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陈刚是一度世界排名第三的羽毛球国手，中国羽坛叱咤风云的四大天王之一。2000年11月，他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选择”了退役。2011年，他成为韩国羽毛球女单总教练。在退役10年后，他迂回地为中国羽毛球队培养了成池铉、裴延珠这样的劲敌。
　　他的机遇和命运曾被一个崇拜胜利漠视失败的体制所编码、改写，甚至抹去。在他7年的国手生涯，他曾完全服从组织对排名和人选的“计划”——在一个将体育和战争等同视之的系统里，规则被技术化对待，名誉被物质化兑换，使得“让球”成为个人被裹挟其中的寻常选择。在这样的设计下，个人则是集体增加百分之一胜算概率的手段。他曾对被集体强化的价值深信不疑，又在自己的命运被草率左右之后，对之抱以有距离的批判。他成了体制的叛逃者，又注定与其价值有隐蔽而矛盾重重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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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刚第一次觉得体育的不公平，是在1991年，他15岁。国少队在福州进行选拔集训。 1976-1977年龄组的比赛中，他位列第六。他满以为自己会被国少队选中、离国家队的大门更近一些，但最后“还是被退回去了”。教练选择了一位排名11位的选手，因为对方是“左手运动员，左手执拍的人比较少，打起来动作更好看”。
　　他当时也没想过去问国少队的教练，为什么自己会被刷下。“只能自己去想。不过，当时能参加这样的国少队集训也是很开心的。”
　　他继续回到已经待了两年的省队。此前，和省队其他人一样，他也修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将1976年改为1977年)——只为了争取一到两年的时间，让自己多两次机会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等待着被国家队的教练看中——每一位中国运动员无不是遵循着这种狭窄的、集权化的路径。
　　20年后，在首尔，已是韩国羽毛球国家队单打教练的陈刚，还是很实际地解释自己打羽毛球的初衷：解决自己的户口问题。他的知青父母返浙，户口只能迂回地落到杭州附近的余杭县，而有杭州市的户口意味着一家人有更宽裕的粮票供给。
　　浙江省体校坐落在曾经是杭州行政中心的体育场路上，毗邻省报机关。离开杭州市少体校后，陈刚在羽毛球训练馆的小阁楼里睡了两个月——通过省队的选拔考核之后，13岁的他才获得了省队的职工编制，住进了省队的宿舍楼。 晚长的他用四年从一个多拍型的选手转变为进攻型的选手。除了周三和周五晚上稀少、不被重视的文化课，他的生活里充斥着枯燥的训练、名次、偶尔坐火车外出比赛的兴奋。
　　国家队里浙江籍的老队员，每年会回到省队参加全国锦标赛。他们的YONEX的球拍和队服，对每年只发两套队服的省队队员而言，是再直接不过的刺激——他开始一心梦想着国家队。
　　当时队里的杭州人条件都不如温州人好。逢年过节，温州人会给教练送大量的年货。陈刚也亲眼见到父亲借钱买了火腿和黄鱼，挨个给教练送年货。有一年，省队的教练分到了体校隔壁的房子。温州队员的家长们直接送去钱和家具，而他的父亲只能帮工人提黄沙装修。
　　但这种朦胧的不舒服没有通向自主的意识，他像是一台刚刚被启动的机器，懵懂地执行着教练所有的指示。
　　印象中，唯一一次“违抗”教练，是1993年的全国青少年羽毛球赛。当时他已经进入半决赛。拿下第一局的他第二局对方却以13︰9领先。当时，羽毛球赛制还是采用15分换发球制，选手只有拿下换发权之后才能得分。两个人一直在争换发权。当时他的教练一直在场边朝他喊话，他心里也着急，朝场边喊了声“教练你不要再说话了，你一说我更乱了”。结果第二局最终他还是以1︰1平了对手。
　　按照常识，这个时候教练本来是要在场边指导的。但下场后，他发现教练已经不在场边。还是他在省队最好的朋友在场边，和他粗略分析了下战术。
