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去湖北革命博物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片棉袄，上面这样写到“一家三代共用的棉袄”，没什么生动的描写，简单的文字却能让人感觉到一座大山压在胸口，让人仿佛回到了解放前的湖北贫农家中，如今的湖北，冬天也是极冷的，而且是阴冷，不像北方的冷直刺面门，而是刺入骨髓的冷，我很难想象当时的人如何在这样一片黢黑的几乎成碎块的棉袄的包裹下度过冬季，而对我而言只需要呆一阵，他们却需要呆一辈子。
公知很喜欢洗那些地主，很喜欢说民粹，很喜欢说老百姓在面对地主的时候如何凶残，地主家条件总是比贫农好，他们的孩子有钱接受良好的教育，读书写字，之后还要把学来的字编起来骂农民，骂他们愚昧，骂他们无知，骂他们暴力血腥，呵，我看中国的农民还是仁慈了，太过仁慈了，总说农民喝了他们的血，吃了他们的肉，可这只是个结果，把这一段结果描述的绘声绘色，仿佛自己受尽了委屈。
可农民不认字，不会写字，写不出地主对他们的欺压，写不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没有哪个农民会写一本书说一说自己被欺压的经历，他们最终带着这些记忆离开了人世，而在公知的文章里，原因仿佛从来就不存在，只剩下结果，某些作家说文学不能唱赞歌，于是他把农民扁的一无是处，反手为侵略者唱赞歌，说要多角度看待侵略者的人性，呵，会写文章真是好啊，农民就不会，这样看来，农民确实需要进步。

