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当李宏军刚刚成为辽宁省计生所的一名医生时，他每天的医治对象，就是男性不育症。如今，当他坐在离天安门只有一站地的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室，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时，他发现，自己的工作早已偏离了一名男科医生的本职——他既是心理医生，又是夫妻关系调解员；他一边指导新婚夫妇如何做爱，另一边还要帮助“老少配”婚姻的男性在年轻妻子面前“重振雄风”。
李宏军感慨地说，“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幸福的人们总是相似的，不幸(性)的人们各有各的不幸(性)。”
生育难的背后
来大陆做了一年多的性治疗以后，台湾性治疗师童嵩珍感受到两岸民众对性态度的差异：在台湾，她接待的患者，大多希望提高性生活质量——说白了，就是为了获得性高潮；但是在大陆，她遇到最多的，是很多夫妻为了生育而前来寻求性治疗。在大陆人的观念里，传宗接代还是最重要的。
童嵩珍曾接待过一对母女。女儿在一旁涨红着脸不肯说话，母亲解释说，自己的女儿结婚4年了，一直没有生育。原因是她有阴道痉挛，从来没有和丈夫做爱成功过。男方家长对此非常不满，已经提出，要是再生不出孙子，就要儿子和她离婚。这位母亲又生气又伤心地说：“丢死人了！连畜生都会做的事，我女儿竟然不会？！我也不让她工作了，现在就是要专心把这个病给治好。”
“这位女性是在我们诊疗室被器具‘破处’的，你说是不是很可惜？”童嵩珍这样说的时候，带着一丝惋惜。
在中国，不仅仅只有女性不会做爱。“你听说过‘新婚阳痿’吗？”刚落座，李宏军就问道。作为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最近几年，他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刚结婚的年轻男性来看病，说自己阳痿。
“我一检查，95%以上的求诊者都是健康的，没毛病的，都是心理因素导致的”，李宏军说。他发现，发生新婚阳痿的男性，往往没有婚前性经验。由于他们大多为独生子女，性格内向，比较“宅”，缺乏群体生活，也没有和同龄朋友谈论、交流过性方面的话题。像这样的人，如果婚后第一次性生活失败了，很容易留下心理阴影，形成阳痿。对此的治疗，只需加以性知识教育和心理疏导，顶多服用一段时间的伟哥就可以治愈。
为了这个问题来找李宏军看病的，不仅包括新婚的小两口，还有结婚数年的夫妻。这些人由于面临生育压力，不得不“豁出去”前来就医，之后才发现竟是由于丈夫初夜的恐惧、焦虑造成的后遗症。李宏军开玩笑地说，得益于中国特色的“新婚阳痿”，他们在国际期刊上发了不少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晓年表示，由于性生活不和谐前来向他求助的，以结婚双方同时是处男处女的比较多。尽管中国现在有部分人的性观念已经非常开放，但仍有另一部分人，他们成长于管教严格的家庭里，长大以后很容易产生性困扰。这也说明中国的性教育做得并不算成功。
生育难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复杂的家庭故事。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曾遇到一对前来咨询的夫妻。女方25岁就和对方结婚，直到31岁尚未生育。问及原因，丈夫说两人感情还好，但就是对妻子没有性欲。
一开始，方刚以为他们只是审美疲劳所致，但在聊天中，他发现，咨询者婆媳关系紧张。而女方一旦和婆婆发生矛盾，就将怒火转嫁于丈夫身上，开始摔杯子，摔手机，甚至砸电视机。
方刚分析说，这位妻子并没有意识到，其实她自己有家庭暴力的倾向。所谓家暴，不仅指对伴侣动武，还包括控制对方的行为，辱骂、恐吓对方等精神暴力。“面对成天怒气冲冲、动辄就摔东西的妻子，这位丈夫怎么可能提得起性欲？”
经过长时间的心理辅导，两人逐渐认识到了症结所在，经过调整，如今已经有了孩子。
被忽视的女性
内地某三线城市青年小娟(化名)，今年24岁，三年前嫁了个富二代，很快就生了儿子，让思想传统的婆家高兴地合不拢嘴。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但去年的某一天，小娟偷看了丈夫的手机，发现对方偷情，并且在她怀孕期间就已开始。一怒之下，小娟决心离婚。
离婚拉锯战闹了一年多，双方亲戚都劝她回心转意，皆无功而返。最近，在一次场面激烈的娘家会议上，小娟迫不得已吐露了一个秘密：她之所以要离婚，是因为没有自信挽回丈夫的心。而根本原因，是她患有性冷淡，婚后性生活一直不和谐，在生完小孩后，他们夫妻间的性生活更是几乎为零。这正是丈夫出轨的重要原因。
受临床经验启发，李宏军这位以男科而出名的专家，最近也越来越关注女性的性困扰。他曾遇到过一对因丈夫阳痿寻求治疗的夫妻。在接诊结束后，患者妻子竟悄悄跑回来找他说：“李大夫，其实我刚才并没有把完整实情告诉您：我有性交疼痛，每次都是勉强成事，夫妻性生活次数也少，时间久了他就有心理阴影，所以阳痿可能与此有关。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也不敢让他知道，只好偷偷来问问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李宏军这才意识到，虽然他医治的是男性性功能障碍，但也许不能只关注男性患者，女性也要治疗。夫妻同治，是性治疗的推荐准则。
