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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金融外文翻译计划的第十一篇，对应的文章是达利欧12月2日作品The 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第九章。
在本文中，达利欧以史为鉴，详细分析了一国国内秩序周期变化的六个阶段，并以美国为例，重点分析了美国社会目前混乱的现状以及日后可能的发展轨迹。
在达利欧看来，美国目前处于第五阶段，即财政状况不佳且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且各种指标都显示着当前的分歧到达了1930年以来的最高峰。在这段时期内，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如何应对各种矛盾，将对美国未来走向何方，乃至全世界的局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和平繁荣的道路需要一个 "强大的和平缔造者"，来将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对于即将上任的温和派民政党总统拜登来说，如何调和两党之间越来越极端的矛盾，来通过各种政策（参议院目前仍掌握在共和党手中），来提高生产率，改善资产负债表，缩小贫富差距，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是必须做到的事情。未来究竟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以下为翻译全文，希望以下内容对大家理解我们当下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行进的方向有所帮助。
社会秩序的循环变化通常（虽然并不总是）有规律可循，好似疾病会一步步发展。通过观察它们的症状或表象，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处于什么阶段。比如说，癌症四期由癌症三期以及之前的阶段逐渐恶化而来，因此癌症四期的表现和界定标准也会和之前的阶段不同。社会秩序从有序到/混乱大循环的不同阶段也是如此。就像治病一样，针对不同的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而行动效果如何也得看情况严重程度而定。举个例子，对同样的一个病症，年轻力壮的人和年老气衰的人需要的疗法会不一样，而他们的治疗效果也会不一样。也因此，像癌症这样的疾病，还是趁早发现的好。
以下是我最早在第一章中向大家介绍的衡量国力强弱的指标。这些衡量标准中的大多数都可以进行量化衡量，以建立一个国家的健康指数。当这些项目都是强/好的时候（即左侧的箭头），这表明国力是强/好的，同时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可能延续这样的势头。当这些项目的评分是弱/坏的时候，这表明国力是弱的，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可能依然是弱/坏的。我们衡量实力的维度是决定综合实力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研究这些条件如何帮助我们通过现状判断一个国家处于什么阶段进而得出一个预判。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关于未来的一章中，我将展示每个国家在这些衡量标准中的评级，并利用它们来尝试探索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只想传达这些概念。
这些要素通常都相互作用并一起演变发展，从而产生了经典周期的各个阶段。通过研究这些决定要素，我们可以推断各个国家、州/省以及城市在周期中的位置，并根据现有的情况对未来做出预判。
在下面的表格中，我把大部分要素换成了色谱以方便理解。鲜绿色表示非常有利，鲜红色表示非常不利。我们将根据这些读数的平均值判定周期阶段，类似我们在衡量国家综合实力那张表中取均值一样。当然我们每个人打的分或多或少都有不同，但这些要素的分数大体上可以给我们指明方向。我展示这些是为了总结一个典型的过程，而不是具体到某个案例。我将在稍后结尾中讨论具体案例。
具体地说，从我个人研究历史的经验来看，社会秩序大循环的阶段大致分为：
· 第1阶段，新的秩序开始，新的领导层巩固了权力，然后
· 第2阶段，资源配置体系和政府官僚体系建立和完善，如果这一切做得好，然后
· 第3阶段，和平和繁荣时期，然后
· 第4阶段，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剩，财富和政治差距扩大，然后
· 第5阶段，财政状况变得相当糟糕，矛盾加剧，然后
· 第6阶段，内战/革命发生，然后
· 回到第1阶段，接着第2阶段……如此反复,整个周期再次发生。
每个阶段里，人们都要面对和处理不同的情况。自然而然的，有时候的情况会比其他时候更难解决。例如，在长期债务周期的早期，当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创造债务并为支出提供资金时，处理手头的情况要比在债务周期的后期从容得多。因此，一个国家发展的路径和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周期。
为了有效应对不同阶段里不一样的挑战，领导者需要具备与前任们不同的素质、理解能力和技能。[1]人们如何理解和应对不同阶段里的环境（例如，普通人面对自我选择时以及领导者面对集体抉择时）将决定未来可能的结果。不同文化之间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处理和选择方式。往往这些时候，那些更能把握时局的领导者和那些能做出更好集体决定的文化将会显得至关重要。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虽然每一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很可能不同，但总体上说一个周期的演化需要大概100年的时间，并且一个周期内常有很大的起伏。
这种演变符合逻辑因果关系 —— 现有条件推动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创造了新的条件，进而推动了下一轮变化，像永动机一般循环往复。因为一组给定的条件创造了一组有限的可能性，通过正确识别这些条件和因果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展望未来。
一个周期典型的演变过程就如下图所示[2]。就像大部分的周期变化一样，社会秩序的演变通常会循序渐进，由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例如，第1阶段（新的领导者通过内战/革命上台并创建新的秩序）一般出现在第6阶段（内战/革命爆发，大周期的低点）之后。然后一步步发展到第3阶段（和平与繁荣时期，大周期的高点）。之后的第4和第5阶段会发展到极致以至于物极必反，从而导致下一个新秩序（第1阶段）的诞生。这种演变以一种向上发展的方式反复发生。
这样典型的周期大概100年一个循环[3]。在每一个大周期中，都有类似的小周期。比如，有导致泡沫和衰退的短期债务周期，大致每隔10年就会出现一次。有政权在右派和左派之间摇摆的政治周期等等，也差不多每10年出现一次。
这些周期在每个国家都存在，只是不同国家处在不同阶段而已。例如，中国和印度所在的阶段与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所处的阶段截然不同。不同国家所在的发展阶段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决定整个世界秩序的主要因素。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探讨这些问题。

这些周期自从有记载以来（也可能在有记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周期就像图中（中国历史）所示环环相扣并向上发展。这些向上的趋势也是社会整体进步的表现。

下一张图是我在前面几章给大家看的，它显示了中国的相对实力。这张图和上一张图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张图显示的是绝对实力水平，而第二张图显示的是相对实力水平。

由于不同国家通常处于不同的周期阶段并且在互相争夺财富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权力，有些国家在壮大，而有些国家在衰弱。因此整个世界演变的过程比任何一个单独国家都要平稳。换句话说，这种差异产生了多元化效应，使得世界的整体变迁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演变都要平稳。下图所示的全球实际GDP（第一章中曾展示过）也反映了这一点。这张图源自我们对人均实际GDP尽可能准确的估算而非简单的形象化说明。这里的计算包括了各大帝国（尤其是荷兰、英国和中国的明清）的兴衰、数不尽的战争以及无数次的繁荣和衰败。这张图看起来很平滑是因为各个国家数据间的差异相互抵消，并且每个国家的数据并没有大到可以主导全世界的走向。不过，从个人角度来说，国家间的差异会对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重申一下上面给出的典型的六阶段周期循环图是现实的简化。我简化它们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清楚规律。很多时候人们为了精确而展示了太多的细节，以至于忽略了本质和大局，这也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一个简化的版本可以先传达出每个阶段的本质，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具体细节。
周期大体上是按照我描述的演变，但并不总是完全按照我描述的进展。就像疾病的阶段一样（比方说癌症三期），处于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但它确实能告诉我们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
a) 某些症状的明显表现，使人能够确定自己处于周期的哪一个阶段
b) 确诊了阶段意味着相应的风险和治疗方式会与其他阶段不同
相同条件下，处于第5阶段会比处于第4阶段更可能发展到第6阶段（尽管第5阶段就是周期的结尾也不是不可能）。通过分析明确客观的标志来确定每个国家(或州或城市)所处的阶段，以及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各种未来的可能性并给自己定位。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预测未来。
我们对历史上不同时期存在的经济“危险信号”数量做了一个指数，包括对高不平等、高债务和高赤字、通货膨胀和不良增长的衡量，来研究它们是否对日后的内战和革命有前瞻性指导。下图显示了根据危险信号数量估计的内战型冲突的概率。根据我们的观察，当有60-80%的危险信号出现时，大约有六分之一的机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冲突。当这些信号大量存在时（大于80%），大约有1/3的机会爆发战事或革命——虽然绝对的概率没那么大，但足以让人担忧。美国今天就在60-80%的范畴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将更全面地说明这些指标以及它们传达的内容。现在，我只想传达这个概念。

我知道我的这个模型对于人脑来说开始变得很复杂了（虽然对电脑来说并不复杂），所以我将只重点描述每个阶段最重要的部分。虽然我不会带你看完这几个阶段的全部108个因素（即18x6）以及各种组合，下面我会概述每个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要素和事件，而不是把所有阶段全部的108个要素（即每个阶段的18个要素乘以6个阶段）都过一遍。我们将重点分析美国社会混乱的现状以及日后可能的发展轨迹。
