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7063字 | 阅读需16分钟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背景概述
作为最受美国人爱戴的总统之一，行伍出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相关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原因不难理解：这位绰号“艾克”的总统在战争期间曾官至陆军五星上将，他也可以说是20世纪美军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戎马半生的军人在担任总统期间却公开反对进行过度的军备竞赛，他甚至称“军备竞赛消耗了那些原本应当用于建设学校、医院和住房的资源”。而且众所周知的是，艾森豪威尔曾因“军火商游说组织”试图聒噪着增加军费而大发雷霆。

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告别演说时的场景，他在这次演讲中警告说“军工复合体”可能会因“不正当的影响力”而产生“严重影响”。
然而，虽然公众已经对这位总统的种种“反战”言辞有了心理预期，但在聆听了1961年1月17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发表的“告别演说”之后，人们还是纷纷大跌眼镜：在这次演讲中，艾森豪威尔的中心主题居然是将美国的军火商大肆批判了一番！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出现在演说大约发表了一半的时候：“在政府各部门中，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复合体取得不正当的影响力，不论它这样追求与否。”全美国的电视台都对这次演讲进行了转播。三天后，艾森豪威尔离开了白宫，此后他几乎再未发表过关于军工复合体方面的言论。
艾森豪威尔的这句话此后不断被人们提起，而且提起的次数远多于他曾经说过的其他任何话语。在这番言论发表五十多年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那长达23个单词的针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抨击仍时不时地被后人引用并重复着。然而，背后的故事却远不止于此：细心的人们也许会发现，这句话不符合艾森豪威尔一贯的语言风格。实际上，这句话是艾森豪威尔的演讲撰稿人马尔科姆·“马克”·穆斯（Malcom “Mac” Moos）的精心捉刀代笔之作。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演讲撰稿人马尔科姆·“马克”·穆斯。
有了总统的“背书”之后，抨击军工复合体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然而，人们常常忽略“艾克总统”发表那番言论的背景，那就是美国有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即战备松懈——美国人一直对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疑虑重重。然而，1961年美国面对的战略现实却为其保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和“永久性的军火工业”创造了迫切的需要。正是在认识到这一点后，艾森豪威尔才发起了针对“不正当的影响力”的批判。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妖魔化军工复合体，他只是表达了对军火商权势膨胀的隐忧，并建议谨慎行事。真正激烈的指责和抨击来自之后的其他人：1968年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S. McGovern，南达科他州民主党人）表示“军工复合体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其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内部威胁”。
诸如此类的言论被批评人士所欣然接受，并将其引用到自己对军工复合体的批判之中。对此，英国路透社的网络编辑、记者詹姆斯·莱德贝特（James Ledbetter）曾表示：“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一概念已经成了一种夸张的罗夏墨迹测验。”这里所谓的“罗夏墨迹测验”是由瑞士精神科医生罗夏创造的一种检验方法，即让受试者观看纸上的墨迹图案并展开联想，然后根据其联想判断受试者的人格特征。莱德贝特这番话的意思是一些人一看到“军工复合体”就会产生负面的联想。莱德贝特曾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告别演说为出发点，探索了现代战争、大军火企业以及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并于2011年出版了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不正当的影响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与军工复合体》。

