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5年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整建与重开，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的事迹这几年来在媒体上时时可见，但都是泛泛而论，未能深入，更和其它抗战战史一样，最让人困扰的地方就是地图的短缺。不管是战略全局的决策也好，战术局部的攻防遭追转也好，抗战战史往往都只有文字的叙述，最多是一张简图，缺少清楚而详细的敌我行动图示。

笔者个人最早接触有关四行仓库的文字资料是吕汉魂、卢克彰合着的《八百壮士》，当年读后就有几点疑问，一是四行仓库在八一三松沪战役期间一直是八十八师的师部，为什么没有被轰炸或炮击？二是八十八师浴血奋战许久，人员伤亡极重，补充官兵的作战能力应该远远不如开战时的精锐之师，八百壮士为何能够在日军包围下撑上数日而伤亡又如此之低？三是八百壮士撤退的理由之一是由于苏州河南岸有两个煤气库，为租界安全考量，各国对国府施以外交压力而促成八百壮士的撤离四行仓库，这两个煤气库在哪里？为何大部分八百壮士相关文字中都一掠而过或什至不提？凡此种种疑问，沉淀在记忆深处多年，去年看到重访上海四行仓库原址的一篇网文后，一时好奇，搜寻了一下地图，却有令人惊讶的发现。
四行仓库位置
四行仓库所在地在西藏路西侧、苏州河北岸畔，是两栋毗邻的钢筋水泥楼房。西栋是北四行（金城、中南、大陆与盐业银行）联合仓库，东栋是大陆银行仓库，一般统称「四行仓库」，其实包括了这两栋建筑。四行仓库南边是光复路及苏州河，东南是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东是西藏路，北是国庆路（更北是库伦路、蒙古路），西是满洲路（今晋元路）。从***可以找到详细位置图。

图一: 四行仓库位置，来自***
但是，这张地图已经和旧时不太一样，不但四行仓库形状走样，周遭建筑物和环境也有出入。如下面这幅由Carl Crow 于1935年绘制的地图（图二），在苏州河以北、西藏路以东的这块也属于公共租界（黄色），它的范围甚至涵盖了西藏路以西临街的一部分。另外，过了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苏州河南岸河畔就是自来火厂（gas works）和两个***的瓦斯储存槽。

图二: “Illustrated Historical Map of Shanghai,” 1935。黄色部分为租界，浅褐色部分为华界。此图将上海北站及调度场（图上端）也标成黄色，可能是因当年沪宁铁路（包括淞沪支线）经营管理权还在英国人手中之故。
下面这幅1935年英军参谋本部地图（图三），也有类似的地标。苏州河南岸是自来火厂，租界界线在西藏路以西，北边弯折但直抵上海北站，和图二一样。

图三: “Plan of Shanghai,”, 1935年英国参谋本部地图3956号
下面（图四）是1937年10月31日的《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报导八百壮士撤离四行仓库的消息，也有很清楚的相关位置图。比较图一至图四，可以发现，大陆银行仓库的一角很可能就座落在租界范围之内。四行仓库东侧和南侧都依托着租界，地缘上的优势极大地加强了防御一方的便利，减少了进攻一方的可用方法。虽然规模很小，这却是在军事上充分利用了地缘政治的一例。

图四: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1937年10月31日剪报。此图误将瓦斯储存槽画在西藏路（Tibet Road）的西侧
上海租界源流
既然知道租界就在四行仓库近旁，那就先来了解一下租界的由来。
上海租界是中国近代第二个租界（澳门在明代1571年租借给葡萄牙人）。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1845年11月29日，英国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与苏淞太兵备道宫慕久公布《上海土地章程》（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成为外人与清廷订立租界的基础。后来，美国和法国也跟着与清廷订约开辟美租界与法租界，1854年英美法三国成立联合租界，但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
《上海土地章程》公布之后，其内容条文经多次修订，逐渐扩大外国人在租界的权力；租界范围也随着多次越界筑路，以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逐步扩大租界的地域。租界也逐渐成为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治理机构：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和法租界公董局（La Municipalité Française de Changhai），收取捐税、治理市政、建设道路，更设有警察（公共租界巡捕房、法租界警务处）和地方武装力量（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法租界义勇队），以维持治安，抵御清末乱局中不时出现的土匪和乱党。

图五: 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上海城厢即清时上海县城
人口方面，从一开始，外侨就是少数，反而华人入居租界越来越多。主要是外侨雇用华人工作，华人资本家也逐渐喜欢在此投资设厂，享受有现代化城市建设之余，也能够利用其替工商发展提供的便利。另一方面，虽然有主权被侵害的问题，但是租界也是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封闭中国社会，打开一个体验西方现代社会生活的窗户。根据人口调查，1865年公共租界有外侨2,297人，法租界有外侨460人，共2,757人，但在租界中的华人却有14,5052人；1925年租界外侨人口45,569人，华人人口1,388,801人； 1930年，公共租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113,920人，超过当时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伦敦。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也是松沪会战期间租界南京路、大世界和先施百货三次误炸案（见拙文《碧穹始战三千日──八一四空军作战探析》）会造成各超过2,600人和800人伤亡的原因。
20世纪最初的30年，外侨人口增长最多的是日侨。由于有地利之便，日桥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大量移居上海公共租界，进行商业活动。屋舍因之不敷需求，他们便向租界外辟居，集中在虹口北部及北四川路一带。日侨人数在1910年超越英侨，成为上海租界人数最多的外侨。1927年，日侨有25,827人，占上海外侨数的47%。日侨主要集中居住在虹口区，特别是吴淞路和北四川路一带，属于公共租界北部边缘。
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开始有海军军舰常驻黄浦江，1897年派水兵组成临时陆战队进驻领事馆，开始地面驻兵。1927年初，为因应国民革命军逼近上海，日本海军抽调吴镇守府特别陆战队和水兵进驻虹口，事态缓和后，有部分特别陆战队留下常驻虹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与租界各国协议，开始负责守备公共租界的东区和北区的东半部（北河南路以东），但日军坚持把不属于租界的北四川路一带日侨较多的地区也列入其守备范围；不过，公共租界北区西半部（北河南路以西、苏州河以北地区）仍是英军和万国商团守备区域。
所以，一般所谓的「日租界」并不存在，仅是公共租界东区和北区，加上租界之外虹口区北部由日军警备的地区。

图六: 上海公共租界警备区域图（电脑加色），1932年。A 日陆战队、B 万国商团（美陆战队与英军协防）、C 美陆战队、D 英军。
一二八事变
今天已经很清楚，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主要来自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设计。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扶持满洲国的成立，他与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联系，并派出川岛芳子协助，想要在上海这个国际性都市制造军事冲突，以转移各国对满洲国的注意力。上海原本就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充斥反日情绪，百姓与日侨双方摩擦不断。先有抵制日货，又有日华百姓彼此殴辱，再有民国日报报导韩人刺日皇失败事件，用了「不幸仅炸副车」字眼，引致日人抗议，上海的紧张程度已经非常高。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炮制1月18日的日本日莲宗僧侣殴打案（被打日人1死2伤），以及1月20日的华资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纵火案（纵火日人1死3伤，中国巡捕1死2伤），更把矛盾冲突更加激化。双方军队开始增援，并推进至极近距离，构筑铁刺网及各种防御工事。如此，不但无助于解除紧张，反而促成冲突节节升高，终至不可收拾。
思考这事变冲突升高的过程，其中虽有关东军特务的操弄，也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傲慢，不过十九路军上下激昂求战，反落入板垣等人的算计之中，却也是不能否认的。而在五年之后，几乎是同样的冲突模式，重现于上海地区──张治中调入伪装为保安团的一团正规军，结果引发了虹桥机场事件，日本增兵，国军增兵，最后在张治中怂恿之下，蒋介石决定主动进攻，战事爆发。
根据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部昭和七年（1932年）二月《上海事件报告（至二月七日止部分）》，1932年初日本上海的陆战队本有672名，1月23日增加到908人，配有有80毫米野炮4门、50毫米野炮4门、迫击炮4门，装甲车9台，机枪车2台。日本海军在黄浦江上有20艘驱逐舰与炮舰，黄浦江入长江口有水上机母舰「能登吕」号及1艘驱逐舰。「能登吕」号载有6架14式水上侦察机（另4架备用机），此机乘员3人，可载110公斤炸弹2枚或30公斤炸弹4枚。
1月24日，日军方面侦得十九路军约二万人往上海方面集中，有部队开始在闸北地区天通庵路、东宝兴路、窦乐安路、吟桂路、东横滨路以沙包、铁丝网构筑工事、挖掘战壕，另吴淞、真茹、江湾方面也在构筑防御阵地。1月27日公共租界驻军会议，各国驻军立即进入公共租界各警备区域，开始***。1月28日晚上10时，日本领事馆传递日警搜集到的情报，称北站到了10列载满国军的列车及一列装甲列车；江湾路、同济路口国军在构筑工事；广东会馆（按，可能是湖州会馆之误）有国军200人、商务印书馆有200人，北站和宝山路一带有400人。
日陆战队在1月28日又两次增援（部分到29日早上才完成），总人数共3,126人，并且开始进入阵地。约在深夜2300I时分，双方在做为边界线的淞沪铁路轨道附近交火，到底是谁先开枪的，已经说不清楚，也不重要了。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被毁
说到这里，不妨来探究一个相关公案。
一二八事变战火在1932年1月28日深夜引燃，国军第十九路军与日本陆战队猛烈交火。1月29日早晨商务印书馆和其附属东方图书馆即被日本飞机炸中起火，2月1日晨东方图书馆再度起火。经过轰炸及其后的火灾中，厂房、机器、藏版、藏书被毁，损失重大。特别是东方图书馆，藏书达46万册（含3万余本古籍善本），除5000本宋元善本古籍存于银行保险库得以保存外，其余皆付诸一炬。无疑地，这是人类文化的一次重大损失。
对于日军这个暴行，又值国难当头、激愤之余，当年的口诛笔伐不免夸张了点。后世不察，又没做好功课，不但照单全收，还加以发挥。有称商务印书馆不在战区、日军却专门针对其轰炸者，有称2月1日东方图书馆再度起火是日本浪人纵火者，更有说法称日军司令盐泽某某说过焚毁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则永远不能恢复云云。诸如此类的说法，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有一定的作用；到了今天，却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此事稍加思考，不免有疑。时机方面，要破坏商务印书馆，何必选在此时？开战的第一天，更有价值的目标比比皆是，何必轰炸一个据称没有国军据守的文化目标？手段方面，根本不需要等到开战，纠集几十名浪人、趁夜潜入，不过几桶汽油、一根火柴的事──正如1月20日上海华资三友实业社毛巾厂被焚事件一样，何必出动飞机轰炸？另外，2月1日是开战第四天，日本浪人如何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去自如地来到国军控制地区放火？疑点太多了。
那么，日军为什么要攻击商务印书馆和湖州会馆？还是一样的老问题，因为没有看地图，才有这个疑问。看了地图，认知就会不一样。

