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屯河岸居住的安南人的后裔（原为越南人，今或已融入汉、回族中）（中）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黄公缵等22户100余人踏上西行长途、被清廷解至迪化（远流乌鲁木齐的原因，一是使其远离边界，以息外交纷争；二是那时乌鲁木齐的屯垦已初见成效，有待充实人员，开拓垦区，巩固成果），陕甘总督奏：“查迪化城所属土墩子（又称“头屯”、“土墩”、“千总堡”）地方，地肥水足，堪资生计。即将乌鲁木齐招垦之地每户拨给三十亩，并借给农具、种籽、马匹、房价，责成头屯把总弹压。得旨：如所议行。”
这些安南国民便成为屯垦者被安排在头屯所的土墩子一带安家落户（“发至乌鲁木齐的厂徒，系西南各省赴安南开矿的民人，因在安南发生械斗，陆续回国者达二千余人。清廷认为他们‘大都皆游手无赖，不安本分之人，若使仍留本地，日久必潜越夷境，仍滋事端’。令分起解赴乌鲁木齐，‘拨地屯种’”）（一部分安置在塔西河[今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塔西河村]。《乌鲁木齐政略.户民》载：“四十一年，发来种地厂徒内：……塔西河厂徒一百九十三户”）（一部分在后期去了伊犁），“酌量拨给地亩房间，令其耕种自赡”，黄公缵一行的身份相当于安插户与遣户之间，他们与当地回、汉民一样享受民屯待遇。乾隆帝谕旨：“黄公缵等以外夷内附，安插该处，本与齐民无异。”
22户安南人共认领660亩待垦地并向当地政府借支了农具、房价及来年的种籽、马匹，以“遣户”身份安顿下来。
由于《清实录》未收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复奏的奏折，所以是否委黄公缵之子出任这批越南人的头人，难知其详（安南国的末代皇帝黄公赞在到达新疆后的第6年[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去世）。
清史有此段历史：“查迪化所属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资生计。即将迪化招垦之地，每户拨给三十亩，并借给农具、籽种、马匹、房价，责成头屯把总弹压。”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以前的头屯（河）一带只有几户回、汉民耕田者，富堪的沃土使他们安居于沙石河床两岸的白杨树和榆树下。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9月，22户黄姓安南人来到土墩子后，在清给予他们土地、农具、种籽、马匹和土房的资助下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民屯生活，开渠引水、铺路载树、耕田养畜，与当地回、汉民共同过着同样的生活。
由于土墩子的土地极适宜耕种、安南人辛勤劳动，翌年就成为富产的粮地，安南人与当地回、汉民在这里过着富足的生活。
其后，在西域边陲服役后退役的内地士兵、商贾、流放者、刑满犯人、过往商客也在头屯河畔扎根，形成一个以回、汉民及安南人为耕种者、以杂乱身份移居者为聚落的村庄，人们将这里起名为“安南渠庄”（“渠”即今头屯河）。
随后，安南人请求乌鲁木齐都统帮助，把留在广西边境谅山（今越南谅山省谅山市）、宣化（今越南广平省宣化县）的妻室接来。当时，“安南宫（即“安南渠庄”）内，人扬繁庶，家禽满院”，“安分守纪，扶政爱军”。
公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乌鲁木齐都统任命黄公缵的儿子为“安南宫头人”，给予自治安南宫的权利。
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写过头屯：“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斜照衔山门半掩，晚风时袅一枝花”。这应是安南工（宫）最初的容貌。
迪化州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设置3个所，即头屯所、塔西河所、芦草沟所，以管理屯垦事宜，并各驻千总一人。头屯所一共有251户，屯田7575亩，岁征粮共728石7斗5升2勺。共有22户是安南国民，约占全所民户的十分之一。
自乾隆四十二年以后，头屯又陆续安插过新的屯垦者，所耕种的土地一再升科，成为乌鲁木齐最重要的垦区之一。
由于土墩子又称为“安南渠庄”，这批屯田的越南人无疑曾从事过农田水利建设，自头屯河引水灌溉自己承种的660亩农田。
后来，安南王多次向清政府索要黄氏统领的安南人。公元1804年（嘉庆九年），清政府发文征求安南宫的意见，他们表示“惟当乐业安居”，不原再回安南，此后，他们渐和乌鲁木齐的汉民融合了（据《新疆屯垦史》）。
把黄公缵等远流乌鲁木齐的原因，一是使其远离边界，以息外交纷争；二是那时乌鲁木齐的屯垦已初见成效，有待充实人员，开拓垦区，巩固成果。
公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到头屯所6年后），在头屯所的这批越南人的头人黄公缵去世。据说黄公缵死后安葬在头屯所土墩子并起有高数米的坟丘，坟前树碑一通，今当地老乡称此坟为“黄公坟”或讹为“皇姑坟”，并把这里的地名称为“石碑子”。黄公缵的坟丘及石碑为毁于公元18世纪70、80年代的兵燹，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被推平、拓作农田。
其后，越南统治者对清发出遣返定居在黑龙江和乌鲁木齐的安南人的请求，但清未同意，后因新疆发生地方叛乱，清征兵攻打叛乱者，在征得的兵中便有定居安南工的安南人后裔黄益晓等4人，乾隆帝亲下谕旨，命将黄益晓等派往绥定城（今霍城县水定镇）中营充军守边，在伊犂将军麾下披甲当兵，成为为清廷戍守边关的军士。