美国《新闻周刊》于1969年刊登了关于“军工复合体”的文章，这是那一期杂志的封面。如果说“军工复合体”这个短语在1961年刚问世时人们对其的反应还不太激烈的话，到1969年时其已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了。
“贩卖死亡的商人”
“军工复合体”这个词语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联想起美国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贩卖死亡的商人”（军火商）那句口号，以及相关的抗议活动——抗议人士声称，军火商们通过施加影响让美国作出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并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1934年至1935年，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民粹主义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奈（Gerald P. Nye）举行了93场听证会，这些听证会上爆出的“料”虽然多次成为头条新闻，但实质性的“干货”内容却不怎么多。杰拉尔德·奈原本打算把此类听证活动继续进行下去，但当他无端指责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隐瞒有关1917年对德宣战的基本信息时，国会终止了对他的资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民间开展了许多活动，国会也有所行动，以试图限制军火商们为了逐利而鼓吹参战。战争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各种手段，要求美国展开工业总动员，以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当所谓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全速运转时，其足足创造了美国经济产出的47%以上。美国的战时生产在1943年达到了顶峰，之后在1944年急剧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防工业几乎被完全解散。然而，铁幕的降临让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为了与苏东集团对抗，必须把国防建设的重点转向核武器、重型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然而这些武器的生产周期较长，不可能在战争爆发后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量产，必须在平时就大量生产并储备起来。
1953年，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篇名为《和平的机遇》的演讲，很多人把这篇演讲视为其告别演说的“引子”。艾森豪威尔在这篇演讲中表示：“从广义上来说，每门大炮的完工、每艘军舰的下水、每枚火箭的发射都是些窃国大盗——那些饥饿和填不饱肚子的人被偷了，那些忍受寒冷而穿不起衣服的人也被偷了。”
在1958年的一次类似内容的演讲中，艾森豪威尔对不断攀升的国防预算和“完全浪费性质的”军备竞赛所施加给美国人民的“悲惨的惩罚”表示遗憾。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对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感到遗憾……然而，面对苏联的威胁，我们也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新崛起的“巨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大多数美国军火是在政府直属的国营兵工厂里生产的。然而，在二战期间，为了完成海量的军火订单，大部分生产工作转移到了民营工厂，其中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相当一部分军品是通过民用产品生产线转产而来的，但这些生产线在战争结束后又重新转产民用产品。

二战期间的美国兵工厂，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冷战期间，为了装备和维持美国那支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需要长期维持规模庞大的军火工业——到1958年，由美国政府直属的国营兵工厂生产的武器装备所占比例已经跌到了10%以下。在当时美国5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中，有30家是国防承包商，无论它们是“全职”的还是“兼职”的。此外，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朝鲜战争期间，国防项目在美国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仍然是相对较小的，但到了1961年，与国防有关的项目已经占到了联邦支出的50.8%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3%。当时，大约三分之一的国防预算用于采购和研发活动。在美国国会看来，由国家慷慨地给予这些国防承包商的资金几乎被花到了遍布全国各地的每一处角落。此时，美国人对军工复合体的反对情绪表面上还不算太强烈。
然而，事情早在1956年就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国会里的民主党人指责艾森豪威尔对美苏之间的“轰炸机差距”（即美国在轰炸机方面落后于苏联）无动于衷。之后，在1959年又出现了更严重的所谓“导弹差距”，这起源于1959年1月的一份背景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国防部长尼尔·麦克罗伊（Neil H. McElroy）推测苏联将在一年之内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取得针对美国的优势。艾森豪威尔身为时任总统了解实情（美国占优），但为了保守国家机密却无法说破——他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先于美国开始，但美国的科学家和军方人员正在“尽可能快地赶上来”。不曾想，这番表态却让普通人更加确信了“导弹差距”的存在。
尽管如此，军火商和军方部门（特别是主管洲际导弹的空军）还是不断向艾森豪威尔的批评者们提供有关美苏“导弹差距”的传闻和流言，并对“导弹差距”大肆宣扬，这让艾森豪威尔大为光火。在1959年6月召开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证实他曾与国会议员讨论过“军火商游说团体”这一问题。直到一年后的总统大选之后，一些如梦初醒的美国人才发现原来所谓的“导弹差距”根本不存在。一些军火大亨私下里笑谈“谁还真把这当回事？”可在当初的大选中，真的有很多选民以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忽略了国防，导致苏联在洲际导弹方面领先。
马尔科姆·穆斯“三人组”
马尔科姆·穆斯曾长期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1958年9月，他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首席演讲稿撰稿人而来到白宫。他形容自己是“左翼共和主义”的铁杆支持者。1954年，他与别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通过目的之权力》（Power through Purpose）的书，根据莱德贝特的说法，这本书“描述了国防与和平时期的需求之间对资源的有害竞争”。
除了穆斯之外，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有另外两位演讲稿撰稿人：史蒂文·赫斯（Steven H. Hess），他的专长是“政治性的东西”，以及拉尔夫·威廉姆斯（Ralph E. Williams），他是总统在海军事务方面的助手。他们三人形成了所谓的马尔科姆·穆斯“三人组”。这个“三人组”对后来艾森豪威尔在演讲中抨击军工复合体贡献良多。
穆斯曾向艾森豪威尔出示过一本美国历史上著名总统演讲的合集，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艾森豪威尔表示，当他离开白宫时，他想向国会和美国人民发表一篇这样的讲话。穆斯为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说提供了诸多特殊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汇集在一个专门的文件夹中。告别演说讲稿的起草工作始于1959年5月，前前后后总共易了29稿。
撰写演讲稿期间，“三人组”参考了一些美国军事协会和贸易媒体出版的杂志。穆斯对航空航天类出版物，尤其是《航空周刊》和美国空军协会主办的《空军》杂志非常着迷。他成功地用这些杂志吸引了艾森豪威尔的注意力。根据总统科学顾问詹姆斯·基利安（James R. Killian）的说法，“一而再再而三地，我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航空航天和电子电气类出版物（包括课本和广告）中的过度渲染行为感到愤怒——他们提倡用更大、更好的武器来应对他们想象出来的更强大、更厉害的来自苏联的威胁。”据称，基利安曾与艾森豪威尔详细讨论过“军事-科技复合体”的问题，这些交谈引发了艾森豪威尔对“军事-科技复合体”的批评。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生涯的最后岁月里，他说：“我开始对我们国家和平时期的巨额军费开支感到越来越不安”，而且“在潜在的巨额利润的刺激下，强大的游说团体开始劝说向军火业投入更多的资金”。

