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藏线，被称为进入西藏最危险的一条路。曾驾车欧亚远征的廖佳说：“新藏线至今还是越野者的禁区。”我们驾着一辆八千元买下的旧北京吉普，走过了这条生死新藏线。
    新藏线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况最差的路，以异常恶劣的气候和荒无人烟而著称。由于缺氧、寒冷，最早一支沿着这条路从新疆进藏的解放军先遣部队，曾在“死人沟”全部壮烈牺牲。新藏公路1956年开工修建，1957年通车，成了继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之后进入西藏的第三条公路。它以新疆叶城为起点，到西藏拉孜为2410公里，到拉萨为2841公里。但事实上，这条被冠名为219国道的公路，绝大多数地段只是一些车辙而已。
    因为即将走这样一条艰险的路，所以，当我们在阿里首府狮泉河的四川饭馆里与以色列朋友举杯庆祝时，我并不能高兴起来。
    此时，我们的车已破得不成样子。在狮泉河最好的修车厂——“周勇民修车厂”换了新的启动机，车门和水箱都焊过了，但副驾驶位置的车门仍然一震动就开，水箱依然渗水。此外，前车盖子要使劲拍打和晃动才能勉强打开；电瓶的架子颠裂了，只好用绳子绑着；我们给车打着“吊瓶”，用一个不停渗出水的塑料饮料瓶给发动机油泵降温；火花塞颠得常常掉下来；水箱旁边的塑料回流箱磨漏了，只能扔在水箱旁……
仿佛开进一条裸露的河床
    为赶在落雪前穿越新藏线，我们在狮泉河只停留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傍晚到达，直接把车开进修理厂，第二天中午便匆匆上路。
     离开狮泉河时，已是下午1点多。旅馆的结算时间是中午12点，而这时我们的车还没修完，只好先退房，把大大小小十几件行李摆在旅馆门口，由老鲍看管，我和老荆去修理厂取车。我一而再地向修理工们打听前面的路况，希望听到“前面的路好多了”，可是，他们只是说“差不多，都是这种路”。
     多玛，是我们前行的第一站，距离狮泉河有230公里，多玛再往前就是著名的界山达坂了。界山达坂是新疆与西藏的分界，越过界山达坂就告别了西藏。
     去多玛的路非常颠簸，到处是大块的石头。我们仿佛驶进一条裸露的河床，而这“河床”里躺着的不是被水打磨成浑圆形状的石头，而是大大小小的尖利的石头。这些尖石头，左躲右闪也绕不过去。在路边，一个接一个的因爆裂而被遗弃的轮胎，向我们展示着划伤以后的惨状。我下车拍下一张废弃的轮胎，发现它被划伤的口子比拳头还大，怪不得被丢掉了。
     尖石、废弃的轮胎、毫无生息的荒原……这些刺激我们神经的东西在眼前反复出现，仿佛这里曾经历过大战的浩劫。
     在这样的路上，要用仅仅半天时间赶到多玛，有点困难。所以，老荆想尽办法快开。他每隔几分钟就问我一次：时间、速度、距离。我在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告诉他直线距离和实际距离，并根据二者之差推算出还要绕行多少山路。
奇异的班公湖
     刚过日土县不久，就看见著名的班公湖。修理工老喻告诉过我们，走新藏线最好“班公湖洗个澡，界山达坂撒泡尿，神仙湾睡个觉”。老荆想在这里洗洗手，可是我和小刀都不响应，当时心里只想着快点儿走吧，快点到多玛吧！
     班公湖的藏语意思是“明媚而狭长的湖”。我们看见的班公湖，果然是狭长的葫芦形。沿着湖边走，足足绕行了４０公里才离开它。班公湖大部分在我国，一小部分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境内。阿里的索多小学校教师群旦欧珠告诉过我们，班公湖很神奇，中国这边的是淡水湖，里面有许多鱼，而印控克什米尔那边则是咸水湖，什么都不长。
    跟圣湖比，班公湖缺少那种高贵气质，但也自有一种美。“为什么西藏的湖都这么美？”我问老荆。“也许是因为这里没有污染吧！”他回答我。这里天是蓝的，湖水是蓝的，一切纯洁美丽。