　　第三局，他中途以11︰13落后。他心想，假如输了“回去肯定死定了”。 最后咬牙坚持，硬是拿下第三局。下了场，他便直接去找教练忏悔自己的鲁莽。下午便是决赛。教练回到场边，但是一言不发。最终他夺得了那一年的青少年比赛的冠军。但从南京回杭州的大巴上，教练一路都没有理他。这次夺冠，他最后一分奖金也没有领到。而在1992年，同样是青少年比赛，他是季军，最后获得了100元奖金。他也是第一次轻微地意识到，违抗教练的恶果。
　　但这次小教训仍没有让他变得足够懂得变通。6年后，当他再次因为自己的坦率“得罪”教练时，他才意识到，除了实力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影响着你的道路。
　　1993年底，他顺利被选入国家队。1998年，他和董炯、孙俊、罗毅刚四人并列为中国羽毛球队男单的“四大天王”。然后，2000年，悉尼奥运会结束两个月，他“选择”了退役，回到省队，拿着1000块左右的工资，心意沉沉。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他想突破封锁线去给家人庆生，省队的人说，“出去了就别再回来”。
　　他有十年没有再进入省队的大门了。9月底，从韩国回国度假，开着凯迪拉克经过寂静的体育场路，他突然意识到。

2
　　对国家队的回忆，和他后来对那些细腻的技巧的记忆一样坚固。
　　国家队的生活，初看起来“像是到了天堂”。在省队的时候，鞋子破了可能还得自己买。但到了国家队，每人直接发了两双鞋子、十双袜子，短衣短裤一套，冬衣冬裤一套。训练包里一打开，直接5把球拍，还是YONEX的。
　　他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越发拼命训练。刚到国家队，他被编制在二队(名义上是更年轻的队伍，实际上要从中不断选拔最优秀的队员进入一队)。进入一队，除了意味着有机会进入国际赛外，还可以近距离和自己的偶像(明星球员如吴文凯等)一起训练。
　　初来乍到，他还兴冲冲地跑到老队员的房间去向人家请教经验。但一位浙江籍的同乡提醒他，老队员没有理由理他这样的“菜鸟”。慢慢地，他也开始知道一些隐形的规则，你的成绩决定了你在队伍里的位置，也决定了明文规章对你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但这些东西不可能有明文写的。”
　　在他进入国家队的前一年，李永波正式执掌中国羽毛球队。李洗刷了此前国家队种子选手稀缺的局面，“将各个地方队全部抽空”。后来的国家队逐渐形成了一队、二队、三队的梯级阵容，“好的球员太多了，选择余地太大了。”
　　1994年，他进入国家队后不久，在广岛亚运会上，前乒乓国手何智丽(当时已经改名为小山智丽)代表日本队战胜了中国队，一举夺冠。1987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何智丽无视教练让球安排，在半决赛中拿下了队友管建华。夺冠的何智丽却因为违抗教练组的决定，度过了被冷落的几年，最终黯然东渡。
　　而中国羽毛球队在那届亚运会上，夺得了7枚铜牌。国内媒体不无尖酸地形容：“破铜烂铁”。按照李永波后来的回忆，当时他想给羽毛球队队员的宿舍换上铝合金门窗，上面都拨不出经费。
　　也是在1994年的4月17日，中国足球第一届甲A联赛在6个赛区开展，揭幕战在成都，从此揭开了中国足球史上最混乱的假球赌球时代。
　　当陈刚在国家队苦练的时候，他并非不知道外部世界嘈杂的背景。和所有的队友一样，他必须选择强制性训练。每周体能训练的长跑，有人稍微懈怠，教练会用秒表下端的长绳抽过去。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十八九岁不出成绩，可能后来就没有机会了”。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从二队进入一队，身体的发育也帮助他突破了技术的限制。宿舍从一楼搬到了二楼，房间里有独立的卫生间。国家队7年，他只有一次打破了11点睡觉的纪律，跑出去偷偷玩了一次。纪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普遍的。他还记得一名顶尖的队友和女友在房间里约会时，被教练组的人集体破门而入——只是因为他当时的世界排名有所下滑。人人心中开始有一种说不清的常识：成绩和排名如何，决定了你是否可以晚归、是否可以谈恋爱……