图七: 日军《上海闸北概见图・昭和七年一月下旬》，1932年。红蓝色实线为双方工事据点，折线为铁刺网。共同租界内的北河南路为万国商团驻守（英军协防），所以国军在北站（北停车场）的工事面向东侧。
开战之前，中日双方沿着松沪铁路两侧对峙，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根本就在最前线，并非在战区之外。而国军第十九路军部队即使没有直接使用商务印书馆做为据点，在其周遭至少也建立了一些防御工事。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自然调用飞机来轰炸国军的阵地。不幸地，商务印书馆和湖州会馆被日军认为是有相当兵力据守的所在（见前面日本领事馆情报），所以成为轰炸重点目标。
在北边，日陆战队很快占领天通庵车站，后来又被国军援兵夺回；0145时（日军纪录是东京时间0245时，以下皆用北京时间）占领淞沪铁路在虬江路的平交道；但在三义里、广东路（中州路）的平交道处，遇到国军的顽强抵抗、反覆逆袭，虽然集中兵力进攻，但直到0400时才被日军占领。日陆战队之后向西的攻击显然无功，于是召唤海军航空队支援。
日本海军水上机母舰「能登吕」号本在凌晨0300时派出两架水上飞机在闸北上空投放照明弹并轰炸湖州会馆，以扰乱国军；又于0530时派4架飞机出动轰炸。从0310时至0630时，这六架水上飞机总共投弹十四枚，报告直接命中商务印书馆和湖州会馆各两枚。不过，这里应该是因视线不良，日军飞行员误报，此时商务印书馆还没有被炸中。
接着，0834时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给「能登吕」号发送急电，要求全力攻击商务印书馆，「能登吕」号随即派出第二波攻击队，商务印书馆在早上1000时左右被炸起火，应该就是这波攻击的结果。此日，「能登吕」号的水上飞机总共出动29架次，投弹88枚，都是30公斤二型改一通常爆弹。根据1932年3月7日的《上海に于ける能登吕及飞行基地视察报告》中表列，29日「能登吕」号的水上飞机在700至1000公尺高度，以水平投弹方式，对商务印书馆和湖州会馆各投下22枚和11枚炸弹，各命中18枚和5枚。商务印书馆火起后，连续引发多处火头，烈焰熊熊；湖州会馆是老朽砖瓦房，火起烧塌。另外轰炸北站中的两列装甲列车，对一列停止中的装甲列车俯冲至200至300公尺高度，共投弹24枚，命中10枚，两节车厢翻覆起火燃烧；对另一列退却的装甲列车投掷8枚炸弹未中，此外还轰炸铁轨及运兵列车。
国军资料方面，19路军78师156旅旅长翁照桓着的《松沪血战回忆录》，提供了足供比对的资料。
156旅从1月14日起分散在吴淞、宝山、浏河、嘉定、大场、闸北一带警戒。1月23日午夜，奉命南移，由第6团进驻闸北。第6团团长张君嵩报告：「……二、各部到沪后，即在闸北京沪线北站起，沿淞沪路之宝山路、虬江路、中兴路（中山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至八字桥止，构筑防御工事；并预定该地带为第一抵抗线，由会文路至宋公园路之线，为第二抵抗线。」另，铁道炮队（装甲列车）及在北站驻守的一营宪兵也拨归张君嵩指挥。
1月26日，由于情势持续紧张，国民政府担心摩拳擦掌的十九路军会跟日军爆发冲突，指派宪兵第6团来与156旅第6团换防。但是十九路军有意拖延，在28日当天宪兵第6团仅一个营赶到真茹，没有来得及换防。所以当28日午夜双方开火时，还是156旅6团在防守闸北阵地。

图八: 《淞沪血战回忆录》闸北地图，最上标题应为一五六旅第六团，另外图中下有一箭头显示日军从西藏路进攻，不确。此地以南为公共租界万国商团防区，不会有日军出现。
午夜前，日军从虬江路、宝兴路、广东路（中州路）、横滨路、天通庵路、青云路进攻。在六团付出极大牺牲下，日军被击退。0350时，第五团全团赶来闸北增援，日本飞机在早晨0440时左右临空，对六团阵地投下炸弹和燃烧弹，广东路、横滨路、宝山路一带商店、民房纷纷着火并蔓延开来。日军后又发动数次进攻，阵地失而复得。
天色微明后日机又来轰炸（29日当天日出时间是0649时，此时当是0600时至0630时之间），一弹命中湖州会馆内的军警联合办事处，一弹命中六团一营营部，其余落在民房上。
上午十点左右，日军再度进攻，以炮火压迫国军阵地，并且日机再度轰炸（0834时日陆战队急电要求的支援），许多民房、商店陆续起火，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亦着火。过一阵子，北站钟楼和大厅也起火，在站内的中央铁道炮车（即装甲火车）也被炸坏两节，防守北站的一连宪兵溃退。正好宪兵第六团一营从真茹赶来，翁照桓称：「……我便命他们归张团长指挥，并令该营营长李上珍率领所部前往北站，确实将该站侦（占）领，另以一部分依据该站附近的洋房，据险死守。这样我们几濒危急的右翼据点就恢复了。」
经过这样的比对，我们可以知道，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炸，应是日军对国军阵地轰炸之军事战术性作为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而不是某些文字所述有特别文化针对性的行动。2月1日东方图书馆再度起火，很可能是没扑灭的火头死灰复燃。更何况，就算1月29日没有被炸，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也难逃兵爨。因为，2月5日时前线已经移到宝山路一线，国军、日军各据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隔着宝山路交火。这两栋建筑物经过多日轰炸与炮击，此时已成废墟了。网路上种种蒙着眼睛写出的感性文章，可以休矣。