周期的六个阶段以及美国的现状
我们现在将更详细地研究这六个典型的阶段各自具体有什么表现，以便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判别并能更好地预料未来。
因为这些阶段是周而复始的（比如第6阶段总是在第5阶段之后第1阶段之前），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一个阶段作为开始并按顺序研究。鉴于美国看似处于第5阶段，我们就由此开始。
第5阶段：财政状况不佳同时矛盾激化
周期循环最重要的影响是对债务、货币和经济活动的影响。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已经全面介绍了这些方面，这里就不再累述。
想要理解第5阶段不得不提之前的两个阶段——第3阶段伴随的是和平与繁荣，债务和信贷条件都利于进一步繁荣；第4阶段伴随的是过度和衰退，发展条件开始恶化。同时第5阶段承接了最困难和痛苦的第6阶段——在最后最糟糕的一个阶段里，实体（国家、州、城市、公司或个人）无钱可用并且通常会爆发革命或内战。
第5阶段是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且阶级关系紧张的时期。这一时期内，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如何应对各种矛盾将对该国能否平稳度过第6阶段有着重大影响。
我们可以对当世一些国家的处境对比一番从而一窥究竟。那些财政条件（即收入大于支出，资产大于负债）充分的国家情况相对较好。反之那些没有的，情况就相对糟糕。
财政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州、城市、公司和人民在大多数方面的差异——例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福利。同时，不同的文化在困难时期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些文化倾向于更温和的手段，有些文化则更倾向于武力。
因为第5阶段是国家内部周期中的一个关键阶段，而且许多国家正处在这一阶段，我将花一些时间来讨论在这一阶段背后的因果关系以及哪些关键指标值得我们关注。然后，我再具体地谈谈美国的现状以及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些社会矛盾。
经典的有害组合
激发社会矛盾的经典组合包括：
1) （国家、州、城市或个人层面）糟糕的财政状况，即大量的债务和非债务义务如养老金和医疗义务；
2) 社会内部巨大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鸿沟；
3) 严重而负面的经济震荡。
经济震荡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金融泡沫破裂，疾病、干旱、洪水等自然行为以及战争。这些震荡会考验财政的健康状况。良好的财政状况（以收入相对于支出、资产相对于负债来衡量）可以缓解经济震荡带来的冲击。收入、财富和价值观的鸿沟大小则可以衡量制度体系的抗压程度。
财政问题通常先冲击私营机构，然后再波及公共部门。因为政府绝不希望私营机构的财政问题致使整个系统崩盘，政府的财政状况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在政府的购买力枯竭时，系统性崩盘就会出现。在崩盘发生的过程中，不会缺失的是对金钱和（政治）权力的争夺。
研究过50多场内战和革命后可以很明显看到，政府破产财政崩溃是内战/革命即将开始最可靠的信号。这种破产往往发生在经济震荡之后，而且贫富差距巨大之时。这是因为当政府缺乏财力时，它无法在财政上拯救那些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私人机构（就像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政府在2008年底所做的那样），无法购买需要的东西，也无法雇人去完成政府职能。此时的政府已经无力回天。
进入第5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政府产生赤字带来大量债务，当债务数量高于非央行买家的意愿购买量，或者换句话说，不能印钞的政府不得不提高税收和削减开支，或者那些能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并购买大量国债的时候。而这个标志同时也是进入第6阶段的导火索，以及衡量政府是否丧失了借贷和支出能力的一个先行指标。更具体地说，当政府资金耗尽时（由于出现巨额赤字，背负巨额债务并且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政府的选择就非常有限。它可以1）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或者2）大量印钞（货币贬值）。能够印钞的政府总是选择印钞，因为这是相对不那么痛苦的方案。但这将导致投资者抛售该国的货币和债务。无法印钞的政府只能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这就迫使那些有钱人将资产转移到其它地区、州或国外。因为有钱人无法容忍支付更多的税的同时失去服务。在这些实体中，如果其选民中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这些行动通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5]
这种后债务周期动态目前在美国各州和各联邦都在上演。州和联邦两级的主要区别在于，州政府不能印钞还债，而联邦政府可以。在本章开头，我展示了美国的债务水平、财富差距和政治分歧（均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例如，在现在的美国，联邦政府以及许多州、市政府都有巨额赤字、巨额债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中央银行（美联储）则有权印钞。因此，央行现在印了很多钞票，购买了很多联邦政府债务，这些钱为政府的开支提供了资金，但这些钱远远超过了联邦政府的收入。这虽然帮助了联盟政府以及联邦政府试图提供帮助的那些人，但同时损失了美元和美元债务人的实际购买力。到目前为止，这些印出的钞票和购买债务的资金并没有实质性地帮助到州和市政府，这些州和市政府也有巨大的资金缺口要处理，并且难以获得印制的钞票来填补。
一般来说，那些贫富差距最大，债务最大，收入下降幅度最大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大的冲突。有趣的是，美国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市，往往是负债最多、贫富差距最大的州和市，例如纽约市，芝加哥，旧金山，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如果您有兴趣查看美国主要州和城市的数据，请参阅附录。
这些情况下，削减支出或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就很必要。下一个问题是，这些问题的解决，该由谁来买单，“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可能是穷人。对于最贫穷的人来说，削减开支是最不能容忍的。因此只能对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征收更多的税。在削减开支时，发生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也很大。但是，当富人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偿还债务和减少赤字时，他们通常会离开，从而导致前述的掏空过程。如果出现了糟糕的经济状况，那将加速这一掏空过程。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周期。
历史表明，在贫富悬殊和经济状况恶劣的情况下，增税和削减开支一直是内战或某种类型革命的最主要指标。需要明确的是，内战或革命可以是暴力或非暴力形式的。
在我所居住的地方，我看到这些周期在人际交往中显现。我居住在康涅狄格州，该州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全美最大的，人均债务和无资金支持的养老金义务也是全美最大的。我知道富人和穷人之间没有联系和/或不担心对方，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接触且都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我有机会了解富人和穷人的生活，因为我与富人社区的人们有着联系。而我妻子所做的工作是帮助那些生活在贫困社区的与世隔绝的高中生，这让她接触到了生活在贫困社区的人们。我看到那些贫穷社区的条件是多么糟糕，而那些看起来相较于穷人富有而享乐的富人却感觉不到富裕。我看到他们都是如何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富人努力平衡工作和生活，确保他们的孩子受过良好的教育等；而穷人却挣扎在寻找收入、保障粮食安全、避免暴力、努力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等问题上。[6] 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使穷人和富人更倾向于不喜欢对方，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相互帮助的社区成员。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互相帮助有多么困难。有钱人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多，穷人认为自己需要财政支持。鉴于目前的情况，我担心未来可能的局势走向以及可能会如何恶化。我已经观察到了新冠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冲击给穷人带来多么糟糕的状况。如果情况继续恶化，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就会发生前文提到的周期，由于资金不足，政府提高征税，富人就会离开。或对穷人进行不人道的削减开支，或者进行对债权人不利的债务或养老金违约。除非地方政府能像联邦政府一样获得印制的钞票，不然上述情况难以避免。
平均值在数量众多的受苦民众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力量面前，没有太多参考价值（译者注：所谓被平均）。那些赞成有利于整体的政策--如自由贸易、全球化、替代人的技术进步--而不考虑如果整体不以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式进行划分会发生什么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类整体将处于危险中。为了实现和平与繁荣，一个社会必须拥有惠及大多数人生产力。您认为我们今天有这些东西吗？
纵观历史，破产的政府可以遵循什么途径来提高生产率，使大多数人受益？对先前创的债务和非债务义务进行足够的重组和/或贬值将有很大帮助。这在第5阶段和第6阶段很典型。虽然在政策实施的当下非常痛苦，但一旦重组或贬值减轻了债务负担，减轻的债务负担有助于重建。
一个重组成功的关键点在于，创建的债务和资金用于产生生产力的提高和良好的投资回报，而非用于不产生生产力的领域。因为在不产生收益和没有提高生产力的领域投入资金，货币将贬值，政府和其他任何人都将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当我们进入第3阶段时，我们会看到这种良性循环是如何从第5阶段、第6阶段和第1阶段的恶劣条件中产生的，以及在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哪些是产生良好可能性的条件。我将举几个历史上的真实案例。