　　伤病是人人都避讳的东西。他也看到，很多人受伤后，还寄希望自己通过手术和休息能恢复原来的状态。但其实“没有时间给你。你休息三个月，恢复两个月。这期间，下面的队员就起来了。5个月，别人的排名就可以到前几名了”。

3
　　在国际羽联更名为世界羽联之前，国际羽毛球比赛积分和淘汰的规则，快速得接近残酷。
　　那个时候世界羽坛还没有形成后来(模仿网球)的“大满贯”赛系列和超级系列赛的格局。按照当时的规则，每位入围选手的积分都会按照每个季度的周期贬值——假如你在1月份的某次大奖赛中拿到冠军，累计了100分，但到3月份可能就只有75分，到9月份可能就只有25分了。
　　在这种规则下，一个运动员如果连续三个季度不参加世界级比赛，他之前的积分将会迅速贬值、消失。 另一方面，你参加的比赛越多，往后的战绩越好，你也可以用新鲜的、好的成绩更换掉原先不好的成绩。
　　在陈刚服役期间，国际羽联的规定是，在奥运积分世界排名前16位的运动员里，每个国家可以选派三名队员去参加奥运会。奥运积分赛的统计时间是从奥运前一年的5月到奥运年当年的5月份。
　　这样“不稳定”、变化迅速的积分体系也造就了中国羽毛球国家队长久的“刷分”传统。为争夺奥运比赛的入围资格、“保证”几位内定的、最有希望的运动员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提前一年，中国羽毛球队便开始进行内部让路。
　　“刷分”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奥运会高排名的选手去让低排名的选手”。在国际羽联改制之前，“如果低排名选手赢了高排名的选手，除了得到名次应有的积分之外，国际羽联还会有额外的积分奖励”——这对于那些平常积分徘徊在16名之外的年轻选手，是绝对的、最后的机会。
　　“我们都是听国家的，教练不用说太多。大家都知道能去奥运会的就那三个人，大家要保证他们的排名。让的人都是小孩。不过，让球是相互的。‘小孩’以后打的时候，别人也要让他。就像参军的时候，小兵要为老兵干活一样。” 一位今年刚刚退役的前羽毛球国手回忆道。
　　“没有什么配角不配角，你不让你也没有办法去奥运会”，这位退役运动员说，“这就是打仗”。
　　在陈刚熟知这套规则之前，他仍然是那个不太会表达自己的运动员。他在一队的成绩进步很快，这一切得益于他的教练李矛尝试的训练方法。此前的羽毛球队崇尚的是四平八稳的训练，“一步一个脚印，练好内功。但矛叔的方法是，让你背上绳索，从山崖最陡峭的地方上去。你得学会打钉，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人们从90年代中后期中国队的一些大赛直播上也能发现比赛风格的变化，“之前我们挥完拍都要回中心，网前两个点和网后两个点你都能保证不死，但你一下子打死不了对方。但后来矛叔的思想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比如，网前的两个点是我的突击点和得分点。我可以弄死对方，而不被对方弄死。你不要打我这两个地方。”陈刚回忆。
　　这样的危险是运动员可能顾及不到网后的区域。“四平八稳的人适应不了这样的打法。但往往，对方的某一个点被我们突破之后，所有的点都被我们突破掉了。”
　　在一队，他用了四年的时间，到达了世界排名第三的最好成绩。但当时的他仍然作为一队的第二梯队，有董炯、孙俊这样的第一梯队的队员在前方做主力。某种程度上，他是教练的“试验品”——“每当他想到一种新的方法，都会先让我尝试。比如，让我把手插在口袋里打球，训练我们对球的控制力。后来矛叔走的时候，我笑着说我继承了好的东西，也留下了满身的内伤”。
　　中国队抛弃了四平八稳的打法，却也果真从悬崖上凿出了一条道来——1995年后，中国队已经可以抗衡、超越宿敌印尼队了。
　　在他的教练正准备多开始关注他这样的第二梯队的队员时，羽毛球国家队爆发了教练组和总教练李永波之间的纷争，最后被树立为李永波劲敌的李矛远走他乡，辗转东南亚、韩国担任教练，试图通过培养国家队的直接竞争对手来刺激这个糟糕的体制。而他后来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马来西亚的国手李宗伟。
　　新来的教练训练方法更侧重整体实力的提升。而陈刚一直忘不了原先弹性的训练节奏。新的训练方法一时间很难让他和其他队友接受，有位头号选手后来在训练中落下腰伤，后来被迫中止运动生涯。
