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逼毕业生刻章造假协议：没合同不发毕业证2013年07月06日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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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最后一“课”：先造假 再毕业
自己刻章“签就业协议”，上淘宝网站购买就业协议，找超市老板两元钱盖一个章子签假就业协议。这成了今年不少应届大学生解决自己就业问题的权变之策。而这些就业协议最终都会成为相关部门统计今年大学生就业率的依据。
部分毕业生面临不交就业协议就不许参加论文答辩、不发毕业证学位证的压力。而高校低就业率专业缩招、停招的政策压力，则是个别院系逼着自己学生造假的外在动因。
假就业
盖一个章收费2元钱。老板透露，仅在5月底，经他盖章的“灵活就业协议”就有两百多份。
何光的就业协议是在6月9日晚签的，就在他的宿舍。他和三十多名同学一起与南京一家并不存在的商贸公司签了就业协议。这个协议盖完章后当晚就交给了班长，然后交到辅导员那里。
这家商贸公司的“老板”就是何光自己。5月，在学校多次催促上交就业合同后，何光找到一家刻章子的公司，花了130元钱，打算伪造一份就业协议。
尽管刻章子花了130元，但实际上何光还小赚了一笔。每盖一个章，他收了同学10元钱的手续费。
何光是江苏某工科高校的大四学生。2013年春节过后，何光便开始找工作。3月，他在南京一家手机卖场找到了销售的工作。干了一个月后，工资低，不稳定的销售职业让从小在苏南农村长大的何光觉得“活得没有尊严”。4月份何光便开始准备公务员和银行系统的考试，一连考了几次，“一次笔试也没过”击碎了他关于“出人头地”的任何设想。
河南郑州黄河科技学院的大四学生林楠则直接从网上购买了一份就业协议。5月21日，她在淘宝上买到了一份杭州一家医药销售公司的“就业协议”。
当天晚上，在外实习的林楠，突然接到班长发的飞信：当晚必须交灵活就业合同(与高校毕业生通用的“三方协议”不同，“普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合同”明确注明，“此合同仅限于统计毕业生就业情况使用”)。
自己刻章“签就业协议”，上淘宝网站购买就业协议，找超市老板两元钱盖一个章子签假就业协议。这成了今年不少应届大学生解决自己就业问题的权变之策。而这些就业协议最终都会成为相关部门统计今年大学生就业率的依据。
部分毕业生面临不交就业协议就不许参加论文答辩、不发毕业证学位证的压力。而高校低就业率专业缩招、停招的政策压力，则是个别院系逼着自己学生造假的外在动因。
假就业
盖一个章收费2元钱。老板透露，仅在5月底，经他盖章的“灵活就业协议”就有两百多份。
何光的就业协议是在6月9日晚签的，就在他的宿舍。他和三十多名同学一起与南京一家并不存在的商贸公司签了就业协议。这个协议盖完章后当晚就交给了班长，然后交到辅导员那里。
这家商贸公司的“老板”就是何光自己。5月，在学校多次催促上交就业合同后，何光找到一家刻章子的公司，花了130元钱，打算伪造一份就业协议。
尽管刻章子花了130元，但实际上何光还小赚了一笔。每盖一个章，他收了同学10元钱的手续费。
何光是江苏某工科高校的大四学生。2013年春节过后，何光便开始找工作。3月，他在南京一家手机卖场找到了销售的工作。干了一个月后，工资低，不稳定的销售职业让从小在苏南农村长大的何光觉得“活得没有尊严”。4月份何光便开始准备公务员和银行系统的考试，一连考了几次，“一次笔试也没过”击碎了他关于“出人头地”的任何设想。
河南郑州黄河科技学院的大四学生林楠则直接从网上购买了一份就业协议。5月21日，她在淘宝上买到了一份杭州一家医药销售公司的“就业协议”。
当天晚上，在外实习的林楠，突然接到班长发的飞信：当晚必须交灵活就业合同(与高校毕业生通用的“三方协议”不同，“普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合同”明确注明，“此合同仅限于统计毕业生就业情况使用”)。
林楠正在忐忑地琢磨如何造假时，班长告诉林楠，他的协议也是随便找人盖了个章，“学校才不管你去哪里就业，就业协议书上只要有一个红色的公章就可以了，不会调查的”。
林楠明白班长所说的“只要有一个红色的公章”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她大学四年来的第一次造假，曾经的暑假实践报告和实习证明，都是这么弄出来的。
在淘宝上寻找出售“就业协议”的商户，并不困难。林楠很快锁定一家位于杭州市的淘宝网店。该店称，可办理实习证明、就业证明、失业证明等一切与盖章有关的业务。在支付了100元费用后，她成为了一家医药销售公司的客户经理。最终，她的协议被按时交到了班长手里。
洛阳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09级毕业生吴叶的就业协议，也是花了一百多元钱买来的。——和林楠相比更省事——就是从学校附近的一家超市买来的。
5月29日，吴叶去超市买零食，结账的时候，抱着试试的态度问超市老板能不能帮她“签就业协议”。看着她抱着的一堆零食，老板很爽快地为她盖好了章。这一次买零食，一次便解决了三个人的就业。吴叶把自己两个好友的协议，一块央求老板给签了。
并不是所有的超市老板都这么没有商业头脑。开封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公寓楼下的一家超市老板，已经做“盖章生意”好几年了。公寓里住着六千多大学生。由于平时代理缴话费业务，他便刻了一枚通信公司的印章，然后以每盖一个章2元钱的价格收取费用。老板透露，在5月底，经他盖过章的“灵活就业协议”就有两百多份。