历史表明，对能够产生广泛生产力提高和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上进行借贷和支出，会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也能还清债务，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如果贷款的金额不足以偿还债务，那么央行印钞并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的，只要这些钱被投资于有足够高的投资回报率的项目以用来偿还债务。历史和逻辑表明，在各级教育（包括工作培训）、基础设施和研究方面进行良好的投资（即，使其产生生产力）非常有效。例如，大型教育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几乎一直都得到了回报（例如，在唐朝和许多其他中国朝代中，在罗马帝国中，在伊斯兰倭马亚哈里发王国中，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中，在日本明治时期，以及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教育发展计划中），尽管它们的回报周期很长。实际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包括前面列出的因素中的其他事项），就算是用债务融资支撑，基本上都是所有帝国崛起的重要因素，而这些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总是衰落的原因。如果做得好，这些干预措施可以抵消典型的有毒组合。
虽然我刚才描述的是典型的有毒组合，但通常会伴随其他问题。下列条件越多，发生内战或革命等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就越高。
+享乐
在周期的早期，人们通常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生产性物品上，而在周期的后期，时间和金钱更多地用于享乐的物品（例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如昂贵的住宅，艺术品，珠宝和衣服）。这是从第4阶段开始的，这一阶段这种支出很流行，但到第5阶段，它就开始显得怪异了。通常，这种享乐的支出是靠债务融资的，这会使金融状况恶化。通常伴随着这些变化而发生的心理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有钱人觉得他们合法地获得了他们的钱，因此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其用于奢侈品上，而穷人则认为这样的花费是不公平和自私的。除了不断增加怨恨（不同于储蓄和投资），享乐开支还会降低生产率。社会将资金花在哪里对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投资在提高生产力和收入增加的资金，会创造一个比资金花费在享乐上更好的未来。
+官僚主义
虽然在大周期的早期官僚作风一般很少，但随着周期的发展，官僚作风会越来越浓，这使得明智和必要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事情会随着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达到无法做成显而易见的好事情的地步---必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在基于法律和合同的体系（具有很多好处）中，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法律有时会阻碍人们做显而易见的好事。我以一个我和我妻子都非常关注的案例为例。
由于《美国宪法》并未将教育作为中央政府的责任，因此教育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学校经费来自当地城镇税收的收入。尽管各州的情况各不相同，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通常，相较于贫穷州的较贫困城镇中的孩子，较富裕州的较富裕城镇中的孩子的教育程度更好。这显然是不公平和没有成效的。但是，由于这种结构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因此如果不进行革命性改造，几乎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官僚主义阻碍社会做明智而有成效的事情的例子太多了，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和篇幅来一一阐述。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它吸引了那些觉得自己的担忧没有被精英人士解决的普通人。它通常是在以下情况下发展的：1）财富和机遇鸿沟，2）来自国内外价值观不同的人的文化威胁，以及3）掌权的“权势精英”未能有效地为大多数人服务。当这些情况在普通民众中引发愤怒，并且普通民众希望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成为他们的战士时，民粹主义者就掌权了。民粹主义者可以是右派也可以是左派，他们比温和派极端得多，往往迎合普通人的情绪。他们标榜自己是选民的斗士。他们通常选择对抗而非合作，排他而非包容。这导致左派民粹主义者和右派民粹主义者就不可调和的分歧展开了大量斗争。在它们统治下发生的革命极端程度各不相同。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和英国发生非暴力革命变革的同时，左派的民粹主义采取了GC主义的形式，右派的民粹主义采取了法西斯主义的形式。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一次转变，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人气则反映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声望。在一些国家，朝向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有所增加。可以说，乔•拜登(Joe Biden)的当选反映了一种减少极端主义和更温和的愿望，不过时间会证明一切。
下图显示了民粹主义指数，该指数基于当选的民粹主义和民粹主义选票份额。大选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反建制总统）转向拜登的温和派（建制总统），是导致指数从高位回落的原因。拜登被认为是温和派，他的支持率也相对较高。请注意，两党选民对民粹主义者的支持程度都很高，这反映在美国的选举结果和民调数据上。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分裂程度是普遍而且极端的。

随着民粹主义者的崛起，双方立场更加极端，两极分化加剧。
就像这些统计数据所反映的那样，现在美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在第八章中，我向你们展示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投票记录，从1900年以来，参议院和众议院竞选的投票人数最多，政党竞选的投票也最多。选举这些代表的选民情绪的调查数据也描绘了一幅类似的两极分化和不妥协的画面。例如，在2019年的一项皮尤调查中，55%的共和党人和47%的民主党人认为对方比普通美国人更不道德，61%的共和党人和54%的民主党人认为对方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当被问及他们对对方的感觉是冷淡还是温暖，79％的民主党人和83％的共和党人对对方的成员冷淡或非常冷淡，其中57％的民主党人和60％的共和党人对对方的成员非常冷淡。[7] 另一项研究显示，80%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已经被种族主义者接管，82%的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已经被SH主义者接管。[8] 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近一半的共和党父母和三分之一的民主党父母会对自己的孩子与另一个政党的人结婚感到不满。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1960年大约为5％。[9]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15%的共和党人和20%的民主党人认为，如果对方阵营的大量成员“死掉”，国家会变得更好。[10] 从这些调查和其他调查来看，两党的大部分成员似乎更倾向于为根深蒂固的偏好而斗争，而不是妥协。虽然谁是总统已经改变了，但人民没有改变。从长远来看，一个民主国家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人民如何对待这个制度。
将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作为标志。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越严重，一个国家进入第5阶段周期的程度越深，越接近内战和革命。在第5阶段，温和派成为少数派。在第6阶段，他们不再存在。
+阶级冲突
在第5阶段，阶级冲突加剧了。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在困难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a）以刻板的方式看待人们，把他们看作是一个或多个阶级的成员；b）把这些阶级看作是邪恶的敌人或优秀的盟友。重要的是观察这是否正在发生，因为这是一个标志。在第5阶段，这一点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在第6阶段，它变得很危险。
在第5阶段有一个经典的标记，到了第6阶段就会增加，那就是妖魔化其他阶层的人，通常会捏造一个或多个替罪羊阶层，这些阶层通常被认为是问题的根源，人们认为如果把他们摧毁、监禁或排除门外，将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少数民族、种族、富人和穷人群体常常被妖魔化。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对犹太人的妖魔化并将他们当成替罪羊，纳粹几乎把德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犹太人并迫害他们。同样，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少数华裔在经济和社会压力时期也被妖魔化和成为替罪羊。在英国，天主教徒在自16世纪以来的如光荣革命和英国内战等众多紧张时期被妖魔化，成为替罪羊。富人也普遍被妖魔化，尤其是那些被视为是在损害穷人利益的富人。妖魔化和替罪羊是一个我们必须保持关注的典型症状和问题。
＋公共领域的真相丧失
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因为随着人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情绪化和有政治动机，媒体和宣传的歪曲程度也在增加。