月如钩，路难行
    中午刚修完车，谁想到晚上车就出了新的毛病。这是一辆随时可能出些小毛病的车，老荆说：“这也优点啊，开它不犯困。”老荆开车时总是竖耳倾听，以便及时发现车的故障。
    西藏的天很长，晚上九点天也没有全黑。我们在黄昏时，拍下我们车的影子，太有趣了，夕阳把我们的“悍马”斜映成一只四足的“大脚兽”。
    当夜幕降临，距离多玛还有30多公里，我们打开车的两个前大灯，灯光有些发颤。很快，又发现仪表盘里面有打火的亮光，一闪一闪的。老荆一边开车一边伸手去修，手指烫伤了也没解决问题。因为担心再一次荒野抛锚，只好把大灯关了，借着夕阳的余晖前行。但这是极危险的，路上虽然车少，但间或也会有一两辆货车出现，如果我们的车全无光亮，悄悄地在这黑夜中行驶，岂不是很容易被别的车撞上？过了一会儿，当天色完全黑下来，老荆只好又把大灯打开。
     黑暗中，仪表盘里的“打火”成为车里唯一的光亮，那“嚓嚓”声也成为除发动机声音以外唯一的音响。我们心里十分紧张，不知这车能否坚持到多玛。快到多玛的最后10公里，行进变得异常艰难，车速很慢。此时，老荆一再地问我还有多远，我却不知该怎样回答，手中的卫星定位仪显示出的直线距离竟然比路牌上标出的“实际距离”还要长。这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是路牌标的不准，但当时心里很惶惑，不知到底还有多远。
     我们一公里一公里地数着，行进在这崎岖的山路上。绕过一座山，突然，我看见了月亮，它从两座山的缝隙中露出来。那是一轮金黄色的月牙，挂在深蓝的夜空上。那是一幅一辈子忘不了的图画，挂在记忆的天空里。我们就是这时，向远处看，看到了灯光。啊！我们就要到多玛了，我们会遇到先我们一步过来的广东哥们阿峰，会住在兵站里，会找到修车的人！
夜宿兵站
    刚驶进多玛，就看见一个修配厂门前焊花飞溅，火花映出“小飞象”（广东哥们阿峰的车）的轮廓。嘿！他们也在修车！原来这一路颠簸，“小飞象”的排气管子颠掉了。他们比我们早走一小时，可是因为没有带卫星定位仪，又走了弯路，所以并没有早到多久。
    在一家四川餐馆里坐定，王剑林又用他的四川话点菜了。但菜价奇贵，每道菜都在二三十元，老板也未因听见乡音而降低价格。快吃完时，一向寡言少语的阿峰突然说：“有点想家的感觉了。”是啊，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明天又要向界山达坂冲锋了。小刀听了也若有所动，说：“我也是。” 王剑林也点了点头。我和老荆没说什么，对我们来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家。但是，乡愁在我们中间弥漫开。
    多玛兵站里只有一台发电机，仅供门房亮灯，我们投宿的房间里漆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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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寺和尚”姚班长
    在多玛兵站，认识了管住宿的班长姚志明。在我眼里，他像一个守寺的大和尚。他当兵15年了。也就是说，1989年，当我和老荆、小刀都是大二学生时，他就来这里当兵了。他的年龄也与我们相仿，1972年生。他在新藏线上开过军车，所以非常有经验，看我们的车半天打不着火，就说“是空滤太脏了，拿掉滤芯，打火看看。”果然，按他说的做了，就打着火了。
    他是四川南充人，老婆在老家带孩子，孩子只有两岁。他在这里每月收入三千多元，对于四川老家来说这是一笔很高的收入。他每年给老婆一万元，家里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好。由于这里条件艰苦，转业费和复员费都挺高。如果转业，他可以拿到8万的转业费，会有一份国家安排的工作；如果选择复员，国家安排的工作就没有了，但复员费可以拿到30万到40万。不过，姚班长还没想好是转业还是复员。