解放战争期间，一位叫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美国记者来到华北解放区采访。抗战期间，他就曾作为合众社、国际社和《时代》杂志驻中国记者，深入中国，对国共双方都有深刻了解。
在进入解放区之后，他听车把式大爷讲了个柿子沟村“吃地主肉”的故事。
杰克和大爷的对话很有史料价值，对今天的舆论场也很有时代感。
杰克问：“他们是怎样吃地主肉的? ”
大爷：“是地主先吃老百姓的肉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
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
您听我说，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土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家来。
他说，要不，  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
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
一天晚上，一个当了民兵的贫农偷偷回村来看他媳妇三花。三花知道男人天未明就得走，立刻和他睡觉。大伙儿都知道他回家了，谁也不说，只有那村长跑去报告地主穆世安。这汉奸地主把三花的男人从炕上拖出来，五花大绑抓走了。三花苦苦哀求那地主开恩放他男人。但是她穷，又没有人敢过问这案子。她跑到拘留所，浑身哆嗦，哀求道：让我见见我男人一面吧。
穆世安的狗腿子说：你到街上去，就见着了。
她一听，以为放了人，马上跑到街上，果然见着了。碉堡墙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他男人的头。这碉堡是狗地主强迫大伙儿磨破手流着血修起来的。那颗人头血淋淋的，眼睛被抠出来了。三花一看就疯了。她爬呀爬，想爬上去取那人头，被大伙儿拉住送回家了。那天夜里下了大雨，人头掉在路上。天明鸡叫后，三花出门来到街上，看到男人的头，捧回家去。她把人头抱在怀里，躺在炕上三天三夜，又是亲又是摸，好象她男人还活着一般。她凶得象一头母老虎，又象一头下了仔的母狗，谁都不能挨近她跟前。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一直紧紧抱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一刻也不松手。”
对这件事，大爷的看法很直接：
“这不是把老百姓不当人吗？这不是吃老百姓的肉吗？”
这个既是地主，更是汉奸的穆世安，在我党我军来了之后，自然要被人民清算，护送干部说：
“那个汉奸的事我记得最清楚，四百多人控诉了他。全区有二万人参加了清算他的大会。很多小脚女人不能来开会，于是人们押着汉奸先游村，让大伙儿都有报仇雪恨的机会。我忘不了那次游斗的情景。那天我参加押解犯人。快到第一个村子时，我跑在头里，汉奸刚刚过了头一所房子，就有一群人手拿钢叉、锄头、长矛、棍棒朝他涌来。一个手拿剪刀的妇女高喊：‘我恨不得吃这汉奸的肉!’干部们一看群众的来势，知道没等到这汉奸到达会场准要被就地打死。于是规定大伙儿可以打他，但不许把他打死。
他被押着一村串一村地走了五、六十里路，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愤怒控诉。老乡们遵照干部的规定，不动家伙，但还是把他揍得半死。  有的人拿着菜刀要求道，  ‘让我割他身上四两肉吧!’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拦阻了他们。
穆世安开头还挺得住。可是到了一个村子，他当街停下来，满脸淌着血和汗，象娃娃一样哭叫：
‘我在这里为大伙儿办事八年了……难道没有一个人可怜我?请行行好给我一块手巾擦擦脸吧……脏手巾、红手巾都行。’
我痛恨他，  但他哀告的声音象一个可怜的小孩。他十分狼狈，四面张望，向人求助。他象小孩向人乞讨一块饴糖那样，一再哀求：‘给我一块布吧，什么烂布条也行。’
但是人们都站在那里，对他怒目而视。后来有谁说了一声：  ‘给他一块骑马布（月经布）吧。’逗得大家笑起来，接着又揍他。
我喊道：‘别往死里打，要留活的开大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拉开，但还是有一个妇女从衬里一直跟到野地里，不断抓穆世安的脸。
我们把他挨村游街示众后，在一处松林旁举行控诉大会。附近的墙上画着他的罪恶历史。一棵棵树上贴着纸，纸上写的都是被他害死的人的名字。那天早上，政府宣布要处决汉奸穆世安，参加大会的有两万人。穆世安一被押上台，就有十个人朝他冲来。一个人喊道：‘你杀了我儿子。’另一个人把他推开，说：‘别跟他废话，揍他狗日的吧！’众人齐呼：‘对，不用跟他多说，揍他狗日的!’人们开始往台上跑。
这时，  大会主席站起来，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说： ‘要揍也得分批来，得有个秩序才行。’
第一批就有七、八个人揍他，跑上台来的人越来越多，有拿剪刀的，有拿刀的，朝他身上乱扎，我在台下，只听人们呼喊：‘别把他打死了，我们还没轮到呢1’我被人群推呀挤的往前靠，哎呀，真是……”
干部话还没说完，大爷提醒说：
  “别忘了三花的事，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您大概不认得我，我是去了。我不吃地主的肉，谁的肉我都不吃，但是我还是去了，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忘不了三花那天的模样。她走了三十里路来参加大会，头一天半夜里走着来的。她早先是个大门不敢出的羞羞答答的小媳妇。可是那天，哎呀，变了一个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她上台扑向穆世安的情景。
‘…好哇，你这狗汉奸，  你也有今天！’她喊道。三花一出现，群众就愣住了，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她的苦情。人声静了下来，只听那汉奸回答说：
  ‘你也看出，我活不成啦。’
‘你对大伙儿说你是怎么害死……’说到这里，她哽住了，使劲抓自己的胸，下面的话虽然说得极轻，但是最远处的群众都听到了：‘是怎么害死抗日战土我的男人的。’
‘不是我杀他的。’
‘不是你是谁？’三花厉声问道，‘是谁?’
‘是鬼子。，    ．
‘就是你！是给你害死的……’
这时三花解下腰上系的皮带，在众人面前抽打那汉奸。那个喊叫声啊，她打一下，大伙儿就叫‘打得好！打得好！’我也跟着人喊起来。看着三花报仇，真叫人解恨啊……她几下就把穆世安打趴在地上了……哈，我忘不了……”
杰克继续问： “控诉会后来怎么了？”
干部说：“三花打过后，  又有一些人跑上台来用棍子打他。他躺在地上装死，  大会开了三、  四小时，  只有四十人轮得到打穆世安。这时主席叫停一停，  向大家说： ‘谁受过这汉奸害的站起来？！’五百人站了起来。这时要维持秩序很难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往台上挤。干部们没办法，只好把穆世安拉出去枪毙了。他的家属把尸体领回去，用席子裹着。群众知道了，从他家里把尸体抢出来，揭开席子，继续用棍子打他。
一个男孩儿用梭标．在他尸体上连戳了十八下，边戳边喊：‘你砍了我爹十八刀，我也戳你十八枪。’
最后，  人们把他的脑袋揪了下来，  一连几天有很多人来看。有人指着他的脑袋说：‘你从前当司令好不威风，许多人要来见你。现在你死了，还是有那么多人来看你。”
对于群众处理穆世安，干部可能也觉得有点“过”，一边舌头发出啧声，一边说：
“真残酷啊！”
大爷不爱听了，说 “残酷？穆世安害死了一百多条人命，现在杀了他一个，这有啥残酷？我自己是不愿杀人的。不过你怎么能怪咱那些老乡呢？咱只杀了他一人，他家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活着。这也叫残酷？不说是什么世道！”

