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4-03-03 08:53 IP属地：未知
新疆地区和平解放后反分裂斗争的历程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前言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各项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民族群众的衷心拥护，我们的民族工作也相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疆各族人民真正得到解放，翻身做了主人。内地汉族同志进入新疆支援生产建设，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但是与民族团结主流并存的是一股从旧中国延续下来的分裂暗流，“赶走汉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思想一直阴魂不散。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潜藏的分裂暗流分为两支，一支是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活动的继续；另一支是南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残余势力的挣扎。新疆和平解放后，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政治思潮在新疆局部地区部分民族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两支新疆和平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分裂主义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分裂活动反复出现、反分裂斗争时起时伏的主要原因；顽固的分裂势力随时准备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武装反扑，所以，新中国建立后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实质上是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分裂势力斗争的继续。
50年代，敌对势力以武装暴乱为主要形式，目标是搞垮我新生政权，参与活动的人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和部分旧政权留用人员。如1949年11月至1951年9月，乌斯曼及其亲信策动的系列武装暴乱，乌斯曼是哈萨克族部落头目，其叛乱活动完全是美国一手策划炮制的，暴乱的地域也主要在新疆东部的山区和牧区，暴乱分子裹胁成千上万的牧民跟随其暴乱，流动性大，往往波及数县，且带有土匪流动抢劫的性质，由此给局部牧区的社会稳定和畜牧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虽然乌斯满武装暴乱也提出了个别分裂性质的口号，如1950年乌拉孜拜在暴乱前即叫嚣要“赶走汉人、赶走解放军”，但从乌斯曼及其亲信所策动的武装暴乱的整体看，其主要性质是反对和阻挠新疆和平解放，乌斯曼及其亲信策动的武装暴乱平息后，对于投诚的重要人员，人民政府根据党的政策分别予以了适当的安置。由于整编后的民族五军未清除内部的里通外国分子和“泛突厥主义”分子，军队内部也出现过叛乱，1950年7月24日，在伊犁驻军中一个叫热合曼诺夫的排长策动叛乱；1950年8月18日至12月26日，昭苏驻军中发生叛乱。另外，在宗教幌子下的暴动，主要发生在喀什、和田。如莎车县荒地乡教经堂的阿尤甫•阿吉接受了艾沙?玉素甫的任务后，利用依禅教(对此教派要高度重视)，妄图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国”，活动猖獗，最终被我及时平息。解放以后新疆发生的20起反革命暴乱和叛乱，有16起集中发生在50年代。
6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为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分裂活动的主要国际背景。在这个背景下，自治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分裂思想严重的宗教人士浮出水面，策动分裂，目标是建立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政党。在原苏联“克格勃”特务的操纵下，主要发生了伊犁1962年“5•29伊塔事件”，7万多边民外逃；“东土人民革命党”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涉及到我们内部，斗争主要集中在北疆地区。
70年代，民族分裂活动相对沉寂，一方面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思想正由“遏制”向“接触——遏制——接触”转变，原苏联也因忙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无力他顾；另一方面，是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为了维护新生人民政权(50年代)、为了警惕“苏修亡我之心不死”(60年代)，对民族分裂活动实行了严厉打击、绝不手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后滞效应清除了民族分裂分子的生存土壤。到了70年代，国内政治斗争形势严峻，这种政治斗争的氛围虽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相对单纯一致的全民的政治目标，有利于形成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仇敌忾反对民族分裂的向心力，荡涤了民族分裂分子的生存空间；加之新疆侦破了“东土党”，当时的民族分裂“精英”多数遭到打击，其力量受到较大削弱。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整个70年代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但限于20世纪50—70年代特定的历史大环境，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分裂思潮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错位认识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特别是没有对部分民族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中存在的一些“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进行认真的清理，也没有在群众中公开进行反分裂斗争的教育，在这种背景下，一度蛰伏的分裂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又沉渣泛起，得以复燃和蔓延，进而借端煽动民族偏激情绪和宗教狂热，组织分裂政党，制造分裂事件。
70年代末、80年代初，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我们国家走上了励精图治的发展之路，政治背景趋好。但意识形态领域同时进入了一个各种思想、思潮相互激荡、碰撞的时期，从上到下，执政理念、政策理论都在进行新的思考、调整和被实践所检验。民族、宗教这一具有特殊背景、特点的客观存在，由此也就具有了更多的复杂性。由于这种复杂性，国家政策决策层中，对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产生了相当大的不一致，导致了国家民族宗教政策上、思想上的不统一和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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