    姚班长每年换一个兵站，新藏线上的兵站已经转遍了。明年就是第16年，他想回家了。
向界山达坂冲锋
    离开多玛，我们就向界山达坂冲锋了。
    界山达坂在昆仑山上。从长春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新闻系主任刘坚打电话给我：“上高原，不要掉以轻心。看没看过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那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现在，我们真的来到了昆仑山。
    界山达坂之威名远扬，还因为一些地图上赫然标着“海拔6700米”，据说界山达坂的界碑标高上也是这样写的。但书上的说法则不一致：《西部行知书》上说它海拔5488米，《黄金腹地》上说它海拔6230米。到底多高，看来只有我们亲自测量了。
    在过界山达坂的前一天晚上，连一向沉稳的广东哥们阿峰也有些惶然。多玛兵站的房间里漆黑一片，阿峰睡不着觉，问小刀：“如果界山达坂真是6700米，怎么办？”小刀说：“不可能！珠峰的冲峰营地多高？5200米。界山达坂要真那么高，只有登山运动员才能上去？”阿峰说：“这倒也是。可是，它要真是6700米怎么办？”小刀安慰他：“不会的。”
    这段对话是第二天往界山达坂去的路上小刀复述的。我说：“真是6700米，也只能往前冲了！”我们又一次面临别无选择的境地，只有向前。
    早上天不亮，我和老荆就出来装车。防冻液已全部用完，只好改用水。这里的夜很凉，老荆把一暖瓶热水倒进水箱，打火时仍旧有些费劲。在新藏线上当了15年兵的兵站“负责人”姚班长走过来，拍着我们的车说：“你们这个车啊，麻烦！”
    仪表盘里“打火”的问题在多玛并没有解决，同时又发现了新问题：刹车总泵漏油。但也只好将就着走。在整条新藏线上，所谓“修车铺”一般只能补胎、焊排气管子，其它的就无能为力了。
刹车，在界山达坂上失灵
    我们朝着界山达坂冲去，却在稀里糊涂中过了界山达坂。
    从多玛出发后不久，老荆就不断地问我到界山达坂还有多少公里。可是，卫星定位仪并没有标出界山达坂的位置。这里是不折不扣的无人区，荒无人烟，除了居指可数的几个军用兵站以外什么都没有。在卫星定位仪上，从西藏多玛到新疆叶城之间800多公里，没有标注任何地名，只能对照着地图估算。
后来发现，无论是地图上标出的距离，还是《行知书》上说的数字，包括战士说的公里数，都不准。地图上标出从多玛到界山达坂的距离是172公里，战士说130多公里，书上说116公里，而事实上只有88公里。地图上、卫星定位仪上标出的省界与界山达坂所在的实际位置也并不一致。我按新藏两省的界来估计界山达坂的位置，所以当老荆问还有多远时，我只是说：向前！
    西藏的山，都是沿着罗旋式的盘山道爬上去、爬下来，而这条路却是漫长的缓坡。当来到一个海拔5406米的山坡时，我们并没在意。多玛的海拔是4518米，我们相当长的时间都在海拔4800米左右的地方行驶，所以并没觉得这山有什么特别的，以为只是界山达坂前面的一个前奏，巍峨的界山达坂一定在前面。
    快到山顶时，车有点没劲，老荆让我和小刀下车。我一下车，就觉得有点头晕。到底是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啊！仰头望去，车已快到山顶。我看到老荆把车倒退回来，想接我，就向他一摆手，表示我可以走上去。我又看见车子很快朝前面开去，爬到山顶。后来才知道，老荆在倒车时发现刹车失灵了，才赶紧挂四驱爬上去。
    这段路，我走的很不容易，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小刀本已走上去，又下来接我。我们手拉着手走过了这个高峰，大喊老荆给我们照张相，却发现数码相机在我身上挎着。