据统计，10%的男性阳痿都是由妻子的性冷淡或性交疼痛造成的。李宏军介绍说，近些年，国际上渐渐产生一种新观点：女性也存在性功能障碍(英文简称FSD)，指女性个体不能参与她所期望的性行为、在性行为过程中不能或难以得到满足，并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是一种与年龄相关、渐进性发展的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的常见和多发疾病。
据李宏军的查阅，由于宗教和封建意识的影响，全球对FSD的研究起步都较晚且研究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Laumann发表的调查结果是被最广泛引用且具有权威性的。他们对年龄在18~59岁的1749名女性和1410名男性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性功能障碍，这一数字分别是43%和31%。女性性功能障碍以性欲低下最为常见(51%)，其次是性唤起障碍(33%)和性交痛(16%)，且与年龄密切相关。其中，更年期与生育是导致FSD的两大高危因素。
然而，在国内，女性的性意识仍相当保守，有待启蒙。如果不是遭遇婚变，小娟的性困扰恐怕永远都不会浮出水面。为此，她准备离婚后去医疗机构求助。
童嵩珍也表示，在台湾，在前来求助性治疗的人中，女性大约能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大陆的就诊患者里，以男性居多，女性只有五分之一。不仅女性患者少，而且诉求单一，几乎全是阴道痉挛问题。相比之下，性冷淡这个本来是女性最普遍的问题，但却几乎没有人来咨询。“道理很简单：如果有阴道痉挛，就不能做爱，也就生不了孩子，所以就会重视。而性冷淡并不影响生活，大部分夫妻可以默默忍受。”
对此，马晓年也表示，时至今日，妇女的性健康问题仍然没有进入那些患者或医疗卫生保健人员的视野。具有性健康问题的大多数妇女甚至不知道她们的问题是可以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的。
“围城”内外
“现在是不是很流行‘大叔控’？”李宏军带着求证的语气问记者。原来，近两年，李宏军发现，有很多四五十岁，甚至70岁的男性来找他看病，要求改善自己的性能力。随便一聊便得知，这些经济实力不俗的“大叔”们，都新娶了比自己小很多的妻子，除了在物质上满足妻子的需求外，还力图在卧房里也展现实力。李宏军说，他的很多医生同学也都在中年离婚、再婚，还有人找他看同样的问题。
除了“大叔”们这种“甜蜜的”性困扰，李宏军还经常在男性求诊者中遇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婚姻里可以做爱，面对婚外性时无法成事；另一种是与婚外性伴侣的性生活很和谐，但希望维持婚姻，而实际上却与妻子已经擦不出火花。不过，他感觉，因后一种困扰来求医的男人更多。

面对这一类问题，价值观不同的医者，有不同的应对态度。
童嵩珍表示，作为一名性治疗师，她们的职业操守就是，不干预患者的生活。对于前来求助的人，她们只负责把“性”这一部分的问题医治好，至于患者的治疗目的是要与谁发生性关系，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
然而，李宏军却表示，他在帮患者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尽量劝对方，性不仅仅是一个生理过程，也跟感情有关，你需要调动对妻子的爱才能使性生活成功，说到底，“大脑才是人体最大的性器官”。
马晓年也表示，他还会劝诫那些男人们，婚外性会极大地增加感染性病与艾滋病的风险。“一句话，劝和不劝离”，李宏军与马晓年不约而同都这么说。
性治疗师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式婚姻的最新写照。2000年~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针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做了三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丈夫的婚外性一直远多于妻子，但两者在短短10年之内都翻了一番。10年间婚外性的发生率，男性从13.2%增长到28.9%，女性从4.5%增加到9.7%。
与此同时，研究者发现，在前两次调查中，高阶层男女的婚外性发生率都更高，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趋势已经很不明显。也就是说，婚外性的阶层差别正在日渐消失——婚外性正在走向“全民化”。
潘绥铭倾向于认为，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婚外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就是“婚外恋”。也就是说，婚外性的目的，既不是钱财也不是为了更好的性生活，而是为了爱情。这一点女性尤甚。
马晓年就遇到过前来咨询的出轨女性。一名女性由于婚内感情与性生活不如意，便在外面有了情人，但又受到良心谴责，左右为难。马晓年说，对此，他只有给她分析局势，情人也有家庭，不会和她结婚，而婚外情一旦被丈夫发现的下场会怎样，最好还是斩断关系，及早收手。
“这样的分析对她有用吗？”记者问。
“其实这些道理她都知道。我说了也没用，如果她有决心收手，又怎么会来找我？咱们当医生的，也只能是‘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马晓年摇摇头。
最近，一部讲述“人妻出轨”的日本电视剧《昼颜》在国内小范围走红。而这部剧的最大看点，是身为中产阶级主妇的女主角，穿着名牌内衣、开着跑车，主动寻求婚外情。她出轨的逻辑是：只有在外面有了男人，才会因为自知理亏而对丈夫和孩子更好，否则谁会甘心为男人去洗内裤呢？当日剧开始触及女性性解放的话题时，更多中国女性还在为“防小三与丈夫出轨”所困扰。