在第5阶段，那些正在战斗的人通常会与媒体工作人员合作，一起操纵人们的情绪，以获得支持并摧毁反对派。换句话说，左派的媒体人与其他左派的媒体人联手，右派的媒体人与其他右派的媒体人联手进行肮脏的斗争。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中，左派（如共产党人）和右派（如法西斯主义者）共同采取的行动就是控制媒体，并设立"宣传部长"来指导他们。他们制作的媒体明确地旨在分化民众以反对那些被政府视为"国家敌人"的群体。民治的英国政府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创建了一个"情报部"来传播政府的宣传，主要的报纸出版商如果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就会被政府提拔，赢得宣传战的胜利[11]，如果不合作，他们就会受到诽谤和伤害。革命者也在各种出版物上歪曲事实。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所办的报纸推动了反君主制和反宗教的情绪，但当这些革命党人取得政权后，他们在恐怖统治时期关闭了不同政见者的报纸。在贫富差距巨大和民粹主义思潮盛行的时期，打倒精英的报道很受欢迎，也很赚钱，特别是那些在右倾媒体中打倒左倾精英的报道和左倾媒体中打倒右倾精英的报道。历史表明，这些活动的显著增加是第5阶段的一个典型问题，当与施加其他惩罚的能力相结合时，媒体就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
众所周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因为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的真相比我们一生中任何时候知道的真相都要少。例如，盖洛普2019年的一项研究[12]显示，只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受访者表示对媒体的信任度为"一般信任"或"非常信任"。而在1976年，72%的人信任媒体。这不仅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还是主流媒体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信任度的急剧下降甚至困扰着《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曾经的新闻信任偶像，它们的信任度也直线下降。除了出于政治动机，在媒体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哗众取宠的故事更容易带来商业回报。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媒体人都与我有同样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的说出来。不过，《华盛顿邮报》的执行主编马丁·巴伦（Martin Baron）在反思这个问题时还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在基本事实上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如何才能有一个有效运转的民主制度呢？"[13]这种变化阻碍了言论自由，因为人们害怕发言，因为他们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受到旨在把他们拉下水的歪曲攻击。
即使是很有能力、很有权势的人，现在也害怕媒体，不敢就重要的事情发表意见或竞选公职。由于大多数高调的人都被打倒了，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做一个高调的、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的人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当一个人得罪了那些倾向于利用媒体进行斗争的人。虽然因为担心媒体报复而没有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一直在私下里被讨论。例如，不久前，我与一位政治地位很高、刚刚离开政府的将军共进午餐时，我们探讨了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我问他是否会考虑竞选公职，他解释说，虽然他愿意为国家而死，但他没有竞选公职，因为敌人会利用媒体和社交媒体编造谎言来伤害他的家人和自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媒体这种不真实攻击的结果是言论自由的减少：这位将军和我认识的几乎所有我希望世界能听到他们真实想法的人，都不敢公开发言，因为他们担心反对他们的极端分子的攻击会被哗众视听的媒体扶持和放大。我许多朋友告诉我，我是疯了才如此公开地谈论有争议的事情，比如本书所涉及的那些事情，因为一些人或团体不可避免地会试图通过媒体来扳倒我。我想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我不会让风险阻止我[14]。
+规则逐渐褪去，残酷的战斗开始了
历史表明，当让人们激情满怀的事业对他们来说比决策系统更重要时，这个制度就会岌岌可危。规则和法律只在以下情况才会发挥作用：a)规则和法律清晰明了；b)大多数人重视在规则和法律框架中工作，以至于他们愿意为使规则和法律良好运行而妥协。如果以上两点都运行不好，那么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竞争双方都不愿意彼此讲道理以及文明地做决定以追求整体的福祉，这就需要他们放弃自己想要的或是能够让他们获胜的东西，那么将会有一场考验相关各方相对实力的"内战"。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取胜是游戏规则，耍卑鄙手段是常态。在第5阶段后期，理性被激情取代。当胜利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时，不道德的战斗就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变得逐渐强势。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观点而战，没有人能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意见时，这个系统就处于内战/革命的边缘。
这通常以几种方式发生：
· 在第5阶段后期，法律和警察系统通常被那些能够控制它们的人用作政治武器。同时还有私人警察系统——例如，打砸抢劫的暴徒，以及保护人们免受此类事件伤害的保镖。例如，纳粹党在上台前就组建了一个准军事组织，在纳粹党掌权后，这个准军事组织就成为了官方力量。20世纪30年代昙花一现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联盟也是如此。美国的三K党实际上也是一个准军事组织。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所以要把它们的发展看作是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标志。
· 在第5阶段后期，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暴力。由于在健康的抗议和革命的开始之间并不总是有一个明确的界线，掌权者经常在如何允许自由抗议活动的同时而又不允许人们反抗体制上斗争。掌权者必须处理好这些情况。当示威活动开始挑战革命的极限时，一个典型的困境就出现了。对掌权者来说，给予抗议的自由和镇压抗议都是危险的道路，因为任何一条道路都可能导致革命变得强大到足以推翻体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一个制度允许人们推翻这个制度，试图这样做就是叛国，叛国通常会被处以死刑。尽管如此，推翻体制是革命者的工作，所以政府和革命者会互相测试，看看界线在哪里。当广泛的不满情绪冒出来，而掌权者又任其发展时，它就会沸腾起来，以至于当他们试图盖上盖子时，它就会爆炸。在第5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会逐渐升级，引发暴力冲突，这标志着进入到历史学家所称的正式内战时期，我定义的大周期的第6阶段。在战斗中有人牺牲是一个标志，几乎可以肯定地标志着进入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这个阶段将一直持续到明确确定赢家和输家为止。
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如果有疑问，就离开。如果您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您就应该趁早离开。历史表明，当事情变得糟糕时，那些能够离开的大门通常会关闭。投资和资金流动也是如此，因为各国在这种时候会采取资本管制和其他措施。
在我继续讲第6阶段之前，我想把革命和内战区分开来，并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
内战和革命的区别是什么？
革命是对制度运作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过程。革命不一定是暴力的，尽管它们通常是暴力的。它们可以在不破坏系统/秩序的情况下发生，也可以在处理旧秩序并启动新秩序之后发生。另一方面，内战是为控制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暴力斗争，或者是为了人们认为比自己更重要的意识形态而进行的斗争。它们造成了大量的伤亡[15]，破坏了对人民的基本保护和包括保健、教育和正常经济活动在内的基本服务。他们试图结束旧秩序，并用新秩序取而代之。内战和革命之间的区别可能会令人困惑——例如，法国和俄罗斯的革命真的是内战吗？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左派的重大转变是和平革命吗？如何区分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内战和革命，例如，美国内战既然没有成功地改变制度，是否就不应该算作内战？我将解释我是如何选择分类的。
在对内战和革命进行分类时，我决定将发生在一个系统/秩序内的内战和革命与那些试图或成功打破秩序并开始新秩序的内战和革命区分开来。换句话说，革命可以作为在国家发展到内战（比如，第6阶段）之前解决第5阶段的挑战的一种方式。只要没有大量的杀戮（内战）和/或制度/秩序的改变（这属于下一个类别和部分），即便存在激烈的争论，这些革命性的变化也能在体制内发生。现有秩序内的革命性变革的例子包括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初向左派的革命性转变，以及里根和撒切尔在80年代早期向右派的革命性转变。它们体现在截然不同的财富分配政策上，最高所得税税率就是一个例证。例如，美国和英国自1900年以来的最高边际税率，变化如下图所示，在30年内从0%上升到90%以上，在1914年至1944年的30年内，几乎所有的财富都进行了再分配。这只是我们用来显示体制内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的众多指标之一。

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制度/秩序中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可以和内战带来的变化一样大。例如，从1860年到1950年的这90年间，美国体制内的大周期革命性的变化几乎完全改变了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从繁荣到难以想象的萧条、战争和再分配。更具体地说，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一样，拥有了巨大的生产力、繁荣和财富创造能力[16]，这个时期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J·P·摩根（J.P. Morgan）等"强盗大亨"积累了巨额财富，导致了民众对他们和他们权力的反抗。这一时期在美国也被称为“镀金时代”，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在法国被称为美好时代，因为奢侈的消费，逐渐推动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在1950年之前很快地消灭或重新分配了所有财富。