图九: 商务印书馆废墟（图上、中）
解决了商务印书馆的公案，回头看看闸北的地利。很明显的，78师的防线右翼从北站开始，南倚公共租界北区万国商团警备区（英军协防）的边界线。位于公共租界北区西部的这个中立区，以及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中区、西区，以及法租界，让交战的中日双方都受到限制，无法向南展开或迂回。闸北、虹口这段战线上，只能在市区建筑物之间进行逐间逐屋的巷战；而且越邻近英美防区的地方，日军更难以发挥火力，总是要防着流弹误击英美中立国民，引起国际纠纷。对实力较弱的国军来说，其实是***有利。
但是误击还是难免。1932年2月18日澳洲《雪梨晨间先驱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就报导在上海黄浦江边落下多发国军炮弹，码头上的英国水兵1死1伤，华人3死8伤；更抱怨国军炮兵准头太差，造成公共租界内多人伤亡，房屋、店铺被毁。
一二八事变停火后，日本藉由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取得在原警备区驻兵权利；国军停在沪宁铁路上安亭镇至长江边许浒一线；双方原来激战的地区如闸北、南翔、真茹成为非武装区，国府以警察和保安队管治这非武装区，不能派驻正规军。后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治中派正规军化装成保安队进驻此区，日军派人察看，酿成虹桥机场事件，最后引发淞沪会战。
1932年同年，日军设立「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常设兵力约2,000人。1933年，在虹口区的日本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新建筑完工，为钢筋水泥大型建筑物，成为1937年八一三松沪会战初期的作战焦点目标之一。
淞沪会战──政略为先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又再度爆发战事。平心而论，淞沪会战是蒋介石在张治中一再怂恿之下仓促决定主动开战。对中国抗战来说，这个突然的军事行动，是在错误的地点执行了错误的战略，对在军事上、经济上进行长期抗战的策略都无益处。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的一个月内，国军绝大部分的军事准备都是针对华北，依据参谋本部及德国军事顾问团以两年时间拟定的国防计画，往华北调兵遣将。华中、华南方面，仅仅是以警戒为主；为了加强对华北方向作战的预备，甚至还将原本在华中的警戒兵力也往北调。就如沪杭分区警备主任张发奎麾下的56师，就在8月初奉令调安徽蚌埠，以致于上海黄浦江以东至杭州湾一带广大地域的防务，全都落在57师的身上，兵力使用捉襟见肘。
8月7日在国民政府最高层级的国防联席会议中，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的兵力配置计画是要在河北、山东等地投入60个师，山西、绥远、察哈尔15至20个师，福建、广东等地15个师，而上海、杭州、乍浦方向仅仅10个师；弹药油械储备的三分之二将支应江北，仅三分之一留于江南。空军也在8月初根据《冀北作战计画》将作战主力的第2、第4、第9大队以及第5大队的大部往长江以北调动，准备袭击华北日军航空兵力，以支援国军陆军作战。很明显地，在上海方面国军原本并无开战准备。
不妨想像一下，1939年8月上旬，当德国国防军集中陆军62个师和大部分的空军在东线准备跟波兰开战时，希特勒却突然命令在仅有22个德国后备师的西线上主动攻击法国阿尔萨斯的虚拟情景。如果真有这种情形，日后历史学者会如何评论希特勒的这种决策呢？
在军事战略上，此时在上海主动开战是很让人诧异的决策。虽然国军二十六年度国防计画甲案的作战指导要领第八条提到开战之初长江下游国军要全力占领上海，但是此作战计画的敌情判断和作战时机都提到中日作战初期可能仅为局部军事行动，很显然此作战指导要领必须配合作战时机一起考虑。芦沟桥事变正好吻合作战时机之一：「敌军为扩大伪组织，实行侵占平津，而与冀察部队惹起武装冲突之时期。」因此国军正依照作战指导要领二至七条，对冀察绥进行作战准备。而作战时机之三：「敌增兵淞沪，或以海空军袭击我首都，企图遂行其强迫谈判及威胁挟持等时期。」此时并未发生。蒋介石自己的日记都不认为日军会在松沪进攻，他在8月8日的日记里写到：「汉口倭军之果然撤退，其长江各埠海军亦撤退，是表示其不在长江之意多，而集中以后再行进攻之意少也。」那么根据局部作战的研判，在此按兵不动，继续集中兵力对华北作战才是正解。
中国军事能力薄弱，仅专注一个方向已属吃力。在华北冀鲁之地作战虽然要防备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毕竟仅需应付日本陆军，而且德国军事顾问团法肯豪森等早已拟定作战方案，在冀鲁进行消耗战，逐次撤退，拉开战线，分散日军兵力，拖长其陆上补给线，辅以敌后游击战，另从热河等地绕道袭扰日军后方，这都需要投入极大的兵力和资源，再开辟第二战场并非明智之举。狮子搏兔都得全力以赴，何况此时中国谈不上雄狮，日本更非狡兔。而且，在上海作战，有利于日本海军力量的直接投射，让华北内陆作战时几乎是闲置的日本海军舰艇及其航空兵力可以得到有所用武之地。
至于1960年代开始蒋纬国等人主张的「东西轴线转换说」，认为在上海开战是蒋介石的高明战略决策，将日军从南北轴向引到东西轴向云云；近来一些学者也沿用这个说法，却找不到任何可靠证据，仅用极少数人的模糊回忆，或是张冠李戴，或是过度演绎。其实这个主张，不管从历史上、作战能力上、文书纪录上来看，都是无稽之谈。
历史上从北至南的进攻，往往受限于陆路补给能力，耗时费日，进程很慢；而一旦到达长江流域，掌握了水师，能利用水路运兵运粮，反而能快速进击，势不可挡。就如蒙古攻宋前后三次共42年，第三次蒙古人从1268年开始进攻襄樊，至1273年才拿下襄阳，抵达长江流域，但随即用新练水师支援快速沿江东下，仅花了三年，在1276年初就攻占南宋首都临安。只知沿江东下陆路进展快速，不知水路运输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读史不够全面。
而且，那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军械、兵具、船只还能就地制造取得；到了热兵器时代，日本人难道还能就地制造足够吨位的舰艇？还是说可以把百吨以上船只经过华北华中从陆上拖过来？这当然都不实际，日本人自然不可能师蒙古故智，就地建立水师、沿江而下。虽说如此，但是他们若要反向溯江而上，却一点也不困难，因为他们有一个更为有力的军种──海军。
再一个例子。国军在1938年2月即炸断郑州黄河铁桥，日军直至1944年3月才将其修复。日军从1938年至1944年这六年期间在湘鄂地区与国军展开的多次血战，后勤补给从何而来？日本在华的内河轮船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的13艘29,360吨增长到1940年10月的74艘69,343吨，就足以说明长江水运对侵华日军的重要性。
再者，「东西轴线转换说」支持者最常谈到的就是「日军机械化部队对华北作战的威胁」，但却从来不曾明确量化指出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规模、组织运用、作战能力等等。事实上，二战日本陆军机械化程度一直都很低，1937年时日军一个常备师团才配24辆坦克，200多辆汽车，反而有7000多匹军马，根本谈不上机械化。当时日军成建制的机械化部队仅有关东军的两个战车联队及几个独立大队，主要在防苏之用；这些单位就算投入对华作战，其稀少的数量及相应对后勤运补需求的压力根本不足以构成对广大华北、中原战场的重大威胁。国军参谋本部和德国军事顾问团研究对日作战数年，如果日本真有什么「机械化部队」，导致南北轴线不利而东西轴线有利，为何他们一直还是以在华北作战为主要方针，而非想尽各种手段要引日军东来？
在国军文书档案纪录中，更找不到有如何主动引起轴线转换的计画和讨论。国军高层的会议讨论中，也完全没有这个轴线转换策略的迹象。如七七事变后为因应局势，从7月11日开始每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邸举行的芦沟桥事件会报中，根本未曾讨论要在上海方面进行作战，要直到8月12日第33次会报，才提到要派冯玉祥「...速组第三战区司令部，赴苏沪前线指挥。」
更进一步，从1937年至1967年整整30年，完全没有人站出来主张宣扬这个轴线转换战略。就如何应钦于1946年付梓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也没提到这个轴线转换战略；如其中第10章结论盛赞蒋介石「高瞻远瞩，精密筹划」，其作为也不过是定策「持久抵抗」、「以空间换取时间」而已，完全没有轴线转换之说。如果连先身为军政部长、参谋总长的何应钦都对轴线转换战略只字不提，这表示这个「轴线转换」的想法根本未曾具体成文；而既然未曾具体成文，又如何传递到国府军政高层，以有计画、有步骤地执行、推动这个转换的策略呢？答案自然是：不可能。这也无怪乎「轴线转换战略说」的支持者根本找不到相关的系列文件（paper trail），所以这个「轴线转换战略说」的主张早早可以休矣。日军之所以转而沿长江溯江攻至武汉，实在是多个因素相互牵引下造成的结果，并非蒋介石或国军高层在淞沪开战前就已经有意地、有计画地引导转移日军作战轴向。
在经济战略上，在上海主动早早开战更是不智。国防计画里很明确地指出：「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工业中心......」，突然在上海开战，沪杭膏腴之地马上卷入战火，如何能够按照战前策略，将工业生产能力有条不紊地逐步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上海在1937年统计有大小工厂5400余家，1937年的《上海市年鉴》记录规模较大、有正式登记的有1373家，占全国有登记的三分之一，资本额约40%。但这拆迁并无准备，国民政府行政院于8月10日通过拆迁上海工厂计画，8月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因为突然开战，大部分工厂不及转移，战火中被毁2300余家，其它都落入敌手，仅有148家迁移到后方，其中121家抵达武汉，其它27家去向不明。等到1938年武汉危急工厂再度内迁时，其中77家迁至四川，21家迁至广西、湖南、云南，有23家无力再迁而停业。武汉当地工厂拆迁则有168家，但是规模普遍较小，甚至还包括56家手工机织的纺织厂。虽然整个华中华南号称有约500家工厂往后方迁移，实际抵达大西南的却是远远低于此数。
所以，在上海主动开战的动机，无助于战略、无益于经济，归根究底，仅是政略，这个政略就在于引起国际注意而干涉。
龙云回忆，在淞沪会战开始后数日，蒋介石在南京宴请他，陪客有汪精卫、冯玉祥、丁维汾等人，汪问蒋道：「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使用吗？」蒋答道：「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
其实，蒋自己此时也为轻率发起沪战的后果而有所犹豫，寄望于透过国际交涉解决。8月20日，他的日记称：「本日沪战颇有进展，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对英提案运用其能实现，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以今日战况，或有退却可能也。」这段日记显示蒋意欲透过外交手段「使倭得转圜离沪」，何曾有一丝欲引日军东来的战略意图？
9月2日，陈诚日记称当天他从昆山打电话向蒋报告：「淞沪在战略上对我极为不利，但在政略上绝不能放弃，亦可不放弃。」蒋闻之赞同。此则日记甚为重要，因为某些学者引《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中陈诚自述在8月18日晚对蒋建言：「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作为「轴线转换说」的证据，两相比较，显然陈诚观点前后矛盾。由于回忆录多是多年之后写成，不免受后日外在环境影响，相较于原始资料的日记来说，自然是日记更为可信。
9月开始，国军战况不利，白崇禧、刘斐皆劝蒋适可而止，将部队向吴福线国防工事撤退。10月初外交上稍微有些进展，蒋遂决意坚持在上海战斗，以待国际反应，其10月9日日记称：「国际形势因美国总统声明有急转直下之佳象，此为抗战第一之目的幸已奏效矣。」10月15日日记：「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这些都在在证明了当时是以政略为先。
而「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的留守，也是政略为先的体现。10月25日，日军突破大场阵地，国军不得不退至公共租界以西的苏州河南岸。但是为了即将开会的九国公约会议，蒋意欲留一个师固守闸北，继续抵抗，以「感动中外」。但是顾祝同和88师师长孙元良讨论后，决定仅留一个团，顾以此回报力争，终于获蒋首肯。而最后孙元良在10月26日晚上下令时，更将规模缩减到仅留262旅524团1营，并以地利较优的原师部所在地四行仓库为据点固守。
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
谈到这里，再细看公共租界的警备图，可以知道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后不久，88师之所以把师部从最初的中山路31号桥附近的观音堂移到四行仓库，为的就是利用此处地利。四行仓库东面紧贴着万国商团和英军驻守的公共租界北区西半，南面隔苏州河是公共租界中区，隔河更有煤气储存槽，日军不管是要炮击、要轰炸都很困难，足以保障师部的安全，所谓「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虽然这无疑地也是绑架了租界，但是关系生死的斗争，要以何种道德标准来判断，本就是个很难有解的课题。

图十: 公共租界防区图，1935年。红褐色为日本上海特别陆战队警备区，蓝色为万国商团警备区（英军协防）。有英文字母标示的黑色圆点是钢筋水泥碉堡。紧贴着四行仓库的F号碉堡就在新垃圾桥的桥头上，见后讨论。
虽然历年有许多文字赞颂八百壮士的英勇，但是无可否认的，此时他们的战力并不强。88师从8月13日开始就在闸北投入战斗，伤亡极重，两个多月内已经补充四、五次，已经不是开战当初的精锐之师。新补充上来的部队装备、训练不足，都是靠着残存的极少数骨干在硬撑。
而就是因为深知四行仓库所在位置的地利优势，后来88师师长孙元良才会选择此地做为留守部队最后坚持的据点。不求他们能够歼灭多少日军，也不求他们能与日军来回争夺阵地，仅仅是为了能够让日军火力无法发挥、让留守的部队可以多撑几天、同时还给他们一个生还的希望。
由于东边是公共租界北区西半部，南边隔苏州河是公共租界中区，日军都无法通过，所以只能从北或从西进攻。但是从北进攻有两大限制，一是苏州河南岸广大的公共租界及其南边的法租界，二是南岸的煤气储存槽，这些都是容易引起国际纠纷的因素。由于这个地缘的关系，严重限制了日军的进攻方向，基本上仅能从西进攻，而且射界极小。
那么，这个制约日军火力、支撑了八百壮士四天战斗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煤气储存槽，又是什么一个状况？
煤气储存槽
这煤气槽的来源很早。早在1865年，在外商集资下，成立了「大英自来火房」（后改名「上海英商煤气公司」），是上海也是中国的第一家公用事业，而上海也成为亚洲第一个使用煤气的都市。当时的煤气用途是用在煤气灯上做为照明之用，后来电灯开始流行之后，才逐渐转为烹煮取暖之用。煤气的来源是用煤或焦炭经由反应炉干馏或与水蒸气反应后生成的，需要大量煤或焦炭和水。所以大英自来火房的煤气厂就设在公共租界苏州河边泥城滨（「滨」意为小河）一带，方便煤炭的运输与排水。
1899年在厂北建横跨苏州河的木桥，在1924年改建为钢筋水泥结构，名自来火房桥，但因为靠近垃圾码头，俗称「新垃圾桥」（「老垃圾桥」即今浙江路桥），1942年改名为西藏路桥。原来泥城滨是苏州河支流，1918年填滨筑路，命名为西藏中路。西藏中路与北京路交口一带，地方俗称「泥城桥」，即当年跨越泥城滨的木桥所在。

图十一: 风景明信片，大英自来火房，19世纪。右下角即泥城滨河岸。上海是亚洲第一个有自来火（煤气）的城市，煤气在当时是文明进步的象征，因此画入明信片中。

图十二: 风景明信片，上海英商煤气公司，约1900年至1918年间。左边新垃圾桥仍为木桥，中间煤气储存槽是南侧的储存槽，有山墙的楼房为办公室，楼旁泥城滨仍在，图右是煤气生产厂区。