　　“你觉得原先的训练方法怎么样?”新教练问。
　　“我觉得还是原来的方法适合我。”他想也没想就说。
　　日后当他自己也做了教练，他不断从后视的、绝对的视角审视这句话，他知道这是新教练和他产生罅隙的开始。没有一个教练喜欢自己的队员说出这种话。但最难的是要让年轻人承认自己在人事上浅薄。

4
　　就当作一场“在控制输赢的练习比赛而已”。
　　在不长的职业运动生涯里，他经历过几场“让球”的表演。这反映了集体感和友谊，但功利点说，这又是种希冀自己未来得到同样照顾的无意识。
　　“我们当时小，能去比赛就很高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教练员和你讲一下，反正你还小嘛，奥运会你也上不了啊。当组织上让你帮队友取得积分的时候，你就是‘义无反顾’的了。”
　　“义无反顾的表现是什么?”我问。
　　“在场上，就是演戏呗。让人家看不到痕迹。我们对球的控制力，可以精确到几厘米。默契球嘛，只有内行的人才能看得出来。我领先了就失误两次，放两分，啪啪啪打，打得差不多了，比如17︰17，一个球打下网，或者，一个界外。最后对方可能就2 1︰19拿下了。” 他又补充道，“要打得好看一点儿。”
　　“你也让过别人。别人也让过你。你可以这样理解。”
　　这样的惯例让他很长时间都无法正面“让球”这件事。 至少，1995年的时候，羽翼未丰的他还是无条件地服膺集体的安排。既然所有的奥运冠军在通向奥运的途中，都得到过队友的礼让。谁能保证自己在为2000年悉尼奥运会备战的时候，不需要集体的帮助呢?一队的淘汰速度很快，二队的后备力量又逐渐强盛，他知道2000年是自己奋战奥运的唯一机会。
　　1997年的世锦赛，按照排名，他、董炯、孙俊和罗毅刚一定可以参加。但李矛没有让他去，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位已经离开国家队、彼时在丹麦俱乐部打球的选手去参赛，那位选手的排名距离陈刚还有一些距离。
　　他不服气，跑去问李矛，为什么不派他去?他们都是浙江人，但李矛从没有在训练津贴、比赛机会等方面对他倾斜。他其实钦佩这种“公平”。
　　他得到的回答是，那位运动员可以为我们开道，在关键时刻，他会让我们(事实上，内部人都知道，那位运动员确实在击败印尼队后，和队友比赛的最后关头放球了)。
　　“陈刚，我让你放，你肯不肯?”教练问。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是1995年时的“小队员”。他开始明白，世锦赛对每位运动员而言，都是积累名次、为日后奥运分组竞争的好时机。
　　他因此变得更好胜，因为实力的缘故，对成功有了更切肤的欲望。“世锦赛之后就是全运会，我要把他们都干掉!” 他对李矛说。
　　“你去了没有意义。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李矛说。他到现在也相信矛叔是真心的。
　　2000年4月份，在他从国家队退役前半年，他的新教练也对他说过这句话。

5
　　参加奥运会的希望，是在一瞬间破灭的。
　　1998年12月份，他的世界排名达到世界第三。但因为羽联旧积分体系的快速变换，到2000年5月奥运资格积分赛快结束时，因为分数的贬值、比赛频率的降低，他的世界排名又退回到第17名。这也意味着，他有可能不会被国家队视为奥运的可能参赛选手。当时已经有四位选手进入奥运候选者的大名单，还有一名入围名单。
　　那一年，他只参加了8站奥运资格积分赛，而比他年长的两位一号选手分别有9场。 比他年龄小的吉新鹏、夏煊泽、陈宏每人的比赛场次都在12场以上。如前所述，离奥运越近的比赛积分越新鲜，也越可以弥补之前几场失意的分数。
　　他心里开始怀疑，“不是说公平竞争吗，为什么我的比赛次数比别人少。”这个时候离奥运资格积分赛的最后一站——4月的日本公开赛只有一个月。他跑去问教练，可不可以让他去参加日本公开赛——他自己有绝对的信心，经此一役后，他的新成绩可以更新之前不再新鲜的积分，自己一定可以进入世界排名前17名。
　　“不必了，”教练手一挥，“你们老队员去比赛，一去就要进半决赛。还是让年轻队员多锻炼吧。”
　　他从教练房间里出来后，有个队友和他说，“他能这么和你说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不然， 他也许会说，你有什么资格来和我谈公平竞争?”