     在山顶，除了白色的经幡（在藏区，这是最高峰的标志），我们什么标牌也没看到。后来知道，这里就是著名的界山达坂，实际海拔为5406米。而那些山顶的经幡，就是我们此次旅行中最后一次见到的经幡，我们从此就告别了西藏。
     继续前行36公里，看见一个大蓝牌子，看到上面“欢迎再来”，紧接着又看到一个大牌子——“欢迎来到新疆养路段”。其实这里就是两省的省界。不知为什么，这与地图上、卫星定位仪上的省界不一致。
死人沟修车
    离开界山达坂50公里，来到一个山谷，路两侧都是深沟。我们当时以为快到界山达坂了，便开始做准备。我拿出了摄像机，预备拍下我们三个人过界山达坂时的场面；老荆停下车，和小刀一起给车降温，预备着向海拔可能6000多米的的界山达坂冲刺。此地海拔5213米。
    他们修车时，我坐在车里写：“马上就要到界山达坂了，车前盖又打不开了。他们两个忙半天了。车内温度只有9度。风很大，车门被吹开。这车真让人头疼。”当时确实很焦急，马上就要冲顶了，车盖打不开，气阻的问题怎么解决？老荆急得要命。他和小刀干脆用小扳子把总也打不开的车盖左前角的锣丝拧下来了（从此车盖不打自开）。
     他们俩干得热火朝天，外面狂风大作。
     这时，后面来了一辆货运卡车，老荆让我去问问距离界山达坂还有多远。我过去一问，司机用手向后一指，说：“界山达坂早过了！”我说：“不可能！”那司机很委屈：“我不骗你！我常跑这条线的，界山达坂真的过了，这里已经是死人沟了！”那怎么会没有界牌呢？书上都说这里会有个牌子。司机说：“以前那里是有牌子，可是这次不知被谁弄掉了。我前些天过来时还有呢！”我有些沮丧地回到车前，把这个消息告诉老荆和老鲍。
     这时，前车盖的锣丝已经拆下来了，车的“吊瓶”也弄好了，冲刺却已没有对象。界山达坂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这的确是死人沟，前行不久就看到地上有动物的弃尸。死人沟的得名是因为：50年前解放军由新疆进入西藏的一支前头部队，全部牺牲在这里。

界牌竟是王剑林一脚踢开的
     又开出30多公里，看见阿峰的“小飞象”，他们说已经等半天了。
     一见到阿峰，我就急急地问：“是不是到了这里，才知道界山达坂过去了？”我猜想，阿峰他们没有卫星定位仪，更不知道界山达坂的准确位置了！但阿峰说：“早就知道了，我们过界山达坂时就知道了。”我不相信。于是阿峰说了实话：“那块牌子是王剑林一脚踢开的。”他们用气压表测出海拔只有5400多米，一气之下就做如此举动。原来如此！我很生气。
      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老外，他来打听“柴油”的汉语怎样讲。我问他：“你的车呢？”他说自己是骑自行车来的。他的裤子特别干净，让我怀疑他是空降来的。我们坐车来都蓬头垢面，十分狼狈，他骑自行车，怎么还能保持绅士模样？这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迷。
那是生命里的高峰
那么高，那么陡
仿佛无法逾越
又总在眼前晃动
当高峰终于在脚下，在身后
一把热泪
留在生死新藏线
　　“黑卡达坂最美，麻扎达坂最长，库地达坂最险”，这是人们对新藏线上三个达坂(山口)的评价。当我们面对这三个达坂时，车已破得不成样子，分电器、发动机缸体等多处出现严重故障，只能像蜗牛一样前行。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三座山，是我们生命里的高峰。
无人区里的“兵马俑”
　　感觉仿佛来到了沉寂的月球，无人区里一片荒芜。
　　进入新疆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在寂寞中行进。路两侧几百公里范围内，见不到一点生气。山是秃的，地是不毛之地，连草都不长，只有风刮起灰来时是有声的。看不到人，看不到牛群、羊群……什么都没有，路边时常出现倒斃的动物尸体。