例如，在美国，罢工最早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打破了垄断，并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拆散公司，1893年由债务泡沫引起的经济大萧条加剧了紧张局势，尤其是在货币很难维持的情况下（即与黄金挂钩），所以在1896年出现了一个民粹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他以打破与黄金的联系、印刷货币、自发并慷慨的分发货币为纲领来竞选总统。布莱恩没有当选。西奥多·罗斯福于1901年当选总统，大众媒体中的"捣蛋鬼"催生了调查性新闻，这有助于煽动公众，并被罗斯福用来进行改革。一个新的政党——民粹党和进步运动应运而生，以支持处理工业和劳工问题、信任破产、食品和药品质量、妇女选举权等问题的一系列行动。1913年通过了允许征收联邦所得税的宪法第16修正案。从没有税收的角度来说，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都提高到了70-80%左右。从1914年到1944年的30年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大萧条，这导致了大量债务的产生，这些债务的利率被依法设定了上限，同时所有主要货币都与黄金脱钩，黄金所有权被取缔，大部分国家都取消了从国外提取资金的能力，并对租金和其他物品进行了价格控制。接着，央行大量印钞，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幅降低了固定收益资产和股权资产的实际价值。此外，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欧洲），企业被征用或国有化，战争破坏了大量的财产。资本家和资本主义被广泛地指责和憎恨，特别是由于股市的崩溃和萧条，许多资本家被杀害[17]。
我们所研究的发生在体制内的财富和权力的革命性变化，仍在研究中，大体上这些变化都是以这种典型的方式驱动的：
· 1828年美国大选：安德鲁・杰克逊，保守派民粹主义者，拒绝续签美国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的联邦特许状。
· 1860年代俄罗斯：废除农奴制。
· 1880年代德国：奥托・冯・俾斯麦的社会立法。
· 1890年代-1920年代：进步时代——信任破产、反腐败、科学思想。
· 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引入了累进的遗产税，并在1909年引入了所得税。
· 1908年英国大选：H·H·阿斯奎斯（H.H.Asquith）通过大幅增税和主要的福利改革导致了英国现代福利制度的出现。
· 1912年美国大选：伍德罗·威尔逊——20年来第一位当选的民主党总统，55年来第二位当选的民主党总统，他揭开了大规模的税收变化和改革的序幕。
· 1920年:妇女权利运动使美国宪法的第19条修正案赋予了妇女投票权。
· 1932年美国大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左倾。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后为了减轻债务，立即使美元贬值，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新政"试图通过大规模扩大政府的作用和对工人、债务人和失业者的支持来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他创造了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加强了金融监管，建立了大型政府项目来直接雇佣员工，并加强了劳工权利。
· 1936年法国大选：布卢姆的左倾。利昂·布卢姆通过一系列的劳工改革，提高了工人的权利，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薪水。
· 1940-50年代阿根廷：贝隆的左倾。胡安·贝隆将工业国有化，提高工人工资，增加社会保障覆盖的人数，扩大医疗保险。
· 1950年代苏联：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改革，以消除压迫，提高农业生产。
· 20世纪60-70年代的印度：甘地的社会主义政策。英迪拉·甘地扩大了公共部门，并帮助促成了"绿色革命"（保护印第安人免受饥荒和依赖进口谷物）。
· 1964年美国大选：林登・约翰逊的减税政策、公民权利和扶贫项目。
· 1978年:邓小平/"市场经济调整"。
· 1979年英国大选：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右倾。
· 1980年美国大选：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右倾。
当解决分歧的制度从起作用变为不起作用时，就会经历从第5阶段(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存在激烈的内部和外部冲突)到第6阶段(发生内战)的跨越。换句话说，当这个系统已经崩溃到无法修复的地步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打破一个系统/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系统/秩序比在现有系统/秩序中进行革命性的改变，要更重要或者说更有效。虽然打破一个系统/秩序的创伤更大，但并不一定比在一个系统内运作更糟糕。
决定是保留和翻修旧的、不好用的事物，还是处理掉它，换上新的事物，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当对新的事物没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对国内秩序很重要的时候。尽管如此，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不过通常不是从智力驱动的，而是从情感驱动的。
当一个国家处于第5阶段后期（就像美国现在一样），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系统在崩溃之前会调整到何种程度。民主制度允许人民做任何决定，产生更多的调整，因为人民可以更换领导层，所以也必须自己承担决策的后果。在这种制度下，政权更容易以和平的方式交替。然而，一人一票的民主进程有一个缺点，那就是领导人是通过人气竞赛的方式选出来的，而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像大多数组织在试图为一项重要工作寻找合适人选时那样，对候选人能力进行深思熟虑的审查。所以，民主制度下虽然有很强的调整能力，但并没有用最有能力的人去填补最重要的工作，这将带来很大的风险。民主制度还需要协商一致的决策和妥协，这就需要很多意见相左的人在体制内配合默契。就保证了拥有重要选区的政党能够被代表，但就像所有由观点迥异的人组成的大委员会一样（甚至可能互相不喜欢），决策系统并不适合高效决策。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政体最大的风险就是产生太多分散和对立的决策，以至于决策效率低下，从而导致糟糕的结果，带来民粹主义专制者领导的革命，这些专制者代表了大量的民众的希望，即有一个强力领导人来控制混乱的局面，让国家为他们更好的服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表明，在大冲突时期，联邦主义民主国家（如美国）通常会出现各州与中央政府在相对权力上的冲突。这将是一个需要注意的标志，目前这在美国还没有出现；它的发生将标志着这个周期继续向第6阶段发展。
民主国家有太多崩溃的案例去探索深挖。虽然我研究了一些其中的模式，但我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我不打算在这里深入研究。我想说的是，第5阶段的解释中所描述的因素，当被带到极致时--最重要的是，糟糕的财务状况、颓废、内部纷争和混乱，和/或重大的外部冲突--会导致一系列不正常的状况，以及由一个强势领导者领导的权力斗争。典型例子有，公元前400年代末到300年代的雅典，罗马共和国结束于公元前27年之前的一个多世纪，[18]1920年代德国的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这些国家转向右派专制（法西斯主义）以使混乱中的秩序得到改善。
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获得最佳结果。当一个国家处于第5阶段时，就来到一个了转折点：一条道路可能通往内战/革命，而另一条道路可能通向和平、繁荣的共存。显然，和平繁荣的道路是理想的，但这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这条道路要么需要一个 "强大的和平缔造者"，不惜一切代价将国家凝聚在一起，包括主动联系对立方，让另一方也参与决策，并以大多数人都认为公平而行之有效的方式（例如,让大多数人受益的高效方式）重塑秩序，要么需要一个 "强大的革命者"，他有能力将国家带过内战/革命的地狱。下面我们将讨论关于内战/革命的两个阶段以及紧随其后的时代，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在这些阶段中具体需要什么。
现在情况如何？
美国现在处于第5阶段，还没有跨入第6阶段（内战阶段）。民粹主义和极端分子之间的战斗是否会走到不可逆转的地步？从这些指标来看，最诚实的答案是，两派势均力敌。几乎没有人期望美国会越过界线发生内战/革命，尽管它有可能。因为美国有在体制内解决分歧的悠久传统，对先例的偏好有利于在体制内进行变革。在美国244年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次内战，几次相对和平的革命，很多严重的冲突，因此，它表现出了强大的弯曲而不折断的能力。当然，是我们的祖先们做出了足够的让步，才在不放弃制度的前提下解决了问题，现有的决策者有责任将我们的建国元勋赋予我们的制度进行与时俱进的改变。
最近的选举显示出这个国家是多么的分裂--几乎是沿着看似不可调和的路线完全对立。形象地讲，50年前人们的情况是-每个党派的大多数人都是温和派，极端派则也没有那么极端。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的—更多的人走向极端。

这种变化是冲突加剧的典型表现，因为它们反映了更多的人处于极端状态，而温和派的人数在减少。当温和派占少数，而极端派在各党派中占多数时，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拉力，使两极分化加剧，冲突增加。如前所述，在发生政权更迭后（如拜登赢得总统职位），那些原本团结一致希望废黜现任共同敌人的人，在击败现任总统上台后，会为了争夺权力而相互争斗。所以，我们应该预料到，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会相互争夺权力，也会和对立党派的人争夺权力。由于每个党派中的极端分子似乎超过了温和派，我所描述的这种动态会把各党派拉向更大的极端，因为如果他们自己不倾向于这个方向，就可能在初选中被更极端分子击败。这种动态的一个现代例子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可能会被一个比他更左的民主党人赶下台。这将是一种迹象。
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两极分化越严重，要么等于a)更大的政治僵局风险，这将减少通过变革纠正问题的机会，要么等于b)某种形式的内战。
由于现任总统(拜登)是一位温和派，而且参议院很可能掌握在共和党手中，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是，任何一方都无法主导另一方，体制内争取变革的斗争很可能继续。这很可能迫使双方要么陷入僵局，要么妥协。更大的僵局可能会导致更多不道德的斗争，而另一方会觉得无法容忍，并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应，选择妥协则需要温和派与本党中的极端分子决裂。由于这些原因，对这一周期是否会发展到第6阶段抱有信心是不明智的。然而，由于这将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此密切关注这些标志将是重要的。我认为，这些标志最好的观测因素就是前面提到的18个因素，尽管它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标志来反映。
