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屯河岸居住的安南人的后裔（原为越南人，今或已融入汉、回族中）（下）
清遣往伊犂的王大枢著有《西征录》，对黄益晓在伊犂充军守边情况有零星记载：“予馆绥定城，晤安南国人黄益晓。”
有人推断黄益晓到伊犂后被派往绥定城中营当兵，与执教的王大枢相识。王大枢记“黄（益晓）于其国，位到公辅（宰相一类的大臣）。少时曾司其事，故详。”
黄益晓在绥定城曾用汉语写有五言诗《春初写怀》，并在下注“安南人，原公爵。”诗中表露了其“恳亲”、“万里西程”、“离家”并愿“事事从新好，云开见月明”的情思。
在绥定城充军13年后，黄益晓等4人于公元1804年（嘉庆九年）获准回安南国（时，安南国已改名为越南国）的家乡，但此时嘉庆皇帝“不将尔等（在清的安南人）交回该国”、安南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黄益晓等4人在难以回国的情况下是留在了绥定城还是返回了在安南渠的新“家”便不得而知，但那些未被充军的安南人确成了头屯河畔的居民，“与齐民无异”。
据《清史稿》载，本年“遣编置佐领及安插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张家口、奉天（今辽宁省）、黑龙江、伊犂等处安南人回国，赍银有差。并许黎维祁归葬。”
此后，当地政府已不再把这批安南人看作暂时客居侨民而真正视其“与齐民无异”，随所垦土地的升科，这批安南人成为头屯所的正式居民，土墩子也有了一个新地名--安南工。
公元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安南黎氏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王族黎维祁投清请兵，公元1801年（嘉庆六年）安南阮氏集团在西方侵略者协助下北上镇压农民起义并建立阮氏王朝，黎维祁等于事平后被清政府释回国内。
公元1804年（嘉庆九年）乌鲁木齐都统奇臣请示朝廷，询问是否将黄公缵等人释回安南，上谕“黄公缵等各户无恳求回国之语，即当置之不论。倘伊等因闻黎维祁带来各户俱得回乡，亦欲恳求回国，该都统惟当谕以：尔等本与黎氏为仇来投内地，而现在得国之阮福映，即系黎氏旧臣。大皇帝虑尔等归国之后转致失所，是以曲为体恤，不将尔等交回该国。尔等惟当乐业安居，不必再为渎请。如此明白晓谕，伊等自当感激施思山”。随后，史籍关于这批安南屯垦者在新疆的足迹就不见于文字记载了。
安南王后来多次向清索要黄氏统领的安南人，清发文征求在安南工的安南人的意见，但他们表示“惟当乐业安居”，不愿再回安南，此后，他们渐与当地的主体民族汉人融为一体或与回民融合，现已难寻这批越南屯垦者的后裔。
黄公缵的坟墓在安南工，但战后却成为无人祭扫的荒坟，这或许暗示着全体村民都已殉难？
20世纪“文革”期间，新疆博物馆听说三坪农场有个越南人的碑，曾派专人去调查，但石碑已被砸碎；1986年，在乌鲁木齐市的一处工地上，一座清代古墓显露出来，经抢救性发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陪葬品，其中有几百枚清朝铜钱（其中掺杂一些外国铜钱），经考古人员现场确认，这些外国铜钱来自于万里之外的越南；1991年有学者听说安南工村居民点附近农田里有个占地数亩的正方形坟圈子，坟圈子里有一大一小两座相连的坟丘，大的那座前面立有一块石碑，石碑是用南山出的青石打制的，18x12米，碑上有4行竖写的汉字，只记得最右行起首3字清晰可辨，为“安南国”（当地方言中“国”与“工”发音十分相近），反面无文字。石碑处名“石碑子”，三坪农场的老一辈人管石碑坟叫“皇姑坟”，还说“皇姑”就是大人物的意思。
无疑，“皇姑坟”是“黄公坟”的音近，1958年“大跃进”平整土地时，三坪农场农工用拖拉机把两个坟头及坟圈平、拓作农田，石碑下落不明。
安南工的老户说，他们听老辈说，公元1864（同治三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及索焕章（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首领，回族。原为乌鲁木齐绿营提督参将）等叛乱时，见汉人就杀，安南工住的全是汉人，越南后裔和头屯其他屯戍者合力死守头屯，后，由于势单力孤，他们守不住村子，就举族跑到汉人聚居的玛纳斯（今玛纳斯县）避难。刘爵帅（指刘锦棠，他受封为侯爵，故称“爵帅”）入疆打跑阿古柏军后在安南工建有回屯，召来十几户回民，发给牛、种子，安居于此。从此，安南工原住民--越南黄氏难民便下落不明。目前越南的黄氏家族是黄公缵直系后裔，自离开越南后，由于信息阻断，在家族族谱中黄公缵便下落不明，新建的家庙中不得不虚位以待。
《新疆图志》记乌鲁木齐有“安南渠庄”，《迪化县乡土志（地理节）》记有“安南工”，即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农场一连。
“安南工”含有两层意思，一，“安南”即“安南都护府”的简称，“安南”一词直至清初在中国人中指今越南并沿用；二，由于新疆方言中“国”与“工”发音十分相近，疑“安南工”即“安南国”。
也许安南人于公元1864（同治三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清军攻打后移居玛纳斯或乌鲁木齐或其他垦区融入新的生活，黄公缵的坟墓虽在安南工村，但战后却成为无人祭扫的荒坟，这或许暗示着全体村民都已殉难？
作者：风沙星空