艾森豪威尔总统（中）正在与内阁成员和波音公司的官员讨论有关波音公司B-52轰炸机原型机的飞行演示问题，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
威廉姆斯有时被认为是具体提出了“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词的人，但人们更多地认为是穆斯提出了这个词。威廉姆斯曾说：“我确信，在马尔科姆·穆斯将告别演说的第一稿放在总统眼皮子底下之前，艾克从未想到过这个词或者说概念。”威廉姆斯相信“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总统的共鸣”，因为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曾饱受“轰炸机差距”的刺激，在1960年的大选期间又因“导弹差距”而被民主党候选人猛烈批评。威廉姆斯说，艾森豪威尔对由军官、军火业说客、军工协会组成的阴谋集团和国会议员的无耻举动感到愤怒——尤其是国会议员，他们推动有利于他们所在选区的军火生产项目落地。艾森豪威尔曾考虑将“军工复合体”这一术语扩大为“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但思忖再三之后还是决定不这样做。

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道格拉斯飞机工厂正在组装B-47轰炸机，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
根据赫斯的说法，总统演讲稿的主要撰稿人是穆斯和威廉姆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兄弟密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 S. Eisenhower）进行了“大规模的补充和修正”。
“当心军工复合体！”
穆斯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采取向国会发表讲话的形式发表这篇演讲，但艾森豪威尔希望直接向全体国民发表演说。于是，记者们纷纷扛着电视摄像机来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准备全程直播演讲过程。艾森豪威尔先是在讲话中重申了美国在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中维持领导地位的重要性，接着表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充满敌意的意识形态”，这导致“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准备”，因此军事工业复合体产生“不正当的影响力”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了。他还说：“只有警觉和睿智的公民才能强迫将巨大的工业和军事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与目标恰当地结合起来，以使安全和自由可以并驾齐驱，同获成功。”