　　很快， 4月份，奥运资格名单截止。他和董炯都没有进入国家队的5人候选名单。
　　个人对公平的渴望和组织自身顽固的竞争逻辑产生裂缝，也有客观的原因。在陈刚服役的90年代，国家队并没有出现林丹这样有绝对实力的羽坛明星，而是处于“群雄混战”的年代。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在内战和外战中赢过对方;而不是像绝对实力的选手那样，有毫无悬念的优势。
　　这也导致教练员势必要选择各种各样打法的人，通过淘汰吸收新鲜血液。从功利的角度看，这种快速换血背后的进化论，使得中国队有着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集团优势。虽然，对于其中的个人而言，又显得过于抽象而残酷。
　　很快，陈刚和几个没有获得奥运资格的队友，随即变成了国家队的“对立面”，也叫协助训练。这些没有进入奥运候选名单的运动员，组成B队;5位奥运候选者组成A队。 和仅仅是帮忙发多球的陪练们不同，B队的人被要求模仿一些特定的打法(比如，对角线杀球)，以便候选者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奥运对手的打法。
　　B组队员的训练时间和内容也被缩减了。之前，一队的每个人的单项训练时间都是平等的，但出现了“对立面”之后，连训练时间也开始倾斜：常常是，A组的人练30分钟防守，B组的人就不用练了，他们就自由练习进攻。
　　每个礼拜三晚上，作为对立面的B组和A组的人进行对抗赛。第二天，全队再看训练录像业务学习。好几次，他上场后，好像是很冷静的，将A组的人迅速拿下。
　　“你觉得你在哪些地方赢了他们?对方的弱点在哪里?”他的教练问。
　　“我速度快，进攻凶，他受不住，我就赢了。”他的回答很短。
　　“他到底哪块不足呢?你要给他指出来。”教练又问了一句。
　　“我的特点克制住了他的缺点。没办法。”他知道这样的回答暴露了自己，也能感觉到教练对回答并不满意。
　　每次，这样的对抗赛一打完，他就会背着包走出训练场。但有的时候，心中那好胜的惯性，还会让他继续选择在常规训练之外，自己再一个人默默地加练。
　　但很快他便明白，“训练是要两个人共同训练，双方都有螺旋式的进步。你进步这块，我进步那块。我一个人练没有用。毕竟如果不是针对性的训练，肯定有缺陷。”
　　他知道自己也快离开国家队了。每次奥运会结束的两个月后，除了完成庆功嘉奖之外，还有老队员的“调整”。

6
　　2000年奥运会，女子单打半决赛之前，“组织”上决定让浙江籍队员叶钊颖让球给湖南籍队员龚智超，以便让龚智超在决赛应战丹麦名将马丁(马尔廷)。尽管在内部比赛中，叶钊颖赢取龚智超的概率比较大。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在以往的国际比赛中，龚智超赢取马丁的几率要高出几成。
　　他从电视里看到了龚智超和叶钊颖的半决赛，后来也从内部知道了叶钊颖被迫让球的事情。他知道她在教练组开会的现场就哭了。
　　他将自己置换进叶钊颖的位置。从情感上，他理解叶钊颖在那么大的压力下为什么会选择退让。但从理智上，他知道叶钊颖曾经卷入过羽毛球教练组的内部纷争中，在1998年的内部申诉书上叶是签过字的。和自己的命运一样，叶钊颖也可能从根本上不被现任的领导信任。他冷冷地想，这次奥运会对叶钊颖而言，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是我自己，假如是我自己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我一定不会让。哪怕我打马丁确实可能有一定的劣势，但管他呢，最后一次”。
　　后来，他有几次碰到叶钊颖，后者退役之后成为了天赋极高的高尔夫业余选手，两人对2000年改变她人生的那一晚、那一战只字不提。
　　他心里想不出比惋惜更合适的情感——这十几年，在国家队内部，有不成文的规定，在奥运会上让球给队友的队员，将会享受和冠军同等的待遇——从经济上说，最后(受让的)冠军和季军的奖金将由两个人均分。事实上，浙江省体育局在叶钊颖夺得铜牌之后，也明确表示将给予其金牌的待遇。
　　他说不清楚，这样的解决方案对于运动员而言，是不是最好的。从世俗角度来看，奉命让球的那一方也享受到了经济性的照顾。但他开始感到，除了追问“那些不让的人，最后有什么下场”之外，最有建设的问题还是——“如果认为集体的利益对，那怎么保证队员的公平。如果你认为队员的公平重要，那怎么样去对抗集体的决定呢?毕竟，对抗的结果就是何智丽，每个人都看到了。”
　　奥运会之后，他的新教练找他谈话，说国家队要调整，不会留他。问他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他说自己唯一的心愿是能够出国打球。教练答应替他考虑，然后就再无下文。
　　后来又有一次，他去教练的房间聊天。他问，当时组织说公平竞争，为什么我们没有享受到公平竞争的待遇呢?