现在有些人在喊——
“地主有好有坏，你们不能简单消灭地主阶级！”
首先，这就是在偷换概念，土地改革只要消灭封建地主占有制和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本人。
陕北米脂县的地方史料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47年，毛沢東同志在杨家沟，看到群众在批斗并殴打地主。于是立即派人阻止，并指示说：
“土地改革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本人。对地主、土豪，我们的政策是分给他们一份土地，要他们去挖地，去生产。”
亲身经历了此事的杨家沟群众，至今流传着这样一段“圣旨”。即毛主席当时说过：
“我们是要地主交出钱来，不交钱也不要打，要通过教育启发他们。”
其次，要消灭地主阶级，不但是发展工业的需要，也是中国农业和农民的迫切需要。
我们继续讲述解放战争初期，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华北解放区之行，引述他在《中国震撼世界》中，带给今天我们一手的历史现场感。
“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  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象。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
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千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佃户还不起债，就把自己那一小块地抵出去了。最后，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顶债，这一桩事才算了结。
实际上，常常不必如此设局。富农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户下地后，就溜到佃户家里奸污他的老婆。佃户要报仇，只有去杀地主，但这很困难，因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还因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因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阳县的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农妇告诉我，她被迫经常接待本地一个地主，国民党民团的头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为那个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里的王法。”
山东、河南的这三个例子，是不是让大家想起了初夜权？
没错，美国记者贝尔登也想到这个问题，他慨叹：
“ 对于中世纪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仍居统治地位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据吗？在西方，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的初夜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在东方，地主虽然对佃户的妻子没有初夜权，却可以在许多个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污她。”
现在的影视剧和很多文联大作家的作品里，地主老爷多半是仁义的，群众却多是忘恩负义的暴民，很多小资产阶级看了几部这样的所谓颠覆性作品，就觉得发现了历史真相，幻想自己如果穿越就一定是地主老爷，问题是在旧社会：
多数人显然做不了想做啥就做啥的地主老爷。甚至在国民党时代，地主阶级之间的淘汰也是非常严重的，贝尔登就发现：
“由于蒋介石这帮从沿海来的大员的巧取豪夺，就连富农和小地主也纷纷失去土地。据估计，八年抗战中，四川地主中百分之二、三十是新置产的，他们攫取了老地主百分之九十的田产。对本地地主老财的这种沉重打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有句古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失去土地的地主恨恨地说：‘普天之下，莫非蒋土’。这种说法当然是发牢骚，但也隐伏着革命的因素。”

也是，现在饭馆里倒下水道的都比当年地主们吃的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定体问啊，生产力是一个级别吗？
至于回去当大地主？阁下和子孙的房贷车贷还完了吗？不如先搬到到大凉山再穿越回去吧。呵呵。

另外，大多数大地主们的地都是像川分网友一样辛苦挣来的吗？
如果你认为是，那看来以前的穷人都太懒了，太不努力了，宁愿杀头抢别人的也不愿自己劳动……

的确，秦桧也有优点，雷锋也有缺点。所以呢？

凭阁下的口吻，已经可以穿越回去做皇帝咯。
的确没必要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