艾森豪威尔总统抨击“军工复合体”的演讲稿。
在艾森豪威尔发表这次演讲之后，舆论界最初对其的反应是很冷淡的，甚至有些轻微的“抵制”。《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指出“艾森豪威尔的演讲中几乎没有什么新意”，甚至说“他在发表这篇演讲时却认为自己是出于好心并自我感觉良好”。在第二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向总统提了二十个问题，其中只有两个是关于“和平时期的军事建设”和“科技精英”的，而且就连这两个问题也是被无关痛痒地提出的，似乎人们觉得总统的警告并不重要。
不过，也有人对这篇演讲表示欢迎。著名政治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这番演讲感到兴奋，他用自己的观点对讲话“过滤”之后进行了阐释。李普曼表示，军工复合体是“对平民权力至高无上的威胁”。
最终，经过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种种反战运动的发展，对军工复合体的谴责变得日益普遍起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阿肯色州民主党人）抱怨说，军工复合体“已经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敦促参议院“对军工复合体的权力施加某种限制”。在当时颇受欢迎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表示“国防工业应该国有化”。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并未作过多的解释。在他厚达741页的关于白宫生涯回忆录的第二卷“缔造和平”中，艾森豪威尔只用了2页来探讨该问题，而且大部分还是引用的告别演说的内容。
退休后，艾森豪威尔住在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附近的农场。他的孙子大卫·艾森豪威尔也住在那里。2010年，大卫在一本名为《载誉而归》（Going Home to Glory）的书中回忆了他眼中的祖父。“针对他一生中最受争议的言论，艾森豪威尔后来表现出了一种‘分裂’的人格”，大卫·艾森豪威尔这样写道。“在他的商界朋友和军界同僚中，艾森豪威尔对那番讲话进行了自我批评……然而，与其他人在一起时，艾森豪威尔却毫无保留并确切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并认为这个想法需要被有力地表达出来。”
军工复合体的“反击”
艾森豪威尔对军工复合体存在的潜在问题的抨击让相当一部分人感到不满，批评者们对一连串所谓的“实际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反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政治的“不当影响”，经常被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航空工业界希望政府取消“下马B-70轰炸机”的决定。用专栏作家马奎斯·查尔斯（Marquis Childs）的话来说就是，宣传和游说活动展示了“隐形游说团体”的力量。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不正当的影响”。B-70轰炸机研制项目最终还是下马了，下马前只造出了两架原型机，其中一架在试飞中坠毁，另一架进了博物馆。

美国空军协会出版的一期《空军》杂志，封面上画的是短命的B-70轰炸机。美国空军一直试图恢复被下马的B-70轰炸机研制项目，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此感到愤怒。
其次是成本超支。成本超支的确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但国防计划并不是唯一超支的政府项目——州际高速公路系统被称为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其成本却足足超支了267%！而在医疗保险实施早期，其就已经超过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预测成本的800%！
最后是利润过高，尤其是航空航天业。实际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利润进行衡量，而且用不同方法计算出的利润难以进行直接比较。例如，1962年《纽约时报》公布的一份商业报告称，从1957年到1961年，“航空航天业的收益率一直低于其他制造业的收益率。”相反，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米尔（William Proxmire，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此人以抨击政府机构的浪费行为并获奖而闻名——认为，航空航天业的利润比美国一般工业的利润高出10%以上。不过，美国国家总审计局（GAO）在1966年至1969年间研究发现，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国防工业的利润低于普通商业。历史学家詹姆斯·休斯顿（James A. Huston）指出，虽然与生产民用产品相比，国防项目的利润通常会少一些，但国防合同涉及的风险往往较小。
陷入低谷与再度反弹
客观来讲，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确实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不小的影响。然而，进入70年代后，随着“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结束和越南战争的落幕，美国的国防和航空航天工业也开始式微。70年代末，美国军方对国防工业基础的衰落提出了警告。当时，美国已经无法保证在紧急情况下大规模增产武器的能力。某些武器只剩下了一家供应商，而对于其他某些武器而言，依赖从外国进口甚至成了迫在眉睫的事。与50年代相比，列装新一代武器装备的间隔也从几年延长到了几十年。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联邦总支出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政府在国防方面的支出已经从1961年占GDP的9.3%下降到了卡特时期的4%~5%。许多国防承包商倒闭了，幸存者们也大多被相互兼并。
不过，里根总统的上台扭转了这一趋势，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在经历了短暂低迷之后再度焕发了生机。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军费逐年攀升，“军工复合体”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也让军工企业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
今天，美国国内对军工复合体的强烈抗议仍在继续。2011年，《大西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时过五十年后再来判断，艾森豪威尔当年作出的可怕预言实际上低估了今天我国军工复合体的势力范围——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永久性战争的危险。”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立刻抛出了其“强军计划”，这让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兴奋不已，一些军火商甚至期盼着特朗普开启“下一场战争”。从这一点来看，艾森豪威尔当年的警告确是金玉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