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佛教艺术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
早期石窟：即今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tan yao)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
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471-494年），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是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
晚期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494年），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
昙曜的姓氏、家世、生卒年月，早已不可考证。只知他是凉州人氏，自幼出家习禅。据记载，他品格高洁，风度闲雅。
当时的北魏，刚从一场灭佛的劫难中走出。文成帝的祖父，太武帝拓跋焘是一个强势的帝王，即位时春秋正富，锐意开疆拓土；他东征西讨，创建了一个强盛的帝国，使北魏的版图空前扩张。但这样的后果是民不聊生，各种社会矛盾也空前激化，民族之间与宗教之间势同水火，太平真君六年，胡人盖吴于杏城（今陕西黄陵）揭竿，太武帝挥师西征，抵长安，在长安寺中发现藏有大量财物、酒具、兵器，以及用于yin乱的密室，不禁勃然大怒，遂进行灭佛，下令将寺庙尽行拆毁，佛像砸毁、典籍焚烧……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的劫难。
多亏了仁厚的太子，一部分僧人得以逃匿，昙曜因此死里逃生。文成帝即位后，忏悔祖父的酷烈政策，继承自己父亲拓跋晃的意愿，迅速复佛。
史书中记载，昙曜来到北魏都城平城，巧遇文成帝出行。文成帝所骑的御马突然不受控制，向前疾驶，在一位出家人面前停下来，并张嘴衔住了他的袈裟再不前行。陪同在文成帝左右的官宦，赶紧上前驱赶高僧，却被文成帝制止，随即文成帝将高僧请回宫内，商议佛教复兴大业。这就是“马识善人”的故事。
文成帝与昙曜的相遇，似乎是天意。文成帝拜昙曜为师，并封昙曜为“沙门统”，管理全国僧尼事务。昙曜提出凿窟雕佛建议——他想使佛教这一有大智、大美的宗教能够永远流传，不因一时的政治权力之po害而使经像法物荡然无存。他认为纸张与木料均是易损之物，唯有金石不灭，一经布局便万世难移。
昙曜选择武州塞的断崖作为开窟之所，是因为这段断崖的岩石成分和地理构造最适合雕刻。担任雕凿的石工，是当时最顶尖的艺术家，总设计师是昙曜本人。他来自凉州，熟悉西域佛影窟的体制，还见过敦煌鸣沙山石窟的实物，构思起来有例可循，他将自己博大的见闻作为借鉴，融入深刻的思索，进行了神奇的创造。
他所开凿的石窟共有5座，含有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祈福的意义；各窟雕饰之奇伟，工艺之精美，可说是旷古所无。文成帝之下的历代帝王，旷日持久地继续这项浩大的工程，成就了让后人惊叹不已的云冈石窟群。
礼佛大道
气势恢宏的十三对“骑象四棱神柱”依次列于礼佛大道两侧，神柱高8.73米，系黄沙岩雕刻，由下而上依次为须弥座、力士、白象、柱体的完美组合。石象雕刻是仿北魏风格，做工细致秀美。大象是佛教里常用的六牙石象造型。六颗象牙代表了佛教里的六度，在佛教中我们常说六根清净，六波罗蜜也就是这个意思。石象背驮花纹细密的莲花座，神柱的每一面刻有双排并坐的佛像。
插一张导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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