　　路上的扬尘很大，用绳子系着的车门半开着，灰尘趁机而入。我们在车里都不说话，因为喉咙里都是灰。我连水都不敢喝，一喝就会把灰都咽下去了。此时，汽车的排气管子也坏了，尾气灌进车里，呛得厉害，声音也越来越响，仿佛一辆喘着粗气的拖拉机。车里，只有我时常发出的沙哑的报速度的声音。
   夕阳时分，光线斜射进来，我透过光看到灰尘像一张绵延不断的大网向车里涌。看看自己和老荆、小刀，全身被灰尘所覆盖，都成了“兵马俑”。
无刹车急降1700米
　　离开界山达坂，刹车就失灵了。从界山达坂到三十里营房约400公里，海拔由5400多米急降到3700多米，完全是在无刹车的情况下滑行的。
　　在接近大红柳滩时，海拔开始急剧下降。有一处不长的山路，连转10几个急弯，一下子从海拔4741米处的高坡下降到4580米。这时，老荆是用低速档别着让车减速，我心里十分紧张。这是一辆超重的吉普车，稍有不慎就会从悬崖路上冲下去。
当天的饮用水，都给了路遇的老外
　　晚上7：20，我们终于在这条路上见到了人，是两个骑自行车的老外。他们伸出杯子，向我们要水。我把暖瓶里的水都倒给他们，老荆又找出两个瓶矿泉水，那是我们这一天的水，基本上没有喝，老荆都给了两个老外。他们是德国人，从巴基斯坦入境，已骑自行车行进了两个星期，他们的假期还有十周，还要去阿里、拉萨。老荆很佩服他们。
同时扎了两只胎
　　在大红柳滩的餐馆里住了一宿，车没修上，就继续赶路了。车里尾气味越来越大。
　　在219国道425公里处，我们看到一座小桥，路牌上写着：通往神仙湾哨所。传说神仙湾哨所海拔6000多米，能在那里“睡一觉”很不易。我们在当天晚上，于“三十里营房”遇到一位当连长的东北老乡，他曾在神仙湾哨所驻扎过两个月。他说那里的实际高度是5380米，但仍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哨所。这位连长上神仙湾哨所的那一天正好遇到大雪，完全看不出路在哪里，车里的同志都患了雪盲，司机凭记忆把车开到高高的哨所。这位连长告诉我们，新藏线真的是一条生死路，40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战士因适应不了高原气候而牺牲。曾有一位战士刚刚来到高原，从军车上往下一跳，结果就是“人生的最后一跳”……
　　走过“三十里营房”不久，竟一次扎爆了两只胎，幸亏我们带了两只备胎，但也经历了一番波折。那是在山道上，我们超越一辆维族养路工人开的平路车后，只听到哧的一声，车体严重向右倾斜，“悍马”在崎岖而狭窄的山路上疾速“蛇行”。老荆好不容易把车停下，我打开车门向后一看，右后胎已经是钢圈着地了，车胎几乎被辗碎。这使我们想起途中看到的那些废弃的轮胎，想不到这样的命运这么快就落到我们身上，浑身不寒而竦。
　　最可气的是，山路是倾斜的，“千斤顶”支起来也不够高，只好用石头顶着后桥。好不容易换下右胎，车下传来老荆的声音：“你们听没听到‘滋滋’声？”我和小刀跑到汽车尾部，侧耳倾听，果然左后胎发出慢撒气的声音。此时，在寂静的荒原上，除了漏气的声音，我们还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老荆苦涩地说：“咱们中大奖了！”是啊，谁能想到同时扎两个胎这样的事，会被我们遇到！幸亏我们带了两个备胎。
　　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车顶上那个备胎是用大号锣帽拧的，需要21号套筒扳手，而我们恰恰缺少这一型号的扳手。
　　怎么办？老荆和小刀在车顶上急得直冒汗。我站到路中间，拦住一辆卡车求助。那名司机找了半天工具，也没有找到21号扳手。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我于绝望中又摸了一遍工具袋，拿出火花塞扳手递了上去。居然正好！老荆喜出望外，小刀也说“天无绝人之路”。他们迅速地把轮胎弄下来，换上。

百病缠身的“悍马”
