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岁月——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艰苦生活！
2021-07-17 22:13
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与人民共患难！
长城，
困难时期——毛主席和人民共患难！
艰苦岁月——毛主席和首长与人民共患难！
困难岁月——毛主席和首长的艰苦生活！
1959年--1962年，中央机关、中央办公厅公开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干部带头，中央领导带头，从1959年开始，全国城市人口实施粮食定量供应，全国人民勒紧腰带，共度难关。
毛主席本人首先向中央机关党委宣布，（1）不吃肉，（2）不吃蛋，（3）吃粮不超订量，（4采野菜补充粮食）。
毛主席自报每月粮食口粮26斤。
刘少奇自报每月粮食口粮18斤。
周恩来自报每月粮食口粮24斤。
朱德总司令自报每月粮食口粮26斤。
中央机关讨论时，要求中央首长每月粮食口粮涨到28斤。但是中央首长们坚持说是自己书面写过上级了，不要再变了。自此中央办公厅就按中央首长自报的口粮数，按月发给每户首长。
今天有人感慨，我们能有今天这样不受人欺负的强大的祖国，是毛主席老一辈革命家勒紧腰带艰苦奋斗干出来的，确实是真真切切，毫不夸张的。
中央机关的口号是：政治到食堂，书记下伙房，组织干部群众大搞采野菜、种粮食、搞生产，先从中南海干起。树叶采光了，房前屋后的花圃都种上了菜，据说当年中南海数朱总司令种的南瓜个最大。
中南海的野菜树叶采光了，大家又着眼到北京郊区去采！
但是对高级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起义人员等等实行格外照顾，实行副食品特供，主要有：肉、蛋、糖、烟。
1961年12月11日，全国招待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毅代表周总理在大会上讲话。他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厉行节约，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属于大吃大喝，有的同志对此进行了批评，说是对不起全国老百姓。北京人来信抗议，说副食品那么紧张，为什么还要举行那么大的宴会？周总理认为，群众抗议有道理，要把宴会规模降下来。
一般招待副总统、副总理改在小宴会厅，有四、五张桌子就够了。
1955年实现军衔制、工资制、全国评级。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把我放到火炉上烤我呀！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那样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了！”毛主席说：“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嘛！”
毛主席指出，要体现“血比汗值钱的原则，”军队干部要比地方干部同级高出30元。
1960年底，毛主席对工作人员说，我不吃猪肉和鸡蛋了，因为猪肉和鸡蛋可以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青菜、有油有盐就可以了！工作人员考虑到毛主席日理万机和身体的健康，劝他还是吃点肉，但是毛主席坚持说：“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奋斗，我要和人民在一起。”工作人员就避开了猪肉和鸡，给毛主席弄点鱼和其他肉类吃。谁料毛主席又说：“我不吃荤菜了，只吃米饭和青菜，从1961年1月1日开始施行，”工作人员心疼毛主席，这样不行。毛主席安慰大家说;“全国人民都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
三年困难时期，在京郊上学的李纳饿病了，卫士长李银桥知道后，派人为李娜送去一包饼干。毛主席知道后批评李银桥说：“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说：“别的孩子家长也给孩子送东西。”毛主席说：“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谁让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1961年1月22日，毛主席为了扭转困难局面，派出了中央调查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做调查，毛主席亲自坐镇杭州听取汇报。
田家英汇报说：“嘉善县合和生产队是一个鱼米之乡，到1960年粮食亩产下跌到290斤，这个队的总产量只有109万斤。但是给他们上交国家的任务是100万斤，交了任务后，农民实际上已经没了口粮了。”田家英含泪汇报说：“调查组进村后，逐户采访，群众是一片诉苦声。家里不但生活资料所剩无几，就是生产资料也当卖一空！我们走访过的农村，都像遭过洗劫一样，劳动力都离乡背井逃荒去了。”田家英说：“好像社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还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毛主席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听了田家英的汇报也难过得流出了眼泪。