作者：风沙星空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黄公缵等22户100余人踏上西行长途、被清廷解至迪化（远流乌鲁木齐的原因，一是使其远离边界，以息外交纷争；二是那时乌鲁木齐的屯垦已初见成效，有待充实人员，开拓垦区，巩固成果），陕甘总督奏：“查迪化城所属土墩子（又称“头屯”、“土墩”、“千总堡”）地方，地肥水足，堪资生计。即将乌鲁木齐招垦之地每户拨给三十亩，并借给农具、种籽、马匹、房价，责成头屯把总弹压。得旨：如所议行。”
这些安南国民便成为屯垦者被安排在头屯所的土墩子一带安家落户（“发至乌鲁木齐的厂徒，系西南各省赴安南开矿的民人，因在安南发生械斗，陆续回国者达二千余人。清廷认为他们‘大都皆游手无赖，不安本分之人，若使仍留本地，日久必潜越夷境，仍滋事端’。令分起解赴乌鲁木齐，‘拨地屯种’”）（一部分安置在塔西河[今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塔西河村]。《乌鲁木齐政略.户民》载：“四十一年，发来种地厂徒内：……塔西河厂徒一百九十三户”）（一部分在后期去了伊犁），“酌量拨给地亩房间，令其耕种自赡”，黄公缵一行的身份相当于安插户与遣户之间，他们与当地回、汉民一样享受民屯待遇。乾隆帝谕旨：“黄公缵等以外夷内附，安插该处，本与齐民无异。”
22户安南人共认领660亩待垦地并向当地政府借支了农具、房价及来年的种籽、马匹，以“遣户”身份安顿下来。
由于《清实录》未收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复奏的奏折，所以是否委黄公缵之子出任这批越南人的头人，难知其详（安南国的末代皇帝黄公赞在到达新疆后的第6年[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去世）。
清史有此段历史：“查迪化所属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资生计。即将迪化招垦之地，每户拨给三十亩，并借给农具、籽种、马匹、房价，责成头屯把总弹压。”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以前的头屯（河）一带只有几户回、汉民耕田者，富堪的沃土使他们安居于沙石河床两岸的白杨树和榆树下。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9月，22户黄姓安南人来到土墩子后，在清给予他们土地、农具、种籽、马匹和土房的资助下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民屯生活，开渠引水、铺路载树、耕田养畜，与当地回、汉民共同过着同样的生活。
由于土墩子的土地极适宜耕种、安南人辛勤劳动，翌年就成为富产的粮地，安南人与当地回、汉民在这里过着富足的生活。
其后，在西域边陲服役后退役的内地士兵、商贾、流放者、刑满犯人、过往商客也在头屯河畔扎根，形成一个以回、汉民及安南人为耕种者、以杂乱身份移居者为聚落的村庄，人们将这里起名为“安南渠庄”（“渠”即今头屯河）。
随后，安南人请求乌鲁木齐都统帮助，把留在广西边境谅山（今越南谅山省谅山市）、宣化（今越南广平省宣化县）的妻室接来。当时，“安南宫（即“安南渠庄”）内，人扬繁庶，家禽满院”，“安分守纪，扶政爱军”。
公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乌鲁木齐都统任命黄公缵的儿子为“安南宫头人”，给予自治安南宫的权利。
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写过头屯：“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斜照衔山门半掩，晚风时袅一枝花”。这应是安南工（宫）最初的容貌。
迪化州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设置3个所，即头屯所、塔西河所、芦草沟所，以管理屯垦事宜，并各驻千总一人。头屯所一共有251户，屯田7575亩，岁征粮共728石7斗5升2勺。共有22户是安南国民，约占全所民户的十分之一。
自乾隆四十二年以后，头屯又陆续安插过新的屯垦者，所耕种的土地一再升科，成为乌鲁木齐最重要的垦区之一。
由于土墩子又称为“安南渠庄”，这批屯田的越南人无疑曾从事过农田水利建设，自头屯河引水灌溉自己承种的660亩农田。
后来，安南王多次向清政府索要黄氏统领的安南人。公元1804年（嘉庆九年），清政府发文征求安南宫的意见，他们表示“惟当乐业安居”，不原再回安南，此后，他们渐和乌鲁木齐的汉民融合了（据《新疆屯垦史》）。
把黄公缵等远流乌鲁木齐的原因，一是使其远离边界，以息外交纷争；二是那时乌鲁木齐的屯垦已初见成效，有待充实人员，开拓垦区，巩固成果。
公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到头屯所6年后），在头屯所的这批越南人的头人黄公缵去世。据说黄公缵死后安葬在头屯所土墩子并起有高数米的坟丘，坟前树碑一通，今当地老乡称此坟为“黄公坟”或讹为“皇姑坟”，并把这里的地名称为“石碑子”。黄公缵的坟丘及石碑为毁于公元18世纪70、80年代的兵燹，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被推平、拓作农田。
其后，越南统治者对清发出遣返定居在黑龙江和乌鲁木齐的安南人的请求，但清未同意，后因新疆发生地方叛乱，清征兵攻打叛乱者，在征得的兵中便有定居安南工的安南人后裔黄益晓等4人，乾隆帝亲下谕旨，命将黄益晓等派往绥定城（今霍城县水定镇）中营充军守边，在伊犂将军麾下披甲当兵，成为为清廷戍守边关的军士。
作者：风沙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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