图十三: 上海英商煤气公司煤气槽，紧靠西藏中路，背景高楼为中国银行仓库。
不过，在淞沪会战当时，可能为了民心士气，在刊登四行仓库照片时，特别避开了煤气库的方向，以至于和四行仓库近在咫尺的煤气库，留下来的照片很少。台湾旧时出版书籍里偶尔还可以找到一两张，但标示通常都不会特意去提，读者自然不会去注意到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图十四: 左方背景为四行仓库，中间两个深色圆柱体即煤气储存槽，右方高楼为中国银行办事所及仓库。背景的浓烟大火起自燃烧中的闸北，国军88师撤退时放火阻断日军追击。取自《八百壮士画史》。
网路流传的照片在2015年之前，也少见煤气库的出现。大部分都是四行仓库南面的正面照片。2015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中拍卖一批美国人海岚・里昂（Hyland Leon，中文名「雷安」）的收藏品，其中有许多四行仓库相关的照片，煤气库才又再度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
雷安此人经历也值得一提。他生于1908年，年青时醉心演艺事业，从1925年至1934年，在好莱坞当过普通小演员和特技演员。跟许多挣扎中的演员一样，他也在洛杉矶其他地方兼差，在近郊伯班克（Burbank）的飞机厂当过机械师。1934年他跟着追求中的女星来到上海，在中国各地旅行数月。1934年11月，意外接到张学良机械师电话，请他去帮忙组装新买的飞机，就此结识张学良，并被雇为张学良的飞机师之一。西安事变后，他回到上海，受张学良之托与其它数名外国人一起保护赵一荻母子。后来他又做过许多不同工作，包括中国航空公司（CNAC）机械师、湖南驾训学校技工、美联社摄影记者等等，在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回美国，最后在1973年去世。

图十五: 蒋介石与宋美龄生活照，浙江奉化，1937年1月。拍摄者雷安。
由于他在中国的经历，他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文件与照片。2013年时他的家族在纽约拍卖他的收藏品，包括数十封张学良手书文稿及与他人来往信件，如***等在西安事变前向张学良提议合作的信件；四千多张底片，包括在重庆时拍摄蒋介石和宋家三姊妹的生活照；还有就是他个人收集的各类文书、册子。这些收藏品被人以约50万美金买下，2015年在上海分拆拍卖，印了一本目录，许多淞沪会战的照片才随之流传到网路上。
雷安所拍照片中，有许多在当年的报刊杂志上也曾刊登过，有一些没被发表过。其中有不少与四行仓库相关的，见后文讨论。
四行仓库周边地理
四行仓库周遭地理环境，在这多年来的文字中，无人深入探讨。不了解地理及其影响，如何能对双方战术、攻防互动、甚至最后的结果做出客观的理解与评价？八十年前这场战斗因政略而发生，难道八十年后还只能为政略而纪念？
笔者在搜罗一些资料后，尝试拼凑出四行仓库周边地理环境，也进而据之为四行仓库的那段历史做一些考据。
四行仓库所在地在西藏路西侧、苏州河北岸畔，是两栋毗邻的钢筋水泥楼房。西栋是北四行（金城、中南、大陆与盐业银行）联合仓库，东栋是大陆银行仓库，两栋之间并不相通。一般统称「四行仓库」，其实是包括了这两栋建筑。四行仓库南边是光复路及苏州河，东南是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东是西藏北路（北西藏路），北是国庆路，西是满洲路（今晋元路）。

图十六: 四行仓库周边地图，以日本《朝日新闻》1932年出版《上海最新地图》改绘。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华界闸北区与公共租界北区交界的最南端，东墙之外就是公共租界界线，整条西藏路包括路西侧的一排店铺都在公共租界界线之内。事实上，东栋大陆银行仓库应有部分土地亦在公共租界之内。
以北河南路东侧为界，公共租界北区分为两半，北区的东半和公共租界东区为日本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的警备区，北区的西半则是万国商团与英军的警备区。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中区则是以西藏中路分成万国商团与英军及万国商团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警备区（参考图六）。
从图十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国军88师或日本陆战队，侧翼都紧靠着英军驻防的公共租界北区西半，无法进行迂回。而且因为这个英军防区的存在，双方投鼠忌器，这一带的交战较不激烈，以致88师和日本上海特别陆战队争夺的焦点反在更北边的天通庵、八字桥一带。
战事一起，英军就对防区边界加强警戒。他们沿边界道路密布铁刺网拒马，并以沙袋加强封闭路口。在北河南路，铁刺网紧靠东侧店铺房屋门前，北西藏路则是紧靠西侧店铺门前，都是控制了整个路面，只有在北边较宽且界线居中的界路才是控制半个路面。

图十七: 北西藏路巷口隔着沙袋和铁刺网的英军及国军士兵，英军将铁刺网拒马布在道路西侧商店门前。照片右侧有消防队正在用水龙救火。拍摄者瑞士人Karl Kengelbacher，1937年9月12日。

图十八: 界路中央的铁刺网及拒马。左边为公共租界北区西半，右边为华界，大楼为淞沪、沪宁铁路管理局大厦。中央一排电线杆上右侧中段伸出的横杠是电车电缆的支架。一名国军士兵在交通指挥塔上对东警戒。拍摄者瑞士人Karl Kengelbacher，1937年8月20日。
四行仓库北侧紧靠往西北弯折的国庆路，国庆路以北是许多小型商铺或民居。
东侧紧贴着大陆银行仓库东墙是一排邻接北西藏路的门面商铺，商铺南端突出，将光复路口遮去一半，商铺二楼有窗向西。更东隔着北西藏路是三层楼的中国银行货栈，再过去是十层楼的中国银行仓库及办事处。
新垃圾桥（西藏路桥）在仓库东南侧，过桥东南侧即自来火厂的煤气储存槽。桥头有一英军在1932年构筑的二层楼碉堡，与突出的商铺距离仅数米之遥。除了铁刺网外，英军亦以沙袋将光复路口堵死。
四行仓库南侧是光复路，紧邻苏州河，有栈桥从苏州河道上来，以利货物装卸。88师师部在此时，在南侧两个大门以及仓库西南角以沙袋堆砌防御工事，路面并埋有反坦克钢轨（但方向却是向东）。
仓库西侧是几间店铺仓库。在光复路与满洲路交口处有一座钢筋水泥构筑的碉堡，射口朝南，这是1935年后构筑的国防工事。隔着满洲路对面则是三层楼高的江苏银行第一仓库，再过去是上海福源福康钱庄联合仓库，也是三层楼，但高度稍高。再隔一段距离是四层楼高的交通银行仓库。

图十九: 远方建筑物从左至右：交通银行仓库（A）、上海福源福康钱庄联合仓库（B）及江苏银行第一仓库（C）、四行仓库（D）、中国银行货栈（E）、中国银行办事所及仓库（F）。中国银行仓库前景为西藏路桥，其右方可见北煤气储存槽（G）。拍摄者雷安，从背景闸北及四行仓库近处浓烟推测，日期应是10月27日。

图二十: 四行仓库的紧邻。《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1947年。图右下角的弧线即另一煤气槽的圆形槽体。虽然经过十年的商业变迁，周遭店铺地基大致和1937年相差不远。

图二十一: 自左至右，四行仓库（A）、四行仓库东侧商店（B）、一整排三层楼的中国银行货栈（C）、十层楼的中国银行办事所及仓库（D）。前景是苏州河、新垃圾桥，北煤气储存槽（E）。新垃圾桥左边桥头有一栋二层楼高方形小建筑物，即F 号英军碉堡（blockhouse）（F）。拍摄者雷安。

图二十二: 从煤气储存槽中层看西藏路桥。从左至右：四行仓库、商店、西藏路、中国银行货栈。桥头英军的F 号碉堡非常清楚。时间应该是四行仓库战斗结束以后，仓库旁民房已经焚毁，四行仓库也有焚烧痕迹。注意中国银行货栈的门开在靠苏州河岸北苏州路上，门前河岸有栈桥方便卸载货物。拍摄者不详。

图二十三: 从煤气储存槽半高处维修走道拍摄四行仓库。时间应是四行仓库战斗结束之后一些时日。已没有火烟，但四行仓库有焚烧痕迹。拍摄者不详。
雷安拍了许多以四行仓库为背景的照片，尤其是一系列以四行仓库南侧光复路为背景的照片，弥足珍贵。可惜的是，后人不察，未经仔细考证，往往把这些照片标示为四行守军战斗的照片，以讹传讹。其实四行守军临时接到死守命令，凌晨赶到四行仓库，随即进行战备，并进入战斗，何能有机会留下近距离的影像？这些影像，其实是88师师部在此处时，由88师师部特务连（警卫连）特地为雷安进行演练摆拍的照片。照片中士兵多持驳壳枪而非步枪，而且其备战方向朝东，足资证明其为特务连摆拍。
以下不妨趁此机会，更熟悉一下四行仓库的环境。

图二十四: 演习中的88师师部特务连士兵。拍摄者雷安，日期不详。
从图二十四中远方楼上的「…银行第一仓库」字样，可知此沙袋工事位置在四行仓库西南角，直抵苏州河。注意工事右边从房屋延伸过来的棚架，日军进攻时曾从此棚架爬上，尝试敲破二楼窗户进入仓库不果。

图二十五: 演习中的88师师部特务连士兵奔过四行仓库门前（北四行联合仓库大门），拍摄者雷安。
图二十五照片中士兵皆持驳壳枪而非步枪，足资证明他们是88师师部特务连（警卫连）士兵，非一般步兵。门前三名平民观看，可知此非战斗时期。门前沙袋工事是88师师部在此时已经设置好。注意士兵（右一）膝盖前竹篓。

图二十六: 四行仓库前演习中的88师特务连士兵。拍摄者雷安。
这些士兵朝向东侧卧倒，前方布有反坦克钢轨，再过去是大陆银行仓库大门。路尽头是西藏路商店后墙，商店二楼窗户（右上角）即后来四行守军第1连布置轻机枪所在。注意地上机***（右二）旁的板凳。

图二十七: 四行仓库前演习中的88师特务连士兵。雷安拍摄。
图二十七跟前面几张照片同一系列，注意左上的南煤气储存槽及其旁屋顶有山墙的自来火厂老办公室（见图十一、十二）。士兵旁铁刺网与水泥柱后是苏州河。

图二十八: 演习摆拍中的88师师部特务连士兵。
图二十八这张照片比较常见，也往往标示为四行守军战斗照片。但从左下角竹篓、板凳（左二士兵旁）、中间稍远前方侧靠着土堆的士兵（左四）、苏州河岸的拒马以及水泥柱等等，可以断定为也是雷安拍摄的同一系列照片之一。远处背景更可以看到从左至右为北煤气储存槽、自来火厂新办公室、南煤气储存槽。

图二十九: 从交通银行仓库楼顶远眺苏州河影片截图，碰巧地提供了另一个与图二十八雷安照片类似的视角。拍摄者应是日本记者，时间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