重申一下，我所关注的一些最重要的标记是：
- 财务状况、贫富差距和经济冲击的结合（"典型的有毒组合"）。
- 挥霍金钱和时间
- 官僚主义
- 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 两极分化和温和派的消失
- 阶级斗争和妖魔化不同阶级的人；
- 极化和扭曲的媒体
- 遵纪守法的现象越来越少，争权夺利的现象越来越多。
- 法律和政治制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个人政治权力。
- 致命的战斗
历史告诉我们，当帝国衰落时，它们的衰落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因为当这些优势和劣势有所改善或衰退时，它们会加强其他方面。它还告诉我们，过了一定的时间，这些因素会一起非常迅速地恶化。
好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能保持和平，做一些必要的事情，使18个因素停止向连续体的右(坏)部分移动，并开始向连续体的左(好)部分移动，那就太好了。要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同时加强团结和进行大规模调整。例如，a)许多债务和非债务义务（如养老金和医疗）以及资产负债表可能必须重组或贬值，b)做事的方式必须重构，以便提高生产力，使收入相对于支出增加，大多数人和政府（即：中央、州和地方）的资产负债表将得到改善。c)金融、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将不得不减少，而那些最受折磨的人将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d) 在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对健康身体、心智和环境的支持等方面取得这些进步的基本面必须得到改善。相反，如果美国人以牺牲带来革命性改善所需的秩序为代价而增加彼此之间的争斗，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希望意识到接下来的两个阶段--即内战和后内战阶段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将有助于促使人们不要去经历这些阶段，而是要做出必要的改变。
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政策制定者改善这些事情的举措是否正确？非常简单，政府在经济上的所作所为只体现在两种政策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每一种政策既可以宽松也可以收紧。简单的方法创造大量的债务和货币，如果国家没有将生产力提高超过相应的数量，就会导致债务和货币贬值，但这对经济有刺激作用，而且是一种无害的方式，可以让那些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钱的人得到钱。紧缩意味着产生的债务和货币少了很多，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贬值的幅度会小一些，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小一些，让那些最迫切需要钱的人手中的钱少一些。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如何权衡取舍。除了关注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或宽松的权衡，告诉我们借贷和支出的数量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这些借贷和支出的用途，最重要的是，这些借贷和支出能否提高生产力和大多数人的福利？历史表明，最重要的是系统把信贷和资金投入到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观察这一点，判断它是否会提高整个生产力和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当然，法律、法规等非财政、非货币政策也很重要，所以也应该从是否能提高国家实力的角度来评估。
做需要做的事情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获得必要的合作，就需要：a)温和派从其党内的极端分子中分裂出来，试图把国家团结起来，这是很难做到的；b)要推动大的重组和革命性的变革，以产生革命性的改进，这也是很难做到的。历史表明，在像现在这样的环境中（第5阶段），温和派更倾向于被拉向极端，而不是与其他党派的温和派很好地合作，使国家团结在合理的、双方都同意的政策背后。虽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历史已经表明，人们在面对看似棘手的问题时，可以发挥创造力，解决这些问题。例如，虽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也许会为那些在现有政党中不再舒服的温和派建立一个第三党，这可以迅速增加温和派的力量，因为在参议院或众议院中不需要多少票，就可以给温和派提供摇摆票，使他们获得巨大的力量[20]。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会被拉向什么方向，两党代表如何开展合作，如上所述：要么僵持，要么妥协。我只希望各方都能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周期，以及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即冲突加剧的代价和冲突减弱的好处。
第6阶段：当有内战的时候
这一部分是关于大周期中为摆脱现有制度/秩序的斗争时--即发生内战。
历史告诉我们，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因此，与其假定"这里不会发生内战"（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时间没有发生内战后都会这样假定），不如对保持警惕，并寻找指标来表明自己离内战有多近。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这些指标。
在上一节中，我们研究了发生在秩序内的非暴力革命，而在这一节中，我们将研究暴力的内战和革命模式，推翻了旧的秩序，以新的秩序取而代之。虽然有无数的指标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内战发生的，但我相信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下表中的29个指标。我们将这组事件分为对制度/政权产生重大变化的事件和没有产生重大变化的事件。比如，美国内战是一场真正的血腥内战，没能推翻制度/秩序，所以它在表格的最下面的第二组，而推翻制度/秩序的则在最上面。这些分类当然是不精确的，但不精确的时候至少还有一种途径可以观察，而对精确的追求恰恰会阻碍我们看到任何信息。其中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但都是以本节所述典型方式发生的。

内战打破了体制，不得不建立新的体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7年的俄国内战/十月革命，它在国内建立了共产主义秩序，该秩序在80年代末进入第5阶段，迫使它试图在体制内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这就是所谓的改革（perestroika，即。重组）。由于改革失败，随后1991年苏联解体，GC主义秩序被现在治理俄罗斯的新制度/秩序所取代，而旧秩序崩溃后，新制度/秩序是按照本章后面我对第1和第2阶段的解释中描述的经典方式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GC主义国内秩序及其大周期持续了74年（从1917年到1991年）。另一个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三年革命（1866-69年）的结果，它的出现是因为日本人对外封闭，外国资本无法进入，所以美国人逼迫日本人开放，这导致革命集团坚持斗争，打败了统治者（以军方幕府将军为首），从而推翻了由四个传统阶级--1）保守的军人、2）农民、3）手工业者、4）商人--统治日本的内部秩序。由传统人士维护日本旧秩序是极度保守的，例如，社会阶层流动非法—取而代之的是极度进步的革命者，他们改变了天皇统治下的一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个时期的早期，由于典型的贫富差距和糟糕的经济状况引发的劳资纠纷、罢工和暴动很多。在改革过程中，领导层为男孩和女孩提供了普及的初等教育，引入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对外开放。他们没有使用旧技术，而是使用新技术，这使他们竞争力大增并积累了财富。许多国家通过正确的措施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同样许多革命者亦采取了错误的措施，给人民造成了数十年的痛苦。顺便说一下，在改革的景程下，日本继续走过了大周期的经典阶段，从而变得非常成功和富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逐渐走向衰败、过度扩张、四分五裂；它经历了经济危机和代价昂贵的战争并最终走向典型的灭亡。它的 "明治秩序"及其经典的大周期，从1869年到1945年，持续了76年。
内战和革命的发生必然是为了彻底地改变内部秩序（即分配财富和权力的制度）。这包括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其中包括债务、财政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权的全面重组。因为现有体质无法承担所需的重大变革，所以这些变革是自然产物。几乎所有体制都会遇到它们。这是因为几乎所有体制都会以牺牲某些阶级为代价来使另一些阶级受益，这使人们难以忍受并最终决定通过斗争来确定未来的发展路线。当财富和价值观的鸿沟变得非常大，并继而出现经济不振导致该体制无法为大部分人服务时，人们将为改变这种体制而斗争。经济上蒙受最大牺牲的人们将争夺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他们斗争的对象是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和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人。革命者们必然希望彻底地改变这一体制，因此，他们一定愿意违反当权者要求他们遵守的法律。这些革命性的变革通常通过内战以暴力的方式发生，不过如前所述，它们可以在不推翻体制的情况下和平地发生。
内战时期通常非常残酷。通常，在战争初期，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强势而有序的；随着斗争和情绪的白热化以及双方开始不惜以一切代价追求胜利，残酷程度出乎意料地加剧，以至于在内战和革命第6阶段的真实残酷程度是在第5阶段难以置信的。我研究时阅读的内战和革命的案例，例如西班牙内战、俄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使我毛骨悚然。精英和温和派逃亡，被监禁或被杀害。
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之前，我描述了第5阶段的驱动因素如何将其推向第6阶段。在此阶段，所有程度都将极大加剧。我会接下去解释。