　　换上备胎后，车速只有20公里。起初，我以为是老荆心有余悸不敢开快。备胎是旧胎，很薄，哪里经得起这些刀子一样的石子啊！但此后，车速不断下降，甚至步履维艰，时速由10公里降到6公里。这是怎么回事？
　　一群穿黄马夹的维族养路工热心地围上来，但他们也没弄明白车得了什么“病”。一个叫买买提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帮我们修车。他把车上的分电器全部拆开，一个个零件地检查。我在一旁，竟有些看不下去，好像家长亲眼看着别人给自己的孩子做手术似的。买买提又把分电器重新装上，表示无能为力。但老荆还是对维族兄弟十分感激，拿出我们一路上带的人参送给他们。买买提推辞不要，但最后还是高兴地接受了。
　　车子的怪病不仅没有丝毫解决，反而更厉害了。经过一处缓坡时，挂上四驱都上不去。买买提告诉我们，著名的黑卡达坂就在前面不远处，在经过三个达坂之前，没有修车的地方。无奈中，老荆只好同意回三十里营房修车。
　　路过“340道班”，维族司机买买提拿着工具来帮我们修车了。但我心里清楚，他修不上。我在车里写道：“维族师傅又在帮忙。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比在阿里时中心轴掉了还让人心烦，这简直是精神折磨。我想哭。”这时，老荆发现“340道班”的墙上残留着一个文革时期的标语：“要搞好斗、批、改”，他居然还有心抱着照相机跑过去拍照片。
　　我们只好驱车40多公里返回三十里营房。在一处破败不堪的板房前，我们停下来，据说这是三十里营房唯一的修车铺。一对个子矮小的四川叔侄，是这里仅有两名汽车修理工。修车时，他们俩跳上跳下，活像两个蓝精灵。车子爬坡没劲儿的毛病，他们也弄不明白，但通过检查发现：我们的刹车管磨漏了。那就把刹车修上吧！从这里到新疆叶城还有400多公里山路，海拔还要下降2000多米，还要走许多陡坡急弯，没有刹车是多么危险。两个“蓝精灵”表示：没有汽车配件。幸而我们随车带了两条刹车管，否则就修不上了。
　　更换刹车管时，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新刹车管与原有刹车管的接口不匹配，安不上。他们用钢锯把新旧两根管子的接头处切下来，调换过来后焊上。就这样，一直忙到天黑，到晚上10点多，才把刹车管安上了。
　　当我愁云满面地看着两个“蓝精灵”换刹车管时，一辆崭新的“陆霸”来了。车上下来几个穿着时尚的中年人，对两个“蓝精灵”说：“车子加不上油，给看看吧！”声音里明显带着恳求。听说是电喷的车，叔侄俩都说“看不来”。我一方面感激这叔侄俩坚持修我们这一辆，另一方面也庆幸我们的“悍马”毕竟是机械的，否则的人家还修不了呢。
　　“三十里营房”以风大著称，我穿着军大衣站在车前，仍被吹得摇摇晃晃。
东北老乡
　　我们在三十里营房遇到了开饭馆的东北老乡。原来到高原上创业的不仅有四川人、河南人，也有我们吃苦耐劳的东北人。
　　修车的时候，我饥肠辘辘，胃已经疼起来了。我们在新藏线上一天只吃一顿饭，早餐在车上吃根香肠，午餐也是，晚饭常常在9点多到兵站餐馆里吃一口。现在修车，晚饭就没时候了。后来决定轮流去一家“三姐妹饺子馆”吃饭。想不到这竟是东北老乡开的。这三个能干的姐妹在厨房里忙个不停，饺子10元一盘。
　　隔壁“老东北饺子王”的老板姓范，也是东北人。老范快60岁了，原是牡丹江某单位的纪检书记，偶然来此，开了家餐馆兼旅馆，已经四五年了。他感叹这里生意好做，但伙计不好找。三姐妹就是他带来的，来了17天就另立门户。老范说，到山下进一千元的货，在这儿能卖一万元钱，但是太累了，明年他打算把店卖掉，回老家去。
被困39天的刘师傅
　　离开三十营房，我们再一次向黑卡达坂冲锋。车踉踉跄跄，开到一个山坡时又上不去了。这时，我们遇到了永生难忘的刘师傅。
　　刘师傅就在一辆桔红色卡车前，光脚穿着布鞋。他迎过来说：“你们的车有毛病，声儿不对。”于是他帮我们修车。他发现分电器里面的炭棒已经不回位了，接触不上电，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的箭头（那是他从附近的古战场捡来的，至少得几百年了），把分电器里面的炭挖出来。他回到车上取来一只一号电池，砸碎了，取出里面的炭棒，用锉磨细，来替代坏了的炭棒。