田家英说：“现在五风严重，就是：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毛主席说：“不怨天、不怨地，我看这些问题是五风造成的，要使我们的干部懂得，剥削农民是不行的。这种做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解决这个问题，生产就不能恢复。农民离不开土地，自留地问题，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结底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这样农民才能补充点蔬菜，发展点多种经济。养点鸡、养点猪，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去搞副业。要在反复中取得经验，做对此，就有了理论上的依据了，再反复做下去就是饿、病、逃、荒、亡。”
田家英说：“在干部政策上，一些主管部门光使用不教育，有的坏干部，不是受到批评、教育，而是步步高升。对干部既缺乏组织上的教育，又缺乏制度上的监督，使不少干部变坏了，手脚不干净了。”
毛主席说：“干部手脚不干净，如何去教育别人呢？对于手脚不干净的干部，统统要撤掉，要按群众意见办。群众允许过关的就放过，不允许的就撤职。还要他退赔，衣服拿出来，口粮可以降低。”毛主席说：“一个社队搞的好坏，干部起决定因素，今明两年要加强干部的培养教育。把干部水平提高一步，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那我们就有希望了。”
田家英建议，为解决和克服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来的各种错误倾向，要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主席在这年三月份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这个条例，这就是后来的中央文件61条，61条为解决和消除全国的左倾错误，消除全国的浮夸风等五风错误起到了重大作用！
1961年5月3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1960年--1961年，粮食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人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即由周总理主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供应销量的九条办法的中央文件。全国正是根据这个文件，开展了三年调整时期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 在三年困难时期，，流行了很多首长、领袖间的小故事，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困难时期领袖与人民共患难的实情。
故事一：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宴还是很讲究很奢华很气派的。对国外元首、朋友，表现的友好、体面、热烈是礼仪的需要。那年月，很多军界、政界、省、部、军级领导、首长，因工作需要，往往要求他们出席作陪。在那饥荒暴月的困难时期，首长和领导们的肚子早就没有什么油水了，早就盼望国宴会能邀请到自己出席作陪，也好能开开荤，解解馋。话虽不好听，但实际却实是这么一回事！
国宴开始后，国宴在场的外宾是少数，而大多数的餐桌是没有外宾的。实际开设几桌无外宾桌子有烘托气氛的作用。而更多的意思还是慰劳一下困难时期的老干部，让大家乘机解解馋。无论如何这毕竟是工作场合，要有礼仪之邦的规范。尤其是陪坐主宾席的餐桌，大家要按周总理的讲话和启示，频频举杯，相互敬酒祝福，是彬彬有礼，烘托气氛，不断进入高潮。而远离周总理和外宾的首长桌的情景就大不同了，没有外宾，首长们是无拘无束，自由多了。只见上来几盘菜，首长们是七八双筷子一齐上，是撩开大槽牙，甩开腮帮子，风扫残云，三下五除二，几个盘子就吃的光光的了。周总理看到远处餐桌个个首长的光景与表现，就招呼在场大会堂服务员提耳过来，耳语之后，大会堂的服务员便来在无外宾的首长桌前，传达周总理的指示，首长们聚精会神侧耳静听着。服务员说：周总理说要你们在外宾面前注意吃相！满桌的首长听后瞠目结舌，会心的大笑起来。
故事二：假日里，陈毅外长和贺龙体委主任走到一起，说笑间商量去哪里解解馋。陈毅用贺龙的湖南话问贺龙：“我们今天去哪里打打秋风呀？”意思是去哪里沾点儿便宜。贺龙大笑并神秘地说：“我知道民主人士有中央特供，咱们去拜佛吧！”陈毅听后恍然大悟，“对对，我们去拜班禅活佛。”藏族领袖，大喇嘛班禅额尔多尼，却吉坚赞，有中央特供。说走就走，两位大元帅就这般兴高采烈的来在班禅大师的驻地。班禅大师双手合十，无比高兴的恭迎两位老帅大驾光临。大师急忙命人为两位老帅上奶茶，并从橱柜里为两位老帅端出每人一个黄元帅大苹果送到每个人手中。见到偌大金黄亮丽的大苹果，两位老帅竟击掌手舞足蹈起来，高兴地不得了。嘴里不住的大喊“来着啦！来着啦!解馋啦!”大家高兴得像一群孩子。
在那个年代，军队的人们都盼望八一建军节的到来，因为八一节是军队最大的节日，有特供，年年花样翻新，官兵一起大联欢。我们小孩子也可上酒席与首长同饮。大家共举酒杯，为了祖国，为了解放军，喝干了！再干一杯！
北京军区的首长们与外地军区不同，北京的首长们是特别盼望收到周总理邀请赴宴的邀请函。因为国宴上除了好吃的以外，还有很多的特供烟。那时宴会允许吸烟。宴会后的香烟，可以让人们顺便带走，困难时期，这么大的首长艰苦又可笑，这是艰难又幸福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