图三十: 四行仓库门前，纸烟店已经烧毁，中央背景高楼是中国银行办事所及仓库，右边两层小楼即英军碉堡。拍摄者日本记者，时间在淞沪会战之后。参照图二十六。
四行仓库战斗的实际指挥者
行文至此，在叙述四行仓库战斗之前，正好来澄清一桩公案。
近年许多文章不察，将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的指挥序列误植为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少校营长杨瑞符。之所以有这种错误，除了当年关系者多年后记忆模糊而致回忆有误外（如88师参谋长张柏亭），还有就是后人或有意或无意地提供或推动了错误的讯息。
而一般作者并不去细究信史，想当然尔地认为既然谢晋元官阶最高，他就该是指挥者，所以都主写谢晋元，杨瑞符在战斗中的角色则几乎是被完全忽略掉。其实，在四行仓库的四天战斗中，身负实际指挥任务的是杨瑞符而不是谢晋元。而上官志标更不是协助谢晋元指挥的少校团附，他当时只是杨瑞符属下第1连上尉连长。
谢晋元原是88师262旅参谋主任，在10月初出任262旅524团团附，到任不过数个星期，团中官兵都跟他不熟。在四行仓库时他主要是发挥监督作用，实际指挥、布置、任务分派还是杨瑞符。杨瑞符生前回忆，26日晚进驻四行仓库及周遭地区后，部队忙着进行战备，直到28日晚8时才有机会向各连士兵介绍谢晋元。杨瑞符则是原524团1营营长，以524团1营原存官兵为骨干，带领这些新补充部队训练及战斗，虽然时间不长，对各连官兵情形还是比谢晋元了解，所以实际指挥者其实是杨瑞符。谢晋元是在后来进了租界孤军营后，才实际掌握整个孤军的指挥。
上官志标原是湖北保安第5团1营1连连长，随着鄂保5团补充入88师524团（524团第三次补充），采原建制一对一补进，他成为524团1营1连连长。

图三十一: 《八百壮士画传》标示此照片为谢晋元与四位连长合照，应为在孤军营中照片。中坐者谢晋元，站立者左起邓英、雷雄、上官志标、唐棣。
当年88师参谋长张柏亭的回忆把上官志标置于杨瑞符之上，显然回忆有误。而88师师长孙元良的回忆就要好得多，他回忆26日晚下令时是对谢晋元、杨瑞符下令，手令的对象也是他们二人；几天后他回信给谢晋元时，信文的抬头也是谢晋元、杨瑞符，并无上官志标。
193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颁赠谢晋元、杨瑞符青天白日勋章各一，这是淞沪会战中仅有的两枚青天白日勋章。若真是「谢─上官─杨」的序列，焉能略过上官志标？
更何况，在八百壮士退出四行仓库进入孤军营时，国民政府通令嘉奖，官兵各升一级。而上官志标在孤军营中仅是少校团附，足资证明他在四行仓库战斗时尚为上尉而已。按，退出四行仓库后，上官志标由上尉连长晋升一级为少校，由于杨瑞符负伤住院，他担任代营长，等到谢晋元真除团长，上官志标才于该年12月担任少校团附，机枪连少校连长雷雄同时接任营长。把上官志标后来的阶级拿到四行仓库战斗之时，凌驾杨瑞符之上，那就未免是有人有意混淆视听了。
既然上官志标是1连连长，有些资料提到四行仓库战斗时该连连长是陶杏春，又是怎么一回事？原来10月26日晚上杨瑞符率部撤出闸北阵地进入四行仓库时，途中各连失联凌乱，直到翌日早上才到齐，而上官志标并未随队行动（一说去探望家属），1连无人领导，杨瑞符遂指派该营资深排长陶杏春代理1连连长。上官志标后来在28日晚与营部汤医官、机枪连杨排长经租界归队，重又领导1连。
杨瑞符的角色更可从最后撤退行动中看出，他让谢晋元带1连先走，自己带2、3连押阵，位置在2连后面、3连先头，正是可以兼顾前后的指挥位置。所以说四行仓库战斗是他所指挥应无疑问。

图三十二: 杨瑞符照片，看来温文儒雅，其实他是从基层爬起的军官。
杨瑞符，字节卿，河北省静海县人，1902年出生，有弟二人。1917年至天津「益和斗店」粮行当学徒，1919年当烟酒小贩。1921年参加吴佩孚第三军当兵，后积功升排长。1929年编入国民革命军88师，历任排、连、营长，也参加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他基层出身，可说毫无背景，但却能一步一脚印地从基层升到营长之职，其领导能力及作战能力应是不俗。
他在从四行仓库撤出途中负伤入住租界医院，一直没有进入孤军营；后来又辗转脱离英军监管，回到大后方，获升为第六师第十七团团长。但身体状况一直不佳，于1939年5月携带妻子史幼婷、刚满周岁的儿子、以及抗战负伤的内弟一起至四川省合川县养病，寄寓于合川县铜梁洞新庙道观之中，后来在1940年初病逝，享年三十七岁。
由于他不是黄埔出身，又不在孤军营，名声不显，甚至连他曾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之事都没多少人知道。他的事迹在台湾被有意无意地打压，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杨瑞符对此战的回忆《孤军奋斗四日记》却是相当值得关注。此文原刊于1939年6月12至17日四川省合川县《大声日报》，后收于《合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以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这是杨瑞符生前在合川时接受当地报纸记者访问留下的回忆，记述发生还不到两年的战事，相当详细清晰，弥足珍贵。
四行仓库战斗经过
四行仓库战斗经过，以笔者个人看法，细节上已经很难重现真相了。
很多有关八百壮士和四行仓库的故事，其实是当年报章杂志夸大渲染的结果。写作的记者或文人，并不精于军事，许多还未在现场，只凭想像写作，往往写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而即使真在现场报导的，也不免为了民心士气，用了许多春秋笔法。
例如，有云日军顶着钢板进攻者；让人不禁要惊叹日军何时发明了如此先进轻量的装甲板，少数人员就可携行使用，不但可挡住国军投下的***和迫击炮弹的爆炸，还能将未爆的弹药弹得老远不致滚落地面在脚边爆炸。
再如，有云国军士兵抱***跳楼炸死数十名日军甚至炸毁日军坦克者。而此士兵姓名先有书籍称是石先达，后来更有守军排长多年后回忆称是部下陈树生从五楼跳下。
此说更是匪夷所思。为了防盗，四行仓库低层窗户以金属网格镶嵌玻璃，相当坚固，战斗中日军曾用重锤之类工具敲击，仅能打破玻璃，无法破坏网格爬入。仓库高层的部分窗户可以打开，但不能全开，仅能把下端往外推开少许。要跳楼还得先设法爬出去，在不能助跑的情形下，能跳出多远？而若日军离墙根不远，直接扔出***或迫击炮弹即可，为何要跳？而且，若从五楼或六楼顶跳下，恐怕是立即死亡，又如何引爆***？更不用说路面有大型沙袋工事，日军坦克难以接近了。
如果回溯此抱弹炸敌说源头的报导，当年报纸称这些日军是在新垃圾桥（西藏路桥）边打旗语，招部队来攻，有国军士兵抱弹跳下与敌同归于尽云云。为文的记者很显然在编故事，新垃圾桥是公共租界英军和万国商团防区，何来日军？
和四行守军直接接触过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在日后回忆中承认：「当时报纸所载新闻，连我的报导在内，都是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不合实在情形的......」。他在10月28日晚曾从公共租界到四行仓库东南角国军占领的纸烟店，该店铺与英军碉堡相对，一侧靠四行仓库的墙壁已打通，可直接进入四行仓库东栋。他在此处见到机枪连连长雷雄，并辗转取得谢晋元和杨瑞符题字。他的回程明明是走两步路就能从纸烟店走上英军防区的北西藏路，但他在10月30日发的新闻特稿却是惊心动魄、极其夸张、完全不实：「... .记者乃离栈而返，频行犹不胜依依。距知行未数十丈，敌即大队驶至，一时枪声乱鸣，子弹四飞，冒绝大危险，出生入死，始抵华租交界处。时交通已断绝，不得已徒步至真如，经南翔辗转数十里，历时一昼夜，始安然返馆。途中屡经危境，幸告无恙，执笔属稿时，犹忆念此两民族英雄不置也。」
这些故事，当年都没有查证其真实可靠程度；以当时时空环境来说，事后也无法厘清。正如当年在上海商会任职、参与支援四行守军物资、称杨惠敏带某北方口音男子至市商会拿国旗由该男携回仓库的曹志功说的：「......此事系我亲身经历之事，报载消息，实属以讹传讹，彼时因事关激发爱国热诚，未便加以辩证，以免当局者认为我别有用心。」但是，当报纸上这些传说和故事被广为传播之后，反而会因各种因素，穿凿附会，或多或少混入个人回忆之中，让历史实况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因此，在此叙述的战斗经过，尽量省略那些激励人心但无助于了解战史的热血情节。
临时受命
10月26日晚，孙元良将谢晋元召至师部四行仓库，下达让他带524团1营（加强）死守四行仓库的命令。原本1营还不知道自己中选，杨瑞符回忆自己在晚上十时和其它营长一起被召唤到团部北站大楼，被告知师部下达撤退命令，要他们回去传达命令并准备执行。一小时后他又被召至团部，十一时半左右谢晋元回到团部，交给他孙元良的手令，才知要留下死守闸北。之后谢晋元先赶赴四行仓库，他则赶紧设法调集属下部队往蒙古路旱桥（人行路桥）处集结。谢晋元带着两名士兵赶到四行仓库，发现师参谋长张柏亭在等他，两人简短交谈后，张柏亭步下栈桥，坐小船渡过苏州河，穿过公共租界，住进法租界伟达饭店，此后数日由他与后来会合的88师副师长冯法圣负责与四行守军联络。

图三十三: 孙元良下给五二四团的手令
由于杨瑞符早先已经对各连下达撤退命令，此时命令突然更改，而周围各大部队也纷纷撤退，一开始杨瑞符还无法掌握所有各连动向，生怕自己部队已经撤离。好不容易在蒙古路旱桥处分批收拢1连1、2排及2连，在凌晨到达四行仓库，随即开始进行搜集炊具、饮水、物资等战备工作。而原本已经随着2、3营撤退的1连1排、3连、以及机枪连则在27日早晨九时许方才先后抵达，所幸未曾走散。
拂晓前杨瑞符和谢晋元商量后派资深排长尹求成率两个班到蒙古路旱桥警戒。此蒙古路旱桥的确切位置颇有疑问，笔者多方检索，在蒙古路找不到这个地点；由于当年旱桥功用在于跨越铁路，而蒙古路为东西向与铁路平行，且路幅不宽，距离不长，为何会有旱桥？令人不解。根据当年地图，在北站附近的人行路桥仅民德路一处（见图十六），距北站约200米，即一般称闸北旱桥；杨瑞符在团部（北站）受命后时下令1营各连在此集结，方是合理。笔者怀疑此处为杨瑞符误记，将民德路旱桥误称为蒙古路旱桥。
同时，杨瑞符派通讯兵将四行仓库电灯全部破坏，以求隐蔽；对四行仓库西面及北面紧邻房屋放火焚烧，以扫清射界；并开始以四行仓库内粮包及货包堆堵门窗，加固墙壁。早上全营都到达后，以第3连在左翼，布于西侧交通银行仓库附近，2连在中，防守满洲路中段及靠仓库地区，1连在右，在西藏路左侧、四行仓库以北一带布防、构筑工事；机枪连以两挺机枪在屋顶担任防空，其余分配至1、3连。1连另派士兵4人，轻机枪一挺，据守仓库东南侧突出的商店（一说纸烟店）二楼西向窗户，面对光复路尾，另有向南窗户与英军F号碉堡相对，可以互相喊话联系（参见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
四行仓库东侧即租界界线，整个西藏路都是英军防区。淞沪会战开始后不久，英军就在紧贴西藏路西侧人行道上布置拒马及铁刺网，有些文章称界线及铁刺网在西藏路中央，不确。由于西藏路在英军防区内，东侧有所依托，1连只需要注意北、西方即可。西藏路以西、苏州河以南的地区，则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这两个地区名义上是万国商团的防区，但实际上分由英军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协防。
27日战斗
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租界，许多从沪北逃到租界的难民以为可以回家，破晓前就聚在新垃圾桥南。英军宵禁一结束，他们就大群通过新垃圾桥往沿西藏路北行，经过四行仓库旁不远，天色转亮，正好看到闸北情况，民众们都呆住了。在他们面前的景象是整个闸北都笼罩在大火浓烟之中。原是国军前夜撤退时放火阻敌，大片延烧，浓烟直上云霄。这些民众只好掉头回到租界。
七时半许，旱桥警戒部队报告日军从北站以东（即租界日军警备区）开始往北站进行威力搜索前进，八时一刻占领北站。杨瑞符命令那两班警戒部队向日军射击抵抗，两个小时后（即十时许）才撤回。警戒部队能够观察到日军往北站前进，并对北站射击，他们必然是在北边靠近铁路的新民路上，不会在隔了许多街区和屋舍、距离北站一公里远的蒙古路上。而华兴支路口以西的新民路稍向西南凹折，无法看到北站以东地区，这些在在都说明了杨瑞符所说的旱桥其实应是民德路旱桥。而且在此地向东警戒，正是战术要点；因右前方是英军防守的公共租界北区西部，沿着北界路和界路（Boundary Road）有英军铁刺网，日军无法从右侧过来。