　　他一直记得教练的回答：“陈刚，我们男单是不是拿了奥运冠军，是不是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他无言以对，甚至因为话里的潜台词而刺痛：你是个失败者。在运动场上，意外或幸运成为了最无法解释的命运。有些平时并不属于绝对实力的队员，在奥运赛场上却能爆出夺冠的冷门。不过对于每一个运动员而言，成为一次奥运冠军也许意味着抵达人生顶峰，可再无遗憾。
　　确实，教练说的话无从反驳。当时，进入奥运5人候选名单的有孙俊、吉新鹏、陈宏、夏煊泽。按照以往的成绩，吉新鹏和陈宏的整体实力不如另外两位。孙俊有过奥运参赛经验;夏煊泽是2000年全英公开赛的冠军。虽然吉新鹏是2000年4月日本公开赛(陈刚无缘的那场)的冠军，但陈宏的整体实力还是要优于吉新鹏。但最后教练组还是选择了吉新鹏，放弃了陈宏。最后，吉新鹏拿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男单冠军，那也是他退役之前的最后一个世界冠军头衔。
　　这样的事实又会让他考虑、或者说是怀疑，教练员的选择是否正确。在羽毛球队崛起之前，这支队伍也许如李永波所说，连“更换铝合金门窗”的经费也没有。在举国体制的大患环境下，教练组也许不得不穷尽一切可能去获得金牌。
　　冷静的时候，他也会想，若不是国家队的威望，他退役后也许不会得到一些人的帮助。这么一想，他又变成自己所反对的体制的一部分。
　　2000年11月，他退役回到省队，也“开始明白了一些道理”。他失去了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很多同行视他为“矛叔的人”而不敢接近。国内的比赛他又提不起兴趣，毕竟水平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同时，他看到“很多退役的运动员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油后，下场都很悲惨。不需要的时候，组织会一脚把你踢开”。

9
　　也是到了国外，他才看到运动员和羽毛球协会之间的平等关系。2002年到2003年的两个赛季，他都效力于丹麦的欧登赛俱乐部。去欧洲别的国家比赛，都是和队友开着车或是坐火车去，有时候比赛完了，一伙人就在野外搭个帐篷过夜。丹麦国内不定期会有城市之间的联赛，奖金甚至只是上千欧元，或是超市的购物券，但他乐在其中。
　　在丹麦，俱乐部内部的会员被分为ABCD组，AB组的人可以参加比CD组的人更高级的联赛，而C组的球员甚至也可以代理D组的教练，以此减免自己的会费。俱乐部进行内部比赛的时候，所有的会员都会参与，有些人搬桌子当看台，有些人负责去卖票，有的人还负责设置观众奖(有时候只是一把球拍而已)。但这样的时刻总是让他很感动。
　　在丹麦他列于甲级队。有时候训练完了，还想加练一会儿。但后面是老年组的训练时间，场地负责人也会礼貌地请这些种子选手离开。
　　刚到丹麦的第一个赛季，他睡的是沙发床，宿舍里的电视也无法用遥控器，原有的冰箱冷冻室失灵。回国休假之前，他向俱乐部反映了这个问题。第二年他再回丹麦，发现自己的合同已经明确写上了：俱乐部将会为他提供一张正常的床、一台可以用遥控器的电视以及一台有正常冷冻室的冰箱。
　　丹麦羽协对于运动员比赛的分配，也相对公平。对于A级会员，俱乐部会帮他安排十几场超级赛的机会。而对于无法参加超级赛的选手，协会也会帮其免费报名参加4场比赛。每个选手对于自己的排名和能参加比赛的层次非常清楚，也更能有针对性地训练。