内战和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如上所述，财富和财富间差距不断积累的循环导致极少数人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财富，最终导致穷苦的多数人通过内战和革命推翻富有的少数人。这类事件发生的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
尽管大多数典型的内战和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到左派，但有些情况下财富和权力转向了右派而远离了左派。但是它们数量较少而且情况特殊。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大部分人渴望强大的领导力、秩序和生产力之时。从左派转向右派的历史上的革命包括1930年代的德国、西班牙、日本和意大利，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的苏联解体，阿根廷1976年以军事政党取代了伊莎贝尔·佩隆政权的政变，以及导致1851年法兰西第二帝国诞生的政变。与其他例子一样，历史上都有非常丰富的案例，我无法在此一一仔细研究或一一解释。但是，我研究过的所有案例均出于相同原因成功或失败。以左派的案例为例，如果新的内部秩序可以带来广泛的经济效益，那它就会成功，反之则会失败。因为带来的富裕和繁荣的时期更长，财富和财富差距积累的时间也更长，所以这些变革的进化性大于革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长期趋势是向总财富的增加和更均衡的财富分配靠拢。当一个人正身处大周期的一部分时，很容易看不清全局。
通常，领导内战/革命的人都是（现在仍是）来自中产阶级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例如，法国大革命的三位主要革命领袖是乔治·雅克·丹顿（Georges-Jacques Danton），他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律师；让·保罗·马拉特（Jean-Paul Marat），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医生、科学家和记者；以及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an Robespierre），一位同样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律师兼政客。这场革命最初得到了许多自由派贵族的支持，例如拉菲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他在较富裕的家庭中长大。与此相似，俄国革命领导人是学习法律出身的列宁和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的托洛茨基。他们通常（并且仍然）具有超凡魅力，并且能够与他人很好地合作建立大型的、运转良好的组织，以发动他们所领导的革命。如果你想寻找未来的革命者，则可以关注那些具备这些特质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通常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发展为更接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获胜的冷酷的革命者。
尽管冲突的最大根源通常是经济困难时期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往往其他冲突原因也会增强对领导层和制度的反对力量。通常，在革命过程中，具有不同不满的革命者会联合起来推进革命性的变革；因此，尽管他们在革命期间看起来团结一致，但在赢得革命之后，领袖们通常会在具体问题和夺权上相互斗争。
如上所述，在大循环的内战/革命阶段，当权政府几乎总是严重缺乏资金、信贷和购买力。这种短缺会诱使他们从富人那里抢钱，这导致富人将财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和资产形态中，从而导致政府通过实施资本管制——即限制资本流向其他司法管辖区（如其他国家），流向其他货币或难以征税和/或生产效率较低的资产形态（如黄金）。
更糟的是，通常在发生内乱，例如内战和革命时，国外势力更有可能挑战该国。这是因为国内冲突导致国家变得脆弱，致使外部战争更可能发生。例如，内部冲突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分裂，增加了财政负担，牵制了领导人的注意力，给其留下更少的时间去处理其他问题——而这一切脆弱性都会让国外势力有机可趁。这就是内乱和外战趋于共同发生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情绪和气血高涨；在这时容易上任的强势的民粹主义领导人通常进攻性较强；当存在内部冲突时，领导人发现来自外部敌人的威胁可以使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支持领导人，因此他们倾向于鼓励冲突；资源匮乏使得人们/国家更愿意为自己需要的东西而战，包括其他国家拥有的资源。几乎所有内战都有一些国外势力参与，他们企图影响结果以使自己受益。
内战和革命的开始和结束是模糊的，但是内战和革命在水深火热进行中时却是明显的。尽管历史学家会指定内战开始和结束的具体日期，但它们本质上是随机的。事实是，尽管大家可以知道自己是否身处内战中，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在当下确定内战已经开始或结束。例如，许多历史学家将1789年7月14日指定为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日期，因为一个名为巴士底狱的军火库和监狱遭受暴徒袭击，但当时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或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内战和革命将有多么残酷。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可以用大致的标记来确定当前事态所处位置，看清事态的发展方向以及对下一阶段的情况提前有所了解。
内战极其残酷，因为大家都在殊死搏斗。每个人都成为了极端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被迫加入一方并战斗。而且，温和派打不过真刀真枪。
至于什么类型的领导人最适合领导内战和革命，他们是“鼓舞人心的将军”——他们足够强大，能够获得支持并赢得必须打赢的各种战斗。因为战斗是残酷的，他们必须残酷到可以做任何事情来确保胜利。
幸运的是，这些内战/革命时期最终都会结束，尽管结束和开始并不会像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明确。
历史学家认为内战通常持续几年并会有确定的赢家和输家，这体现在谁能占领首都的政府大楼。但在官方认定的内战结束后，为巩固权力而进行的战斗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大周期的下一个阶段，第1阶段。
虽然内战和革命通常是极其痛苦的，但他们往往会导致重组，如果做得好，可以为改善未来奠定基础。内战/革命后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取决于接下去如何处理。让我们看看。
阶段一：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在正式内战结束后，通常会有内战/革命后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个阶段，新的领导人通常会清除剩余的反对势力，并相互间争夺权力。事实上，人们可以说革命通常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推翻固有领导人和体制，第二部分是清除忠于前任领导人的势力以及胜利者之间的权力之争。我将把第二部分称为“清除”，并在本节中讨论一下。
这些权力巩固/清除时期的形式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这些取决于新领导人与其反对派之间的冲突程度、新领导人之间的冲突程度，以及他们所继承的各个政府部门和官僚机构的发展程度。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些时期甚至比正式的内战期更加残酷。
在这个阶段，在某些情况下，剩余的反对派被杀害或监禁，因为新领导人需要确保残余势力不会卷土重来。同时这也是革命中在同一方并且获胜的革命者为了权力而互相争夺的时候。
这一阶段在所有革命之后几乎都会发生，尽管其程度与革命者变化的程度大致相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种革命后巩固权力的斗争带来了该国历史上一些最残酷的时期。例如1789年法国革命后的时期被称为恐怖统治时期，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时期被称为红色恐怖时期。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清除一次性地发生在革命之后（例如，恐怖统治），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时来时去。这些“清除”是为了巩固权力、清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或国家的敌人，这有时比革命本身更加残酷。在最好的情况下，当基本的制度和对它的尊重得以维持时，这时期会像美国1861年到1865年内战之后的时期或者1930年代和平的罗斯福革命时期。在以下的图表中，我们展现了7种清除的典型案例。

在这一阶段，表现最佳的领导人是“权力巩固者”。他们通常与前一阶段革命中表现最佳的人具有相似的品质，因为他们是强悍而聪明的战士，他们愿意也有能力为赢得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但在此时他们必须在政治上更加精明，因为在早期阶段敌人更为明显。正如下面所展开讨论的，唐朝的太宗皇帝和罗马的凯撒奥古斯都等伟大的王朝创始人在这一阶段表现出色。在近代，美国开国元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德国的奥托•冯•俾斯麦等领导人等也在冲突时期建立制度，为国家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
当新的权力布局变得明朗，每个人都厌倦了斗争，而重建开始时，这一阶段就结束了。
阶段二：建立和完善资源配置体系和政府官僚机构
我也称这个阶段为“早期繁荣”，因为它通常是一个和平繁荣时期的开始。
在新领导人推翻旧秩序，巩固权力后，或者与此同时，新领导人必须开始建立新的制度，以更好地分配资源。这是体制和制度建设最为重要的阶段。这时我们需要设计和创建一个有效分配资源的系统(秩序)，需要人们朝着相同的方向追求相似的目标。在尊重规则和法律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的资源分配体系，从而迅速提高生产力，使大多数人受益。即使在战败后，这个重新设计和重建的时期也必须展开，因为重建仍然必须开展。曾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的例子包括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的15年，拿破仑在1799年法国大革命结束时通过政变夺权之后的拿破仑时代早期，1868年政治革命后的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中国、日本、德国和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内战后和战后时期，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在这一阶段，我们要牢记一个永恒而普遍的原则：要想成功，这个体质必须为中产阶级创造繁荣。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更可能管理得当，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比其他两个阶级都强大……在中产阶级众多的地方，派系和分歧的可能性最小……当没有中产阶级而穷人人数过多时，麻烦就来了，国家也会很快终结。”[21]