“当前，中国出现的婚外性现象，是对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动摇与颠覆，由此产生的问题，正是国人目前最大的性困扰。”方刚指出。
来方刚这里接受咨询的一大主流人群，是那些作为丈夫出轨受害者的妻子。在过去，遭遇此类问题的女性，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但近些年，方刚发现，各个年龄段的已婚女性都会找他问这个问题，30多岁的甚至刚结婚20多岁的也有。
对此，方刚伸出指头，一边掰着数一边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婚姻承载了5大功能：性生活的固定配对、经济维系、共同抚养孩子、感情维系，和扩大社会联结网。我会问这些来访女性，你们的婚姻还剩下几个功能？如果只是其中一项或两项缺失了，你是否愿意离婚？”
在他看来，女性之所以在婚姻中感到受了伤害，是因为她们对婚姻的理解，仅限于彼此对对方保持性忠贞。但婚姻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此。
这种想法或许有些激进。但根据潘绥铭的调查，2010年，中国的现存婚姻中，有1/5已经切切实实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胁，但这些夫妻确实没有离婚！
基于此，潘绥铭认为，“离婚便利比离婚自由更重要”。离婚越难，“脚踏两只船”也就越多。反之，如果人们真的可以非常容易地离婚，那么一旦移情别恋，情况就会转换为：跟这个人离婚，再跟那个人结婚，那么相当多的婚外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其实人们应该想一想，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人离婚这么难？”说完这句话，潘绥铭重重地吸了一口烟。
功夫在性外
在临床医学里，男男女女遇到的各种性问题，可以被统称为“性障碍”或“性困扰”，李宏军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而只是症状学的描述。但用社会学家潘绥铭的眼光来看，他更愿意将其称作“性烦恼”。
一些专家质疑，是否真有这么多种类的性功能紊乱存在；如果真有性功能紊乱存在的话，到底有多普遍。性功能药物的概念也被人指责为“疾病交易”：把一些行为问题定义为医学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销售药物治疗这种问题。
潘绥铭就认为，性健康绝对是因人而异的，绝对是因地制宜的，绝对是因时而变的。极端地说：如果我妻子绝对“性冷淡”，那么我阳痿就是健康。反过来，如果我丈夫禁欲，那么我有性要求就是有病。说到底，除非是自慰，否则性只能存在于某个“关系”之中。如果脱离“关系”去讲什么“性健康”，就完全是文字游戏或者另有所图。
在潘绥铭的三项调查里，他给男性列出了6种性烦恼：没有晨勃、性交疼痛、阳痿、早泄、疲软、难以到达性高潮。女性有4种：担心自己表现不好，阴道干涩、性交疼痛、难以到达性高潮。结果显示，在10年间，中国人的性烦恼是先增后减，成山丘形状，但总体仍呈增加趋势。
根据潘绥铭的分析，从2000年到2006年，人们的性烦恼急遽地增加了，这应该是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加大引起的，但到了2010年又稍有缓解，这可能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的结果。
此外，他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男性的性烦恼随年龄增长而增长——越老越多；而女性的性烦恼则随年龄增长呈稳中有降的趋势——老了就解脱了。
这种差别很有文化意义。这说明，在中国文化中，男性对于性烦恼的敏感、担忧与恐惧，远甚于女性，而且愈老愈甚。这种心理暗示已经强烈到足以诱发现实的性烦恼的地步。反之，中国女性由于婚前受到性知识方面的严厉禁锢，所以婚后初期的性烦恼会多一些，但随着性生活逐渐习以为常，烦恼不再增加，反而出现略减趋势。
调查还显示，上学程度越高、越是城市男性(尤其是直辖市男性)、男性职业等级越高、收入越高的，性烦恼越少。再婚的人性烦恼多于初婚与同居者。简言之，那些低文化、低职业、低收入的人们，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与社会压力，这潜移默化地削弱了他们全面的自信心，进而影响他们的性功能，直接增加性烦恼出现的可能性，产生“生理障碍”。与此同时，高阶层的人也会产生较大压力，他们的性的精神与情感方面的烦恼较多。
由此可见，无论男女，“性障碍”或“性烦恼”都不是所谓单纯的生理现象，都受到共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巨大影响。反过来说，“功夫在性外”才是“性福”的真谛。
转自：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李宏军：幸福的人们总是相似的，不幸(性)的人们各有各的不幸(性)。
社会学家潘绥铭：离婚便利比离婚自由更重要。

这个时候 KDS的 雷锋该出来干活了~

纯路过。国庆节快乐。。。

太小看国人了，10年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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