清遣往伊犂的王大枢著有《西征录》，对黄益晓在伊犂充军守边情况有零星记载：“予馆绥定城，晤安南国人黄益晓。”
有人推断黄益晓到伊犂后被派往绥定城中营当兵，与执教的王大枢相识。王大枢记“黄（益晓）于其国，位到公辅（宰相一类的大臣）。少时曾司其事，故详。”
黄益晓在绥定城曾用汉语写有五言诗《春初写怀》，并在下注“安南人，原公爵。”诗中表露了其“恳亲”、“万里西程”、“离家”并愿“事事从新好，云开见月明”的情思。
在绥定城充军13年后，黄益晓等4人于公元1804年（嘉庆九年）获准回安南国（时，安南国已改名为越南国）的家乡，但此时嘉庆皇帝“不将尔等（在清的安南人）交回该国”、安南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黄益晓等4人在难以回国的情况下是留在了绥定城还是返回了在安南渠的新“家”便不得而知，但那些未被充军的安南人确成了头屯河畔的居民，“与齐民无异”。
据《清史稿》载，本年“遣编置佐领及安插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张家口、奉天（今辽宁省）、黑龙江、伊犂等处安南人回国，赍银有差。并许黎维祁归葬。”
此后，当地政府已不再把这批安南人看作暂时客居侨民而真正视其“与齐民无异”，随所垦土地的升科，这批安南人成为头屯所的正式居民，土墩子也有了一个新地名--安南工。
公元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安南黎氏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王族黎维祁投清请兵，公元1801年（嘉庆六年）安南阮氏集团在西方侵略者协助下北上镇压农民起义并建立阮氏王朝，黎维祁等于事平后被清政府释回国内。
公元1804年（嘉庆九年）乌鲁木齐都统奇臣请示朝廷，询问是否将黄公缵等人释回安南，上谕“黄公缵等各户无恳求回国之语，即当置之不论。倘伊等因闻黎维祁带来各户俱得回乡，亦欲恳求回国，该都统惟当谕以：尔等本与黎氏为仇来投内地，而现在得国之阮福映，即系黎氏旧臣。大皇帝虑尔等归国之后转致失所，是以曲为体恤，不将尔等交回该国。尔等惟当乐业安居，不必再为渎请。如此明白晓谕，伊等自当感激施思山”。随后，史籍关于这批安南屯垦者在新疆的足迹就不见于文字记载了。
安南王后来多次向清索要黄氏统领的安南人，清发文征求在安南工的安南人的意见，但他们表示“惟当乐业安居”，不愿再回安南，此后，他们渐与当地的主体民族汉人融为一体或与回民融合，现已难寻这批越南屯垦者的后裔。
黄公缵的坟墓在安南工，但战后却成为无人祭扫的荒坟，这或许暗示着全体村民都已殉难？
20世纪“文革”期间，新疆博物馆听说三坪农场有个越南人的碑，曾派专人去调查，但石碑已被砸碎；1986年，在乌鲁木齐市的一处工地上，一座清代古墓显露出来，经抢救性发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陪葬品，其中有几百枚清朝铜钱（其中掺杂一些外国铜钱），经考古人员现场确认，这些外国铜钱来自于万里之外的越南；1991年有学者听说安南工村居民点附近农田里有个占地数亩的正方形坟圈子，坟圈子里有一大一小两座相连的坟丘，大的那座前面立有一块石碑，石碑是用南山出的青石打制的，18x12米，碑上有4行竖写的汉字，只记得最右行起首3字清晰可辨，为“安南国”（当地方言中“国”与“工”发音十分相近），反面无文字。石碑处名“石碑子”，三坪农场的老一辈人管石碑坟叫“皇姑坟”，还说“皇姑”就是大人物的意思。
无疑，“皇姑坟”是“黄公坟”的音近，1958年“大跃进”平整土地时，三坪农场农工用拖拉机把两个坟头及坟圈平、拓作农田，石碑下落不明。
安南工的老户说，他们听老辈说，公元1864（同治三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及索焕章（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首领，回族。原为乌鲁木齐绿营提督参将）等叛乱时，见汉人就杀，安南工住的全是汉人，越南后裔和头屯其他屯戍者合力死守头屯，后，由于势单力孤，他们守不住村子，就举族跑到汉人聚居的玛纳斯（今玛纳斯县）避难。刘爵帅（指刘锦棠，他受封为侯爵，故称“爵帅”）入疆打跑阿古柏军后在安南工建有回屯，召来十几户回民，发给牛、种子，安居于此。从此，安南工原住民--越南黄氏难民便下落不明。目前越南的黄氏家族是黄公缵直系后裔，自离开越南后，由于信息阻断，在家族族谱中黄公缵便下落不明，新建的家庙中不得不虚位以待。
《新疆图志》记乌鲁木齐有“安南渠庄”，《迪化县乡土志（地理节）》记有“安南工”，即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农场一连。
“安南工”含有两层意思，一，“安南”即“安南都护府”的简称，“安南”一词直至清初在中国人中指今越南并沿用；二，由于新疆方言中“国”与“工”发音十分相近，疑“安南工”即“安南国”。
也许安南人于公元1864（同治三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清军攻打后移居玛纳斯或乌鲁木齐或其他垦区融入新的生活，黄公缵的坟墓虽在安南工村，但战后却成为无人祭扫的荒坟，这或许暗示着全体村民都已殉难？
作者：风沙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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