图三十四: 沿着新民路向东警戒的国军士兵，闸北为88师防区，这些士兵戴英式头盔，可能是补充给88师的部队。

图三十五: 从铁路管理局大楼往西看界路。右下近处是上海北站，右边中间远处高架横向黑色线条应即是民德路旱桥。
从图三十四（另参见图十八）可见远处的铁路管理局大楼和北站，前面路口有铁刺网和拒马，电线杆从道路右侧逐渐移到道路中间，所以前面路口应是公共租界北区西半北缘的浙江北路与界路路口，有电车经过沿界路向东。因此，可以推测此工事位于华兴支路与新民路口附近，民德路旱桥当在士兵左侧。从图三十五可见民德路旱桥。
进攻的日军是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第十大队。此部队是在8月16日应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的增援要求，在佐世保抽调特别陆战队兵力，与第九大队同时紧急编成，大队长是海兵51期的土师喜太郎少佐，曾任「雾岛」号炮术长。淞沪战役后，又指挥吴第五特别陆战队参加武汉会战，之后任炮术学校教官，高松亲王侍卫，最后任「陆奥」号大佐炮术长，1943年6月8日「陆奥」号爆沉时死亡。第九、第十大队在8月18日上午乘「摄津」号靶舰及「矢风」号驱逐舰离开佐世保，19日夜间即抵达上海。第十大队有21名军官，506名士官兵，在19日晚上8时许登陆，先任预备队，后来一直在日本特别陆战队战线左翼作战。前一夜日军发现国军撤退，遂于27日凌晨发起追击，第十大队负责闸北左翼，扫荡国军留下的部队或散兵。
午后一时许，日军开始接近四行仓库外围阵地。一路从西侧沿光复路（有记为苏州河北路，按苏州河北路应是在北西藏路以东的路段），往3连在交通银行仓库附近阵地逼近，另一路沿满洲路往2连阵地逼近。二时半日军增加兵力攻来，2连与日军交战后撤回仓库。其中2连蒋敬班长在蒙古路口钢筋水泥地堡以轻机枪掩护撤退时，为日军投入***而牺牲，其它士兵亦有伤亡。3连亦遭日军猛攻，逐步退回四行仓库。3连连长石美豪脸部中弹受伤不退，直至脚部又被机枪洞穿才离开阵地裹伤。日军沿光复路逼近西南墙根，堵门攻打；尹排长率一班从楼顶投下迫击炮弹两枚，***数枚，日军伤亡数名后撤。

图三十六: 日军攻击四行仓库西南角的影片截图，截自日本朝日新闻《上海战线・苏州河肉弹突破》新闻影片，其原始来源应是在苏州河南岸观战的外国记者。左上：日军冲至四行仓库西南角的工事。右上：数名日军冲至南侧偏西第一道门口，意图破门而入未果。左下：破门失败后，三名日军爬上连着工事的棚架，意图打破窗户进入，亦失败，右边白烟应是国军投下***爆炸硝烟；右下：破窗失败后，多名日军冲至北四行仓库的大门口，意欲强攻进入。从隔邻建筑完整程度，以及电线杆的投影（红色箭头），可以判断此时应为10月27日下午，还可以判断前后顺序，这正是杨瑞符等提到的下午三时后日军「堵门攻打」的战斗。
当晚日军未再进攻，1营官兵连夜赶筑工事，加强戒备。有文章称27日半夜数十名日军爬入四行仓库二楼，被谢晋元率敢死队消灭云云，杨瑞符回忆中并未提及。如前所述，1营前一夜移防仓促忙乱，直到早上才到齐，随即与日军进行战斗。谢晋元与1营官兵都不熟，何能直接指挥作战？若真有此歼敌数十的战斗，杨瑞符不可能不参与，回忆中也不可能不提及。
外界反应
当天昼间，英军发现国军部队仍在四行仓库一带战斗，急忙在新垃圾桥布置铁刺网拒马，将桥面封锁，并加派士兵及万国商团队员到西藏北路增援，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沿着苏州河南岸设下拒马。
国军还在四行仓库战斗的消息也开始在公共租界流传，引来许多民众及记者到苏州河南岸观战。上海各报都出号外，并发通讯到全国各地。下午六时，可能经由喊话和投掷纸条的方式，据说传出谢晋元致上海市长俞鸿钧一封信，请求支援糖、盐各五百磅及光饼五万枚。此消息传出并经报纸和电台报导，第二天白天就收到上海租界各界捐献各种物资不计其数，主要都送到上海抗敌后援会、上海市商会、中国青年会、上海童军战地服务团。
杨惠敏当时22岁，高中毕业，已在糖果公司工作。淞沪会战开始后加入上海童军战地服务团41团，至苏州河南收容难民的尼姑庵服务，他人回忆称她属于泥城桥（西藏中路及北京路口）一带的学校童军团，差堪吻合。
27日晚上她想前往四行仓库，由于新垃圾桥（西藏路桥）在白天已被英军和万国商团以多层拒马阻绝，她从老垃圾桥（浙江路桥）过河到苏州河北岸，沿着苏州河北路一路走到西藏路桥的桥头。有些文章称她经由河堤下的小路来到四行仓库，也是想像的情节。苏州河两岸满满都是工厂和仓库，皆以苏州河为运输通路，从河边栈桥上来就是道路和建筑物，并无草地小径。而且此区（公共租界北区西半）是英军和万国商团警备区，在晚上11点钟宵禁***前，大部分地区尚能通行无阻，27日清早经过新垃圾桥到达西藏北路的大批民众可为一证。
杨惠敏来到新垃圾桥北端桥头，在英军F号碉堡旁，对着与碉堡仅有咫尺之遥的商店喊话。英军早在淞沪会战开始不久就沿着西藏路西侧房屋门前拉起了铁刺网，并且以沙包和铁刺网隔断了光复路路口，整个西藏路路面都属于英军防区（有文章称铁刺网在路中央，租界与华界以路中央为界，不确，又是想当然尔的写作），其实是可以走近商店门口面对面交谈。但驻防英军不可能进行正式接触，所以都隔了一点距离喊话及投掷纸条。杨惠敏喊话许久，得到四行守军需要国旗的消息。有文章称是杨惠敏将四行守军有八百人的这个消息传递开来，不确。当晚中央社记者发的电讯已经提到：「盖我88师之一营以上忠勇将士800余人，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云云，应当是四行守军在下午与桥头英军和万国商团队员之间喊话传出的数字。
28日战斗
28日早晨日军未进攻，虽有日机临空，但因四行仓库地理位置，不敢轰炸。此时北四行仓库与大陆银行仓库间的墙壁已经凿通一个大洞，可以互相交通。另外大陆银行仓库与东侧商店间也凿通半人高的洞，当晚外界捐赠援助物资即由此处进入四行仓库。
上午九时许（杨瑞符记为十时后），谢晋元和杨瑞符到楼顶观察敌情，发现光复路上有数名日军走来走去，谢晋元即从瞭望哨兵手中取来步枪，瞄准后开了一枪，一名日军应声倒地，杨瑞符高兴地赞其为一等射手。
下午三时，国军看见日军在仓库西北面国庆路一带移动数门平射炮（可能是山炮），随以机枪射击，在交通银行仓库的日军以机枪反击。双方激烈交火。此时谢晋元与杨瑞符分头指挥，谢晋元指挥大楼东面，杨瑞符则在大楼西面第3连阵地直接指挥。交火至五时许，国军略有伤亡。
此时四行仓库内自来水管不能出水，很可能是日军派人截断源头。国军在四行仓库内本有大量贮水，经过检查后发现饮水应还够用，但为了消防之用，不得不开始搜集污水小便。后来在靠苏州河一栋民屋内发现自来水管仍能出水，更有保障。这栋「靠苏州河」的民屋，应该就是位于四行仓库东南、与新垃圾桥桥头英军F号碉堡仅数米之距的杂货商店。它的供水管线可能来自公共租界北区，所以日军无法截断。
晚八时，杨瑞符才第一次有机会分批召集各连士兵讲话，介绍谢晋元给大家认识，并让士兵写***，决心死战到底。
晚九时许，杨瑞符提到经人在外通知，派通信兵在仓库内找到一支可通外界的电话，可与租界直接通话联络，方便许多。特别是与上海市商会联系上，除了得到物资补给外，更请他们与英军协调，让四行守军伤兵撤退后送进租界医院治疗。
这支电话来由不详。根据军统在上海的负责人文强回忆，是他将一具西门子电话机送至四行仓库，交给他黄埔四期的同学谢晋元。此时上海租界大部分电话都已经改为回转拨号方式，不再使用人工交换机，所以无法接上军用电话直接使用。而原有电话可能在88师师部转移时或之前就已被拆除，只留一条电话线。文强将电话送达，可能因其身份关系，杨瑞符未将细节公开，含糊称之「有人」。
有文章称上海市商会在28日早晨接到谢晋元打来电话，要求物资支援，此说应该不确。要接上电话或使用电话，不能不透过杨瑞符指派通信兵来处理，所以杨瑞符有关晚上九时才通上电话的回忆应该是正确的。另外若上海商会早上就接到谢晋元电话，那么早该可以回拨，与四行守军联络物资运送、伤兵后送等事宜，不用等到晚上。与上海市商会联系的，很可能是88师参谋长张柏亭，他留在法租界策应，才会知道要找那个机关组织，拨哪个电话号码联系。特别是市商会本在闸北，当时已经转移到西藏中路480号（南京路口附近）宁波同乡会临时办公，显然不可能使用原来电话号码。谢晋元等怎么会知道要打电话到宁波同乡会找市商会的人？也只有身为师参谋长，本来就对外公关过，而且身在租界的张柏亭才会知道该找谁办事，而他代表四行守军对外联络更是职责所在。
送入物资
当年上海童军战地服务团第50团（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团长叶春年回忆，11月某日（应是10月28日）上午市商会临时办事处收到电话通知（见先前讨论，此通电话可能来自张柏亭），要求送一面国旗和补充粮、油、盐给四行守军。市商会秘书长严谔声让叶春年负责运送事宜，另外与万国商团协调在晚间11时***后派人护送，并获得临时通行证数枚。
稍晚，杨惠敏来到市商会临时办事处，说她已跟四行守军接触过，并送去一幅国旗，但尺寸过小。叶春年记得她属于泥城桥一带学校童军团，不是他团里的团员。泥城桥即西藏中路与北京路口一带，距宁波同乡会不过300米，杨惠敏能找上他们，自有地缘因素。
不过，叶春年说杨惠敏上午已经送旗，似乎不太可能。前一晚杨惠敏还能经由苏州河北路到达四行仓库，28日昼间英军应该也将中国银行仓库一带都封锁，否则不免会有更多人绕路来到此处观战。而上海市商会职员曹志功则称下午杨惠敏带一自称来自四行仓库的便衣大汉来办事处，取得一面国旗，交由大汉于晚间渡返。谢晋元、杨瑞符等都未提到有派人至租界之事，此人或许是1营几名还没有归队的军官之一，而这面国旗可能就是叶春年所称杨惠敏已送出的国旗。
叶春年等筹备物资，装了十几个麻袋，并准备一面巨幅国旗，还特地回家取了一根大竹竿。晚上11时，卡车载了物资和50团团员叶春年、张文彬、胡惠祥、何明九、叶德馨、王国祥、杜柏青，童子军理事会郑昊樟和赵邦镛，杨惠敏，《立报》记者樊放和白广荣等共12名出发，从河南路桥过苏州河，熄灯后左转苏州河北路往西慢速开至新垃圾桥东一条小横路口（可能是文昌路）停下。叶春年等匍匐爬过西藏路面至纸烟店前，将国旗转交国军士兵，再以麻绳将麻袋逐一拖过路面，送进商店。整个行动结束回到团部已经是凌晨二时。