在这一阶段表现最佳的领导者通常与在第6阶段和第1阶段成功的领导者非常不同。我称他们为“民政工程师”。“虽然他们需要聪明的大脑，理想情况下，他们仍需强悍有力并鼓舞人心，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是伟大的民政工程师，或者有伟大的民政工程师为他们工作，以设计和建立对大多数人有效的系统。”在革命性的第6与第1阶段与行政重建的第2阶段所需的领袖性质不尽相同，比如丘吉尔和中国初代领导人都是伟大的“精神将领“而非伟大的“民政工程师”。这一阶段的伟大领导人包括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新加坡的李光耀(Lee Kuan Yew)和中国的邓小平，他们在战后上台，建立的体制在他们身后带来了无限繁荣。
最非凡的领导人是那些带领他们的国家走过第6、第1和第2阶段的人——即经过内战/革命，经过权力的巩固，经过制度和体系的建立，这些制度和体系在他们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发挥了惊人的作用——而且规模很大。历史上最好的可能是唐太宗（600年代中国唐朝革命性的开创人人之一，之后带来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和平与繁荣，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凯撒·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带来了大约200年的大体的和平与繁荣，在此期间罗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以及成吉思汗（他于1206年建立并领导了蒙古帝国，随后带来了一个多世纪的繁荣，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帝国，尽管在他死后不久爆发了内战）。
这个重建的顺序一直在发生，重建的程度取决于需要变革的程度。在某些情况下，在残酷的革命之后，人民需要对几乎所有东西进行重建；而在其他情况下，重建只需要修改现有的体系以适应新的领导。例如，美国在总统选举后会发生一些变化，这将导致政府中一些同情旧政权的人被清除，温和的民主党人和极左的民主党人之间也会开展权力之争。
阶段三:和平与繁荣
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之为 "中兴期"，它是大周期的最佳时段。这时候，人们有大量的机会去提高生产效率，干劲十足，合作积极，随着生产的扩张和财富的积累，因成功而广受赞赏。这时期与第5、第6阶段恰恰相反，与那两章节所描述的场景几乎相对。在本阶段，绝大多数人的状况都在改善，下一代人比上一代生活得更好，普遍对未来充满积极乐观的态度。随着时间推移，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发展得好，社会就会有广泛和几乎平等的教育以及择优就业机会，人才济济，制度相对公平。成功的企业家、发明家和冒险家，带着革新的想法，开疆拓土，改善人民生活后，也会获得回报，成为他人渴望的成功人士。而债务的增长，不仅促进生产力的提升，还带来实际收入增多，更易于偿债，因此获得较好的超额收益，股票表现优异。收入超过支出，储蓄超过负债，也为未来的投资提供了资金基础。第3阶段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充满着创造力（如，艺术的绽放）、生产力和活力。
这一时期的案例，包括：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涵盖19世纪大部分，以工业革命创新带来的繁荣兴盛为标志）；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技术创新和军事力量）；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例如，当时的人类登月计划，使得举国欢呼，凝聚力增强，这些都是共同使命的典范。
这是属于"能够鼓舞人心且具有远见卓识者"的时代，他们能够a)描绘并传递崭新的令人振奋的未来图景；b)构建未来，c)然后扩大覆盖面，将所获财富投资于未来。他们同时d)维持良好的财政状况，e)建立和谐的国际关系，以便在保护或扩张帝国中，避免任何破坏经济或社会结构的战争。这方面的案例，包括：
· 在19世纪中后期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在保持高水平的生产力的同时，实施了严格的预算管控，维持了较好的财政状况。他非常支持平民百姓，因此被称为“人民的威廉”；他也奉行和平与繁荣的外交政策。
· 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将39个州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团结起来，组建成一个经济强盛的德国。在他的带领下，国家经济繁荣，财政状况良好，国际关系稳定，德国因此在国际上受益，避免了带来动荡的战争。
·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从1959年到1990年期间一直以总理身份管理国家，并留任内阁直至2015年去世。他成功地带领新加坡度过了这个时期。李光耀创造了价值导向，塑造了文化，成功的超越自身，也在没有失去权力的前提下避免了战争。
· 战后的美国，约翰 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1年1月20日 - 1963年11月22日短短34个月的总统任期内，不仅带领国家实现人类登陆月球，推进民权运动，还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一起解决贫困人口问题；同时有力的遏制了对美帝国的反对，使美国远离重大战争。
· 在中国，领导人将软弱低效的计划经济转变成高生产力的市场经济制度。通过 "致富光荣"，"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说法，改变国人的心态。将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建设得非常强大，极大地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大延长了国人的预期寿命，降低了贫困率。他成功地领导中国解决了内部政治争斗，避免重大外部冲突，维护了国家主权。
国家在这一阶段停留的时间越长，其美好时光就持续得越久。
在这一阶段，需要注意的是，伴随自然发展产生的损害良性循环的风险，即：机会、收入、贫富、价值观差距扩大，普通群众的不公平待遇，精英阶层的奢侈生活与特权地位，生产力下降，以及负债过多导致的不良财政。
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能够发展壮大的大帝国和大王朝，都是通过规避这些风险而停留在第3阶段的。若不能避免，则进入下一阶段即“过度时期”。在这个阶段，不惜借钱也要去做的诱惑将导致社会进入更后面的环节。
阶段四:过度时期
我们也把这称之为"泡沫繁荣阶段"。这里简单描述一下，因为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些因素。从经典的角度来说：
· 举债购买商品和服务，资产在迅速增长，其增幅超过了未来现金流的偿还能力，所以经济产生了泡沫。这些融资行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投资者、企业领导、金融中介机构、个人和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押宝在趋势上，认为未来会像过去一样。他们错误地认为升值的投资是有利可图，而无视成本，所以要借钱购买，从而进一步推高价格，强化了泡沫的进程。即：随着资产增值，净资产和收入支出水平的上升，增强了他们的借贷能力，从而可以继续增加杠杆，如此螺旋上升，直到泡沫破裂[22]。
· 在金钱和时间的分配上发生了转变，更多用于消费和奢侈品，而较少用于可盈利的投资。在基础设施、资产和研发方面投资减的少，阻碍了生产力的前进，并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变得陈旧低效。
· 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对于全球领先的大国，为了扩张和保护自身在全球的利益，军费开支不断加大。
· 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借贷增加，竞争力下降。如果该国是储备货币国家，那么这种借款就变得容易了，这是因为非储备货币国家倾向于以储备货币结算。
· 财富和机会差距很大，阶层之间出现怨恨。
在此阶段，典型的最佳领导者是"基础扎实、纪律严明的领导者"，他们理解并规范合理的行为准则，维持良好的生产力和财务水平，并约束民众的过度想法。这些领导者是带领国家，在富裕起来后，继续将大量收入和时间投入到生产中去的人。如前所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保证，即使在成功和富裕后，他的国家和人民也会保有受过教育，素养齐备，品格坚强的文化。然而，这些领导人却很少，因为他们的斗志昂扬很不受群众欢迎。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国家（及其领导人）富裕后，都会变得衰落，过度借贷，大肆消费，丧失竞争力。这一时期的典型例子有，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尼禄（他利用罗马的全城大火，没收土地，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2]，路易十四（他也在权力顶峰期扩建了凡尔赛宫，然而当时生产力衰退、人民饱受苦难）[3]，以及明朝的万历皇帝[4]（他不再积极治理国家，转而致力于给自己修建巨大的陵墓）。
历史的研究告诉我们，除了进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进化过程中，有一些周期就像潮汐一样，进进出出，很难改变或与之抗衡。要想应对好这些变化，则必须清楚自身所处的周期是哪个部分，并知道处理这些变化永恒和普遍的原则。随着情况的变化，最佳方案也会随之改变；也就是说，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取决于环境，而环境总是以我们刚才看到的方式发生变化。历史告诉我们，最好的内部制度/秩序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因此，僵化地认为，某个经济或政治制度总是最好的，这是错误的。因为总会遇到某个时期，这种制度不适合当下的形式，而不去适应就会灭亡。所以不断改革，以适应形势的变化，才是最有效的。检验任何制度，无非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任何体系的效果，都是可以客观衡量的，我们将继续研究下去。说到这里，从历史中得到的，最清晰的经验教训是，通过巧妙合作，建立有效的双赢关系，做大盘子，分好蛋糕，才能让大多数人都很满意；这比为财富和权力争斗，导致一方征服另一方，有更多的价值，和更少的痛苦。
有关重要详情，请参阅第八章末尾，链接在此。
附录：美国各州和城市的债务、缺口和收入状况


附录：主要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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