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胡同，是咋怎么来的？
“和通”、“胡同”
“胡同”一词源自蒙古语，原意指“水井”，后泛指“街巷、街道”。
居住在今和静县的蒙古族老辈人称和静镇为“和通苏木”，这一称呼源于清同治年间。
有说“和通”即“胡同”，为“街道”之意（“胡同”的早意为“井”），据说始于元代蒙古人入主长城内、定北京为大都后，当时蒙古、满族与原住汉族共居杂处，后汉语吸收蒙古语“和通”一词为“胡同”，表示“市井”、“街道”。
在元大都时期，北京的城市规划是根据水井的位置来确定的，因此“有井而成巷”，这就是北京胡同最早的由来。
“胡同”一词是从蒙古语“忽洞格”转变而来的，“格”在汉语里发轻音，甚至可不发音，遂有“忽洞格”变“胡洞”的汉语单词。
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有很多“忽洞”、“胡洞”的地名，源于蒙古语。蒙古族自古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每到一地必先解决水源，若无河流、湖泊就凿地取水，遂有了“井”的特征，凿地周围成为一放牧场所。蒙古人入居北京后，在草原凿井的习惯得以延续，后其所凿“忽洞”被老北京人叫成“胡同”。
“胡同”一词最早见于书面是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语句；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元代的熊梦祥著《析津志》中释：“胡通（即“胡同”）二字本方言”；明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释“胡同本元人语”，即“胡同”不是汉语。元时将人分为蒙古、色目（原指来自中西亚、西亚洲和欧洲的各民族，包括突厥、粟特、吐蕃、党项、阿拉伯、波斯人［花拉子模人］等）、汉、南人，所谓“汉人”是指北方的汉、女真、契丹、高丽人，这4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因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根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学术界对“胡同”一词含义和来源的解释主要是“水井”。在蒙古、突厥、满语中，“水井”一词的发音与“胡同”非常接近。历史上，北京吃水主要依靠水井，因此“水井”成为居民聚居区的代称，进而成为街道的代称，由此产生了“胡同”一词。
元时遗留有蒙古语的“浩特”。蒙古人建立元朝后，按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后“浩特”演化为“火弄”或“弄通”，进而演化成今日的“胡同”；汉人认为“胡同”一词是元时政治口号“胡人（我国古代对北方边地、西域各民族的称呼）大统”的简化。
“胡同”一词虽产生于元代，但当时以其为词尾的道路并不很多。据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载，在大都（今北京市）当时只有29条胡同（名称今不得而知）。元人李好古写过一出《张生煮海》的杂剧，讲述一个叫张羽的年轻人在大都邂逅东海龙王女儿琼莲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条胡同至今还在，位于北京市西四路口，应是北京的胡同之根。
今北京市的“胡同”形成于元朝，明、清后又不断发展。“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以寺庙命名、以衙署及官府机构命名、以工地工场命名、以府第及人名命名、以市场命名等。
与大都相比，明代的北京出现了大量“胡同”，围绕干道整齐排列。
今北京市有一“义留胡同”，旧时写作“一溜胡同”，“一溜”与新疆的“伊犁”为同一词，释“伊犁”、“一溜”为蒙古语，意“清”。
作者：风沙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