图三十七: 四行仓库东侧商店内挖通的通道。不仅仅是四行仓库的东墙，店铺间彼此挖通才可通行。
根据叶春年这个回忆，杨惠敏未进入四行仓库，杨瑞符回忆亦称：「夜十二点钟了，献送国旗之女童军杨惠敏小姐来，当派员很敬重的将国旗接过来... ..」，两相吻合。如果杨惠敏进入仓库，直接将旗给谢杨即可。需要派员接旗，那么地点必然在四行仓库外，最可能就是纸烟店。
而后来大众仅知有杨惠敏献旗，不知有其它童军团团员送补给送旗，主要是因为叶春年等为了保护团员，避免一二八事变时该团四名团员被日军拘捕杀害之事再度发生，特意请记者白广荣二人不要提到50团；另一方面杨惠敏的41团属于学校童军团，日本人比较不会注意，顾忌较少，所以报导中仅提杨惠敏。
不管真正经过如何，四行守军在28日晚间收到至少两面国旗，而其中一面是杨惠敏所取得的，应无庸置疑。29日《立报》第二版报导《我孤军死守四行仓库青天白日旗飘扬闸北》中称：「昨晚市商会派女童军送赠青天白日国旗一面……半夜里又有人送去巨大国旗二面，今晨将飘扬于四行仓库顶上。」
除了收到物资补给外，四行守军的伤兵也成功地穿过西藏北路抵达租界，送进医院救治。在这同时，26日撤退时因故未到的第一连连长上官志标、营医官汤聘辛、排长杨德余，也随着来到四行仓库归队。杨瑞符回忆中极赞「该员等人格之高尚和伟大的精神」。
在叶春年等人来到前，记者曹聚仁也设法来到四行仓库，想要访问谢晋元和杨瑞符，但是两人都未予接见，而是由值班的机枪连连长雷雄代见。随后曹聚仁透过雷雄要求两人题字，谢晋元写了「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杨瑞符则写了「剩一兵一卒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曹聚仁后来写了两篇特稿，附上两人的题字刊登于10月30日的《新闻报》上。但是，明明只是走过西藏路短短数十步距离即获安全，他的特稿却写得惊心动魄、极其夸张：「....记者乃离栈而返，频行犹不胜依依。距知行未数十丈，敌即大队驶至，一时枪声乱鸣，子弹四飞，冒绝大危险，出生入死，始抵华租交界处。时交通已断绝，不得已徒步至真如，经南翔辗转数十里，历时一昼夜，始安然返馆。途中屡经危境，幸告无恙，执笔属稿时，犹忆念此两民族英雄不置也。」曹聚仁是著名文人、新闻记者，却还写出这种虽文采缤纷却是虚构的报导，当年报纸有关四行仓库的报导，皆可信乎？
29日战斗
上午六时许，四行守军举行升旗典礼，巨幅国旗冉冉而升，远处观看的租界民众纷纷欢呼鼓舞。华东社记者后来报导：「四行仓库朝南窗口有两幅国旗悬于左右，崇楼屋顶则高揭长约六尺阔约四尺之国旗一面，随风飘展。」
虽说巨幅国旗引人注目，杨惠敏的那面国旗不见得没有升起。10月29日上午，除了在四行仓库楼顶的巨幅国旗外，在东侧楼顶也有一面旗帜，只是尺寸很小，比较不引人注意。比较此日与前一日照片，这面小旗在前一日是不存在的。国军撤退时把国旗都收走，而在日军占领四行仓库后，在西侧升上海军旭日旗，东侧也不见这小旗。所以这面小旗很有可能是杨惠敏所献国旗。

图三十八: 10月29日的四行仓库。拍摄者瑞士人Karl Kengelbacher。
上午七时许，在交通银行仓库的日军以机枪射击，飞机亦临空盘旋。

上午，谢晋元写信给孙元良报告现况与决心：
「元良师长钧鉴：窃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成达成任务前，绝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经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二十七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瞭望哨兵报告，毙敌在八十人以上。昨晨九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析释钧念。职谢晋元上。二十九日午前十时。于四行仓库。」
有的书籍文章引用的时间和人数稍有差异，有说是「昨晨六时许……毙敌二名」的，这可能是因为手写潦草，以致辨识错误。参照杨瑞符的回忆，应该还是以「昨晨九时许……毙敌一名」为准。
有的资料没有提到杨瑞符陪同谢晋元狙击一事，反而说是28日早晨谢晋元和上官志标在巡视时发现有两名爬上二楼的日兵，正在窗外准备破坏窗户进来，上官志标上前将第一名日兵推下梯子，谢晋元以手枪击毙第二名日兵，然后守军投下多枚***云云，把这个情节与谢晋元的信中内容串接起来。这可能又是来源于报纸报导的可疑故事，因为28日上午上官志标还没抵达四行仓库，而他后来写的回忆手记里也没提到此事。再者谢晋元的信中特别提到「狙击」，所以当以杨瑞符的回忆为准。

图三十九: 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从北西藏路拍摄四行仓库北面。照片后铅笔标注称：「Taken from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Godowns（译：仓库）in which the Chinese Doomed Battalion made their last stand.」，照片拥有者英国重巡洋舰「坎布兰德」号（HMS Cumberland）水兵Jimmy Green，由其后嗣Ronald Green 先生提供。可以看到楼顶中央有一面巨幅国旗，在左侧大陆银行仓库楼顶亦有一旗杆，上有一小旗，此或为杨惠敏所备国旗。据此二旗可推得拍摄日期极有可能为1937年10月29日。另可见到北西藏路西侧人行道上的铁刺网，而玻璃大体完整，可见日军并未从北射击进攻。
中午时分，日军坦克（应为装甲车）数辆出现在光复路、国庆路、及四行仓库以北交通路口。国军以机枪对其射击，日军亦以平射炮（山炮）和机枪还击。下午二时，日军再度进攻，历时一小时，毫无进展。
下午三时半，日军派「出云」号的水雷艇和一艘汽艇满载士兵，从黄浦江入苏州河，溯河西上。当其开过老闸桥（福建路桥）后，在老闸桥与老垃圾桥（浙江路桥）间被河道上民船舢舨所阻。英军怕战火殃及租界，立刻派兵至桥上及两岸戒备，并封锁两桥交通。英美法外交人员及工部局官员随即到达浙江路桥，与其交涉，终让其在下午五时后掉头往东返回。
下午六时后，枪炮声渐稀。因怕日军趁夜进攻，四行守军以大号手电筒绑在竹竿上伸出窗外，或者把棉花捻成粗稔浸煤油后点燃抛出窗外，以取得照明。

图四十: 日本上海特别陆战队第十大队（土师大队）对四行仓库的攻击图。虽然调集了15厘米（第四大队七中队？）和12厘米榴弹炮（第四大队八中队），似乎不曾使用，对四行仓库的炮击还是来自西侧的山炮（第四大队九中队，吴第一特别陆战队）
30日战斗
到此日，一、二、三楼的防护工事终于完全完成，四行守军随即继续构筑第五楼工事。工事的主体是沿墙堆起的三米厚、直顶天花板的麻包，楼下各大门口亦是三米厚的麻包。日军的山炮（大约3英吋口径）炮弹即使能贯穿墙壁的钢骨水泥，余力也无法穿透这么厚的麻包层。果不其然，日军山炮在五楼的墙壁打穿了几个洞，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这些洞孔反而***地提供了四行守军对外瞭望并架设机枪压制西面日军的不少方便。到晚上八时，五楼工事完成。日军炮击、枪火更是猛烈。
但是，到此时，四行守军已经要撤退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
安排撤退
国联原订约集《九国公约》签署国及其它各国共十六国于10月30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这也是蒋介石原本留下部队死守闸北的动机，在租界可见之地持续交战，示意抵抗之决心。但比利时国内政局突变，总理和内阁总辞，不得不将会议延至11月3日。
在此同时，依托租界死守四行仓库的行动虽然获得不少外国舆论注意，但是也相对地受到不少外交压力。各国政府、领事总是要以保护自国侨民为优先，四行守军这种相当于绑架租界的行为，自然不受各国政府和租界当局欢迎──特别是还有那在极近距离的两个煤气储存槽。