西安理工大学电气专业的毕业生王林是通过父亲的关系解决了就业协议的。考研失利后，他准备再读一年考西安交通大学本专业的研究生。大学四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工作的事情，因此他将要签协议的事情告诉了家人。王林的父亲曾经是名生意人，很快就帮王林盖了陕西一家知名企业的公章。
四川农业大学09级毕业生李承则是以假“应征入伍”的方法，解决了自己的“就业协议”问题。
2013年6月中旬，李承依然没有找到单位来签三方协议。他便到“大学生应征网上平台”报名，然后打出了两份表格：《应征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和《高校在校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填好后交给学院的负责人，告诉学校自己“解决就业问题了”。
“网上报名填了之后，不需要真的去入伍。不参加体检就行了，学校和部队也不会过问。”李承说。
李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毕业前，班里35个同学，已经签了三方协议的有七八个，读研的也只有四五个，还有两个是假应征入伍的。其他的人最后去向，他并不知情。
被逼造假?
学生没就业协议，别拿毕业证;学校就业率低，专业减招停招。
这是这些大学生们四年的最后一次造假。大二的时候，为了拿到5000元钱的国家励志奖学金，家境富裕的王林到民政局伪造了贫困家庭证明;大四上学期，林楠外出打工赚钱，而并未按学校的要求去实习单位实习，伪造了全部的实习日志。
但何光坦言，这一次自己找人刻章造假，也是被学校逼出来的无奈之举。
从上大学起，每到毕业季，校园就流传着“找不到工作不准毕业答辩”的说法。2013年6月流言成为现实。按照何光所在学校的规定，“如果在6月10日之前还没有签订三方协议，就不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何光也想过抗拒，“我就是不交，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真敢不让我毕业?”但是一看到班里三十多人的三方协议都盖好章交了，何光最终选择了忍耐和屈服，“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不能拿自己的前途赌博”。
何光不愿求人，更不愿让家人知道自己上了4年大学“连个饭碗”都没有，最终何光在网上联系了一家刻章公司，“自食其力”。
“没有签署就业协议不能答辩”的学校还包括西南科技大学。有学生告诉南方周末，学校给毕业论文辅导的老师们都下了任务指标，如果到答辩前，导师名下的学生按人头没有交够已经签订好的三方协议，导师就要被罚款。该校的0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董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同学的导师就要求：如果没有三方协议，论文和实习报告就无法通过。
王林、林楠、吴叶、李承等人所在的学校则是利用毕业证和学位证来要求学生签订就业协议。
李承告诉南方周末，三方协议、用人单位接收函、入伍证明，三者有其一，他们的毕业实习学分才能拿到，然后才能修满学分毕业。李承正是以假“入伍证明”的方式取得了自己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王林、林楠、吴叶所在的学校更是直接，“没有就业协议，就没有毕业证、学位证”。
王林所在学校的石油特招子弟生们更是陷入了无法逾越的死循环。这些石油子弟们到单位报到时必须有毕业证和学位证才能正式签约;而学校的规定是，必须有三方协议才能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所以，这些学生们为了两全其美只能先用一个虚假的协议换回毕业证，然后再改派到实际工作的单位。
学校逼迫大学生就业大面积造假的背后是就业率与招生指标挂钩的管理制度。
给各个就业率低的学校的警示意义是：在2013年青海省的高校招生中，有150个就业率不高的专业将被实行缓招、限招、停招。
2011年11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2012年11月，教育部《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加强就业状况统计、分析和监测预警，把就业状况作为“招生计划制定、质量评估、经费投入、专业设置、培养方案调整、班子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除个别特殊专业外，应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2013年7月2日，南方周末分别致电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核实毕业生就业造假。两校招生就业办公室的负责人均予以否认。
“校方没有这样的规定，也有可能个别导师这样要求。”西南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胡小俊说。
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电子商务系主任郭献强告诉南方周末，面临史上最难就业季，该校并没有专门要求老师逼迫学生签约，他所在的管理学院也没有明说，“但是我知道有些系说过，必须把三方协议拿回来，不然不给发毕业证。”
郭献强说，每个学校都有个就业率的问题，教育部会统计学校就业率。“就业率低的专业要取消招生资格，所以大家都想把就业率做高。我们学校就业率本来就不高，你再不要求学生做一些就业的协议，那就业率不就更低了吗?”
“我们老师也只能发发牢骚。老师相对来说不愿作假，但有些部门他在做这个事情，这个压力主要来自校外。老师们倾向于来真的。”郭献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