　　2007年，陈刚加入韩国羽毛球国家队，担任李矛的教练助理。2008年，他赴波兰担任女单的教练。在李矛离开韩国队之后，2011年，他接替了李矛原先在韩国队的位置。
　　在异域的体制下，他没有了那么多愤怒。中途为一家日本羽毛球产品公司做教练的时候，他看到对方选择奥运会选手的名单非常透明。如果有三个人入围了世界前16名，获得两名奥运参赛资格的话，那能去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一定是排名靠前面的两位。
　　在韩国队，教练组对于奥运参赛资格的决定权也往往没有那么大。今年3月份，在备战奥运前，韩国国内会举行一场男女单打的选拔赛，最终从中分别挑出十名队员。世界排名前20名的韩国选手都要参加这项比赛(男单3名，女单2名)，意味着男单还有7个名额，女单还有8位名额。国家队会从韩国各地的大学队、公司队中选拔合适的选手。规则是(以男单为例)，男单的前5名留下，后面的两个名额由教练组、羽协根据选手的风格和团队需要来决定。
　　这样的制度也能保证，平时的一些黄金大奖赛，主力不必为了刷分去参加，机会可以留给年轻的队员。事实上，在2007年国际羽联改革之后，运动员积分贬值的规则被停止了。主力队员赢一次冠军的积分，可能非主力队员要打三次比赛入围才能匹敌。你只要排名前28，可以一直参加A级比赛;你的排名不会排在B级、C级，也不需要“抢分”，而可以更从容地琢磨改进战术。
　　这样的改革毕竟也有希望产生更公平的内部竞争体系——比如，同样为了照顾新队员，可以明文规定主力队员一年打10场比赛，而稍年轻的队员一年可以参加12场比赛。
　　他又想起自己在国家队的经历，觉得有点刺痛，“有的时候训练周期安排不好，你出去比赛打不出好成绩。有时候你状态非常好，很想参加比赛，但没有了机会”。
　　因为自身的经历，他对“平等”格外敏感。但在交谈中，有时候看起来，他并不反对“适度地利用规则”，或者说消极比赛。
　　他所在的韩国队被卷入了伦敦奥运会的让球风波。在这次比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于洋/王晓理不敌韩国组合郑景银/金荷娜。中国队从第一个球开始，就赤裸地“表演”了故意将球打下网的本领。在裁判警告之后，被迫“求输”的韩国队也以同样消极的手法讽刺性地模仿中国队的失误。
　　他在微博上表达了对现有竞赛规则和中国女单教练的不满。“你可以利用规则，但你不能这么赤裸裸地破坏奥运精神”。
　　但同时，他不否认可以利用规则来避开这样两方都求败的丑闻，比如选择和韩国队决战时退赛，这样仍能保证中国队以小组第二的名次进入半决赛。
　　“这也是一种消极比赛啊?”我突然意识到。
　　“打仗也有假的。诺曼底登陆，盟军要搞多少欺骗，才能赢得战争”。他不再那么绝对。
　　看起来，“规则”和“胜利”都无法在他心里占据绝对的优势。前者保证了他对平等价值的想象，而后者则从情感上和实用性上让他无法回避——毕竟，他体验过接近胜利时的快感，也在错失最高职业目标之后，体验到绝对的空虚。
　　在韩国执教的时候，他也会一集不落地看《中国好声音》，看到一个娱乐平台在尽力地书写公平的规则，他甚至会掉泪。
　　在采访中，他不下五次地说起丹麦羽坛名将皮特·盖德。他和盖德有过两次交手，1998年的香港公开赛，他以2︰0赢了盖德。1999年中国公开赛，他又以1︰2输给了盖德。今年的伦敦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盖德在八进四的比赛中负于小他12岁的中国小将谌龙。
　　“我离开国际赛场10年了，而皮特·盖德还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