图四十一: 煤气储存槽、新垃圾桥，四行仓库西壁和弹孔。这是最清楚反映出日军视角的一张照片。拍摄时间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拍摄者应是日本记者，其所在位置可能是交通银行仓库或福源福康钱庄联合仓库楼顶，较四行仓库稍矮。
四行仓库战斗开始不久，租界英、美两国驻军司令即直接对国军统帅部要求让四行守军撤出仓库，进入租界，以策安全；同时也每天派人直接劝说守军退出仓库。租界工部局也请求国府及四行守军卸去武装退入租界。租界的中外人士也有许多呼吁让四行守军撤退的声音。
29日下午日军尝试搭乘汽艇经由苏州河道绕至四行仓库南侧的行动，更让租界当局十分担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租界的租约仅含土地，不含水道。所以在法理上，租界当局可以维持陆地上的中立，拒绝日军进入，但却管辖不到苏州河河道。日军若在四行仓库东南的苏州河上与四行守军交火，其后方即是煤气储存槽，极为危险。为此，驻沪各国领事团也一致协议，正式照会国府外交部，要求四行守军撤出战斗。派一部留守闸北继续吸引国际注意本是蒋介石的个人想法，错估了国际政治的实际操作。至此外交压力大增，不得不草草收场，以免影响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
四行仓库守军撤退的命令在30日早上下达至88师师长孙元良，再由孙元良传达给在法租界伟达饭店的副师长冯法圣和参谋长张柏亭。冯法圣和张柏亭于下午二时与上海代市长俞济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英国驻军司令斯马莱特（Alexander PD Telfer-Smollett）在杨虎位于法租界的私宅会谈，安排四行守军撤退事宜。
此处又有一公案。到底斯马莱特在此会议上有否同意让四行守军保持武装、通过租界至沪西归队？根据张柏亭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说是有此协议，但张的回忆有多处错误，且不免有春秋笔法之嫌，其实很可能根本没有此协议。会谈一开始，杨虎就开门见山告诉斯马莱特统帅部（即蒋介石）命令四行孤军立即撤退，这很明显已经接受租界的要求（即解除武装、退入租界），并非来讨价还价谈条件。而以斯马莱特的身份，也只是来安排撤退的技术性细节，他也没有答应四行守军可以保持武装通过租界归队的权力，因为，那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行为。
许多文章都称租界当局出尔反尔，解除四行守军武装并予以羁留，背信弃义云云，都是浮于表面大义的言语。
从淞沪会战的第一天开始，中日双方就注意维持上海公共租界（英美警备区）和法租界的中立性。开战初期兵力较弱的日本上海特别陆战队不必对左翼公共租界北区西半特别警戒，而国军88师除了不必对右翼特别警戒外，师部更在四行仓库享受了两个多月不受炮击、不被轰炸、不被攻击的待遇，双方难道还不了解这租界中立的游戏规则吗？这个规则就是1907年海牙第五公约《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其第二条：「禁止交战国的部队和装载军火或供应品的运输队通过中立国领土。」
虽然租界并非割地，尚属中国领土，但实际法律及统治权运作都是在外国影响之下。当中日双方在之前就已经将租界当成准中立国领土看待，租界当局自然也只能根据这个规则来运作。租界当局是绝无可能允许四行守军携带武器通过租界归队，若如此，它们何以拒绝日军携带武器通过公共租界北区西半来至四行仓库东侧进攻？或通过整个公共租界进攻仍在沪西作战的国军？
对于进入中立地区的交战国部队，中立国能做的，也需要做的就是解除其武装并羁留之。
一次大战开始后，日英两国联手进攻青岛德国租借地。1914年10月18日德国海军「S-90」号鱼雷艇从青岛脱逃，其上61名官兵在山东日照县石臼所附近弃船登岸，被当地北洋军队押送到南京。当时中立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10月31日以南京城北丁字桥省议员公寓做为「江苏督军署收容所」（1917年中国参战后改名为「南京俘虏收容所」），以羁留这些德国海军官兵。
那么，四行守军有否可能解除武装后通过租界归队？可能性也不大。虽然国军撤退时有部分散兵游勇和伤兵逃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被解除武装后允许通过租界离开，但那是因为租界当局没有能力羁留大批散兵游勇，只能任其出境，而这也取得日方默许。不过，抵抗多日、轰动国际的四行守军，自然没有可能得到这样的优待，日方也不可能轻易放他们离去，那么，租界当局也就不可能不按照国际惯例羁留他们。
蒋介石最初在考虑留下部队死守闸北时，其实也应该考虑过退入租界的这个可能性。虽说死守，有退路和没退路在士气上还是有极大差别的。而既然懂得利用租界的中立性，对利用中立性所需付出的代价也早该了然于胸。
撤退经过
30日晚上九时，冯法圣和张柏亭与打电话给四行守军，向谢晋元、杨瑞符传达过午夜后撤退的命令。杨瑞符并未对各连说明这个命令，反下令全员准备配带所有武器弹药装备，以防日军总攻。到了午夜前不久才对各连说明即将撤退，决定撤退部署。
杨瑞符先命令第1连派兵一排，附重机枪一挺，由排长杨得余率领，在纸烟店二楼对西提供掩护，并令伤兵先行暗自退出。然后请谢晋元率领机枪连及第1连一部先走，并向英租界交涉善后事宜，2、3连按次撤退，他自己在2连排尾、3连排头，便于应变指挥。英军已把封锁光复路口的沙袋和纸烟店前的铁刺网拆掉一块，以利撤退。

图四十二: 光复路的开头，右为西藏路上英军F 号碉堡。沙袋后方是公共租界的西藏路路段，正有电车和行人经过。左上角楼房是中国银行货栈及隔邻的中国银行办事所及仓库。这个沙袋缺口，可能即是英军拆掉以利四行守军撤退的缺口。
日军料知四行守军可能撤退，在西侧光复路、满洲路口及江苏银行第一仓库架设四挺轻重机枪，并装设探照灯，封锁北西藏路、光复路、及北苏州路口。四行守军必须要冲过这个路口，从中国银行货栈在北苏州路的大门进入，方得安全。
撤退开始，日军集火射击，四行守军即有数人中弹受伤，只好加派两挺轻机枪至纸烟店二楼窗口及地上，加强压制射击，打掉一盏探照灯，日军随即又开了第二盏。有了压制射击，趁日军火力间歇，四行守军分批冲过路口到达中国银行货栈。其中仍有十多人伤亡，包括杨瑞符自己左腿中弹受伤。全部撤出至中国银行货栈，已经是凌晨二时许。
日军在凌晨三时像四行仓库发起攻击，三时十分宣布完全占领。
行文至此，还得再来澄清一个谜点，即四行守军如何突破日军封锁撤退。
有关四行守军撤退路线及经过，回忆者记忆模糊，述说简略，记述者未深究周遭环境，自行想像发挥，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铁刺网在北西藏路中央，日军在北西藏路、曲阜路口设置地堡，封锁北西藏路者；有说日军在开封路口设置平射炮，不时射击者；有说国军掩护机枪设置在纸烟店二楼朝北窗口及地上者；有说撤退目的地中国银行堆栈的大门在北西藏路上，面对纸烟店者。这些说法，对照本文此前提出的地图与照片，都不太能够成立。
首先，曲阜路、开封路在北西藏路东侧（图十六），属于英军防区，而北西藏路路面都在英军控制之下，日军不可能在路面设置突出的机枪地堡或平射炮（图十七、四十）。在英军铁刺网西侧设置地堡，则仍有断垣残壁阻挡，似无可用射界（图十七）；而即使稍有射界，岂不直接射击到煤气储存槽？其次，纸烟店突出于光复路口，窗口分向西、南、东（图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十八），何来向北窗口？若是要向北，得走到整排店铺尽头才有向北窗口，设在地上的机枪，却又有断垣残壁的问题。机枪设在纸烟店二楼和地上能同时对敌，也只有向西了。再其次，为了防盗，仓库的大门都不会设置太多。中国银行货栈在靠苏州河的南面已经设有大门（图二十二），直面苏州河道的栈桥，如何会在北西藏路再设大门？凡此种种，都让人对日军在北，对南封锁西藏路口之说不免产生怀疑。

图四十三: 战斗结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特派代表赴上海宏恩医院慰问疗伤的壮士。此为上海市政府访问「八百壮士」营长杨瑞符档案一部份。《八百壮士画史》
比较可靠的说法，恐怕还是来自于杨瑞符。杨瑞符负伤后在租界住院期间，接受上海市政府派员访问，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他们在西面打着强烈的电光，控制东南面....」，这不是摸不着东南西北的基层士兵数十年后模糊的回忆，而是指挥全局的当事人在事件数日后的清晰陈述，足资证明日军是从西边的满洲路、光复路交口以机枪、探照灯封锁了北西藏路、光复路、及北苏州路口，而四行守军撤退至中国银行堆栈必是经北苏州路从南面进入，亦与日军所绘攻击图吻合。
四行守军撤退时，或者为了阻敌，或者不愿仓库中的存货资敌，四行仓库也起火燃烧。到31日早上，四行仓库仍在燃烧中，而东侧的商店也已经烧毁，屋顶旗帜也已经换成日本海军旭日旗了。
由于日军进入四行仓库时是凌晨三时许，根本不可能拍照。一些日军成群进入或爬梯进入的照片都是明显事后摆拍。

图四十四: 从中国银行办事所及仓库楼顶看起火燃烧的四行仓库，日期是10月31日。左下角可见英军F号碉堡屋顶。拍摄者瑞士人Karl Kengelbacher。
四行守军全体撤至中国银行货栈后，被英军解除武装，向东经过老垃圾桥，坐车先至跑马厅休息，后转运至租界西区胶州路原苏格兰义勇队营房，自此进入羁留生活。后来通称此处为孤军营。受伤官兵则送至租界医院就医，复原后自行离开租界，未进入孤军营中。
国民政府嘉奖四行守军，明令官兵各升一级，并于11月7日颁授青天白日勋章各一予谢晋元及杨瑞符。

图四十五: 谢晋元在英军军官陪同下，换穿便服至租界医院探视受伤官兵
四行守军在孤军营中一直被羁留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其间谢晋元虽然多次吁请国府提供外交援助，早日与各国交涉取得释放，但实际上不可能发生。除了国际公约的限制外，日军攻至武汉，大片地区已在日军占领之下，上海租界已成孤岛，就算停止羁留，也无处可去。
1941年12月，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孤军营被分散各地甚至太平洋岛屿服苦役，直至大战结束才得释回。
结语
淞沪会战因政略起，为政略战，受政略影响而败溃。就连这四行仓库战斗，自始至终，也都是为政治服务。
蒋介石做此决策最初设想是以对外政治宣示为主，但演变结果，不仅无法影响国际政治，对租界的绑架反而造成各国的反感，不得不草草结束。但也就在这数日之间，出乎意料地成为对内宣传鼓舞转移注意力的好话题──甚至可说是个传说。从此，四行仓库战斗再无真相矣。
那个距离极近、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煤气储存槽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历史没有奇迹。以甲兵不完、军不经练的四行守军，如何能够抵抗在无论是组织、装备、训练、后勤、战技、士气各方面都是远胜国军的日军？唯一能够倚仗的，还是这地缘所提供的绝对优势。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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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Ronald Green先生允许使用其父Jimmy Green的四行仓库北面照片，在此致谢。相关网站：*****/
另，许多地图及照片取自Virtual Shanghai这个资源丰富的网站，特别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