经济社会最终都会掉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农村土地养不活绝对过剩的人口，而小农经济多子多福的思想导致生育率相当高，溺杀婴儿、弃婴成为一种常态，教堂开设育婴堂这种行为令普通民众根本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做这种无利可图的事情。他们自然而然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阴谋。

加之工业革命之后随着传统西医向现代医学迈进，现代医学的疗效比起传统医学那是高了无数个量级，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靠治病救人吸引人入教也一向是宗教重要手段。

普通民众也无法理解现代医学的疗效，怎么神奇，肯定是用了什么秘方，以小孩器官入药的谣言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也能够解释为何西方教堂会大量收留弃婴，逻辑上也能够自圆其说，形成闭环。因而上至达官贵人乃至慈禧，下至贩夫走卒都对西方教堂以婴器官入药一说深信不疑，像曾国藩这样清醒者终是少数。

曾国藩在奏折中根本不相信所谓以“婴儿器官入药”一说：“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生，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愤愤不平也。”

可见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在认知水平上那是高了几个段位。
最后，官府也在此事上推波助澜。从深层次的角度而言，官府对于教会也是相当厌恶。大国经过数千年集权，终于做到利出一孔，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官府和皇权手中，民间没有任何权力能够与之抗衡，民间的任何社团也受到严厉的打压，避免民众结社，以保障民众不能形成组织跟官府对抗，就像麻袋里的土豆一般，是一盘散沙。

而在西方，官府的权力或者说王权是受到地方贵族、教会和各地的行会和社团组织的制约，王并不能为所欲为。特别是教会，是抗衡王权的重要力量。
西方教会进入大清之后，同样对官府形成了制衡，之前打官司，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上一顿杀威棒再说，王法？官老爷代表的就是王法，个个都是土皇帝，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可不是说说而已。而西方教堂进来后，审理教民，要按照西方的规则来，这削弱了官府的威权；皇权不下县，之前地方由士绅治理，这些人在乡下也是一言九鼎，但教会力量的侵入同样挑战他们的治理，所以，士绅和官府都不喜教会，没有人愿意分权和被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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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义和拳迷信刀枪不入，袁世凯比较务实，用实践检验，结果几位“大师兄”死于枪下，只得灰溜溜离去；在与洋人的战斗中，几乎是一触即溃，“廊坊大捷”是聂士成部所为，义和拳民不但没有寸功，溃兵反而冲击聂士成部阵地遭到其下令射杀，结果朝廷中当权的顽固派对聂士成部没有任何赏赐，把功劳算在拳民大师兄身上。

用膝盖想想都知道，清廷精锐骑兵僧格林沁部在八里桥上万人冲锋，结果死伤数千人全军崩溃，英法两国损伤不过数十人，没有受到正规军事训练的义和拳民，表现会比正规军好？工业革命之后，热火力军队对冷兵器部队形成了代差，是一种降维打击。

义和拳的大师兄们对阵洋人均是让新人冲锋，自己在后见势不妙溜之大吉，新人被洋枪洋炮打死，则说人家“心不诚”或者“破戒”导致法术失效，总之，都是新人的错，大师兄高瞻远瞩，哪怕是战况不利，千里转战也总不会出错的。

义和拳的信仰是什么？有人说是脱胎白莲教，有人说源自八卦门，其实义和拳非佛非道，完全是民间信仰大杂烩混合，看看他们的请神上身口诀就知道：

天灵灵，地灵灵，我请祖师来显灵。
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
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生，
五请济癫和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
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
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李天王，
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助我灭他十万兵！
《西游记》《封神演义》虚构的神仙角色占多数，甚至连柳树精都有。

义和拳的宗旨从他们的帖子中可见一斑：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球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只因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真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会 ，要灭鬼子不费难。
拆铁路，拔线杆，可劲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萧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这篇帖子有些文绉绉，可能是经过投机义和拳的落魄文人润色。
义和拳认为刀枪不入是请神上身、神灵附体所致，这类信仰文争是没啥结果的，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尽管义和拳失败了，但是土壤仍然在，类似与义和拳的组织在北方大地上络绎不绝，民国初期到上世纪40年代，河南、山东地区类似于义和拳的组织红枪会兴盛一时，成员数以百万计。同样是相信刀枪不入，同样是老师开坛作法带弟子。与义和拳不同的是，红枪会是民间组织，主要是保境安民防土匪兵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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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到上世纪80年代，民间的文化信仰土壤都还是大同小异，相信神打、请神上身的为数不少。民间不少人迷信“陷手”，相信只要请人施法，给人轻轻拍一下，就能让人一命归西，只有死后开棺验尸，能够看到一个血红手掌印，要化解则要“陷手”本人划一碗符水给受害者喝下即可。

上世纪80年代中叶，大国在中小学生推广免费打疫苗，防止小儿麻痹症和百白破病毒，结果引发了一场风波：许多农村地区纷纷传言说这类疫苗会导致小孩子绝育，学生家长把孩子接回家导致停课。当时计划生育抓得相当严格，加之农村地区过去一直“以农补工”，要上缴粮食、收提留，这次免费提供疫苗，很多农村地区的民众总觉得这中间怕是有什么陷阱，因而造成了谣言的横行。

在西方发达国家，其实各种谣言也是满天飞：例如造谣比尔·盖茨研发疫苗是为了推行“人类灭绝计划”；5G基站能够发射信号操控疫苗中的微型芯片、美国西南部的红脖子坚信新冠疫苗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是拜登和其背后的医疗利益集团阴谋等等。

究其原因，是思考是一件奢侈品，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他需要有时间和资源的闲暇才能去琢磨。一个天天为生活所迫的人，能有时间去思考每一件事情的真相？这跟是否高学历无关，很多高学历的人把精力花在专业方向上，对于其他方面没有精力做出深入思考。

所以，在民众之中，羊群效应相当明显，羊群效应也叫“从众效应”，是个人的观念或行为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的影响或压力，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人们会追随大众所同意的，将自己的意见默认否定，且不会主观上思考事件的意义。无论意识到与否，群体观点的影响足以动摇任何抱怀疑态度的人，群体力量很明显使理性判断失去作用。

更别说有时主流舆论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有意引导、利用之。
如在天津教案中，如天津教案爆发前，天津正好逮捕了两个人贩子，张栓、郭拐，虽然经过拷打审问，得知两人并非教民指使，但是天津府依然发布告示：
“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询明……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正是这篇官府正式文告说人贩子拐卖幼儿配药，导致民间舆论大哗，把矛头指向西方教堂，并最终导致了天津教案的发生，天津知府张光藻和静海知县刘杰玩火自焚，最终被撤职流放并不冤。

至于庚子事变，更是清廷上下觉得“民心可用”，想要利用义和拳对付洋人，最终引火烧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