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清楚，最近几年，我们目前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人口、住房和消费三大难题。我们这些年一直依赖原有的政策路径，着眼于小修小补、小敲小打，希望能够解决这三大问题。但事后我们发现，基于原有政策路径的新政策，可能会在日益下沉的平静水面激起很快消失的涟漪，但无法推涨湖面。一、人口，从抓人结扎到鼓励生育，基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政策调整，对生育率和出生人口减少趋势几无影响。
从2016年到2023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从13.47‰，减少到6.39‰，8年减少52.6%，超过了一半。2023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每名妇女平均生育数）只有1.0，这个数据不仅要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1.5，低于日本的1.3，仅比发达国家最低的韩国的0.72略高一些而已。出生率下降的结果是出生人口的大幅减少。2023年出生人口为902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5.6%。自2022年开始第二年低于1000万。因此，我国人口数量从2022年开始，已经连续第二年萎缩。2023年，我们的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208万人至14.0967亿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也让给了人口增加到14.25亿人的印度。从抓人结扎到鼓励生育，我国人口政策经历了大起大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计生成为基本国策。抓人结扎，超生罚款丢公职，那时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可是相当威风，谁见了都得打哆嗦。黄宏和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就是那一段计生政策的真实写照。
直到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老龄化问题､人口结构问题开始显现，才开始调整人口政策。2002年9月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双独二胎"政策才开始解禁｡2012年末，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才迫使进一步放松人口政策。2013年11月，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独二孩政策才于2014年开始在全国逐步实施。
直到2021年5月31日，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才放开三孩。这一人口政策的重大转变，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将引发“报复性”婴儿潮。但实际上，附着于计生政策之上的人口政策调整，除2014年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刺激了2014年-2016年的生育反弹之外，其他的政策对生育率降低和出生人口减少的趋势，几无影响。二、三年来货币持续宽松，多次降准降息，释放救市消息，但房地产下行趋势未改。
我国房地产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疯狂发展之后，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见顶回落，至今已快三年了。央行从2021年12月开始持续地降准降息，各地不断地释放刺激地产政策。面对一系列额外的房地产救助措施，房地产市场充耳不闻，埋头向下。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TOP 100房企商品房销售额为62791亿元，同比下降17.3%。其中12月，销售额为5412亿元，同比下降35.9%。小招不行用大招。为避免严重的房地产危机，2024年5月初，有关部门放出了有央行背书的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降低全国层面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下调各期限品种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全国范围取消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等四个楼市大招，以提高人们对购房“报复性”增长的预期。
但根据克而瑞监测数据，全国30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1-5月成交面积693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1%，其中5月成交面积约131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9％，降幅居然在四大招出台后有所扩大。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5月份TOP100房企销售总额为3720亿元，同比下降23.4%。单月业绩规模创6年来历史较低水平。三、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文件和讲话中强调促进消费，但消费越来越低迷。
物价指数是评价宏观经济状况的最核心的综合指标。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中，就业改善，工作增加，需求好转，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投资增长超过需求增长，供给扩大快于需求，价格下降，供给过剩，企业裁员，失业增加。这就是物价之于宏观经济的基本逻辑。一季度我们的可比价GDP同比增加了5.2%，但现价GDP却仅增加3.96%。由此可计算出GDP的价格缩减系数为98.82%，即综合物价下跌了1.18%。其中，CPI持平，没涨没降。但PPI下跌了2.7%，还有房价也在下跌。骑牛研究所根据4月份的CPI和PPI数据，模拟计算的4月份综合物价指数同比下降了0.5%，环比下降了0.1%。4月份，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回落到2.3%。4月份住户部门新增贷款为净减少5166亿元，比同期的净减少贷款金额2411亿元，扩大了114%。住户部门存款也在大幅度减少，4月份净减少18755亿元，同比多减少1.73万亿。内需越来越弱导致货币宽松政策周期中，我们的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幅度从3月份的8.3%回落到7.2%，环比上个月，M2罕见收缩了1.2%。狭义货币（M1）余额从3月份的增长1.1%，转为同比下降1.4%，环比收缩了3.7%。与出口和投资相比，促进消费一直是中国领导层的次要优先事项，但所有这些期望都落空了。正如社交媒体上一个疯传的笑话所说：“他们以为我们会寻求报复，但低估了我们的同情心，我们已经放下了怨恨“。
中国社会需求疲软，消费不力，成为一个高度重要和紧迫的问题。我们如何实现经济再平衡还将受到欧美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密切关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都加大了言辞力度，并对我们生产出口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企业发起了反补贴调查。他们的论点是，我们应该鼓励本国公民增加消费支出，以吸收企业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事实上，到2022年，我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1%，占全球实际出口的27%，但仅占全球消费的13%。而这种差距在最近20年来一直呈现继续扩大趋势，贸易紧张局势的风险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虽然最近几年，我们的决策者在公开场合一直在谈论促进国内消费的重要性，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消费占我们GDP的比重，一直停滞在50%以下并持续下滑，2022年只有37.2%，比20年前的45.1%还要低接近8个百分点，而主要经济体的这一比例超过70%。四、生育率、住房和消费问题的痛点到底在哪？
为什么小修小补的政策，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生育率下降、商品房销售下行和消费低迷问题？生育率虽然存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的客观规律，但比发达国家还低的生育率，是因为户籍制度对学习、工作、社保和医疗带来了诸多不便，低水平并且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加大了人民的生存压力。这都构成了不愿生孩子的主要因素。商品房下行是因为前面二十多年房地产市场的拔苗助长，掏空了6个钱包，还将家庭部门的债务收入率推高到了无法再高的天花板，快速增加的住房拥有量导致住房闲置率过高，需求几近饱和。消费低迷是因为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消费或福利的概念没有进入优先项。长期以来决策层一直反对任何福利主义，他们认为这会鼓励懒惰。“吃苦”仍然是他们在公开场合重复的口号。例如三年清零限制期间，决策者强烈反对向公民发放现金或代金券以促进消费的建议。
所以在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中，优先富国，导致居民部门收入增长迟缓于生产供给的增长。决策者奉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用蓬勃发展的出口为手段，支撑建设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发展模式和政策思路反映了对个体价值的忽略，并坚信集体的利益必须凌驾于个人的需求之上。加之缺乏足够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健，原本不足的收入还要努力储蓄以应对突发性疾病或失业。居民购买能力不足，需求自然低迷。但供给却以远超需求的速度绽放。我们释放了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促进增长。我们自己和所有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可能会对我们的高铁、机场和高楼大厦的城市印象深刻。但往往忽略了，大部分基础设施正在亏损，容量远超需求。随着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紧张局势，刺激家庭消费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补贴价格、推动以旧换新的政策，并未能真正促进消费。五、没有颠覆性变革，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人口、房地产和消费问题。
这三大问题积重难返，原本就是现行政策的一些弊端日积月累所致。基于现行经济制度、增长模式的政策小修小补，显然难担重任。第一、应该取消户籍制度，彻底解除对人的制度性约束；第二、应该推动土地私有，利用土地制度的变革来激发人们对房地产的兴趣；第三、应该改革分配制度，将国富的分配制度改为富民的分配制度；第四、应该改革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第五、应该改革社保和医保制度，将所有人纳入社保、医保框架中，并尽快拉平社保、医保水平的二元制。第六、应改革经济管理制度，将政府的手关进法律的笼子里。这一方面需要减少国企数量，严禁国企进入充分竞争性领域，另一方面，政府要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让市场要素自然流动，市场主体自然竞争，优胜劣汰。只有做出以上颠覆性变革，才有可能解决人口、房地产和消费这三大难题。【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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