　　我们问他：＂车啥时坏的？”他说：“上个月14号。”天啊！他困在这儿39天了。这么多天里，他吃什么，喝什么？老人很淡然地往远处山下一指，喝河里的水。吃的是馕，新疆特有的坚硬的面食。
　　他叫刘成录，56岁了，甘肃省西凉人。1964年到新疆当兵，6年后转业，就一直在这条新藏线上跑运输，已经20多年了。他默默地帮我们修车，问一点说一点。有关被困的事，不问就不提。我们被困阿里时，我曾做过最坏的打算：总不会困一个月吧？反正能赶在国庆节后回吉大讲课就行！想不到，真的有人在这里被困一个多月了。
　　老人说：“我二儿子上来过一次。变速箱坏了，没有配件修不上，儿子又下山去喀什买件去了。”219国道正在修路，每十天只有一两天时间放行。那么，不通车的日子里，刘师傅就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他怎样挨过这漫长的39天的？
　　正聊着，刘师傅的儿子来了。这一天是此次放行日的最后一天，他搭乘维族司机库尔班的货车上来了。他们父子相见，也很淡然，彼此没有说什么就各自修车了。小刘在家乡开着一家修车铺。
　　老刘帮我们做好了炭棒，又发现分电器的外壳裂了。于是，在老刘指导下，小刀用“哥俩好”胶粘这个塑料外壳。因为天凉，胶半天不干。此时，车内温度只有8度。
　　儿子来了，老刘似乎也没有惊喜，也没有忙着修自己的车，仍旧帮我们修车。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父子俩都忙着修车——老刘修我们的车，小刘修父亲的车。当我们问他，车修好后是否还要接着跑运输时，老刘说：“我儿子也是这么想的，这辆车还能再跑两年，不过我想回去就把它报废掉。这车让我倒了一次霉，不能再倒第二次霉！”看来，这次经历还是让他刻骨铭心的。

两小时９公里，过黑卡大坂
　　其实分电器的毛病还没有修好。离开老刘父子后，我们开始向黑卡达坂冲刺。
　　爬越黑卡达坂，是我们此次二万五千公里远征中最痛苦的一段。有许多次，我们三个都绝望了，几乎觉得这是一座不可能逾越的高峰。我们用了整整两个小时走过9公里山路，到达黑卡达坂的顶峰。
　　我们的车仿佛是一个重症患者，浑身没劲儿，不停地喘息。遇到稍陡的坡，我和小刀就得下来步行，以减轻车的载重。汽车以每小时五、六公里的速度向山顶爬去，和我的步行速度差不多。在这段路上，车里静极了，三个伙伴间的对话消失了，只有手持卫星定位仪的我不断报告着海拔高度。我心里多少次不抱希望了：还能越过这座山吗？这里一坡比一坡高，每爬过一个山坡，就又要面对一个更高的山坡。透过前车窗，我望见车头晃动着向前挪动，仿佛一头倔强的老牛不停地拉着犁。我安慰自己：只要车还在走，就比什么都强。
　　原以为海拔4700米的坡就是最高峰了（《西部行知书》里是这样说的），可是到了那儿才发现，前面还有更高的山坡。就这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望”，我们甚至怀疑：黑卡达坂到底有多高，怎么总也到不了最高峰？当我们爬到4952米时，看到许多养路工人在路边向我们招手，我们也激动地挥手。真的来到了最高峰吗？我们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这9公里的山路，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
两行英雄泪
　　到达黑卡达坂的最高峰以后，往下走就是溜车了。车仿佛一下子恢复了雄风，速度达到四、五十公里。在这条又长又险的盘山道上，老荆流下了热泪。那最难言的感受，只他自己最清楚。
　　流泪的起因是我的一句话。我当时望了一眼身边瘦骨嶙峋、饱受折磨的老荆，说：“叹！老妈要是看到你这样，不知会多伤心！”结果，车一下子停了下来，泪水从他眼里涌出。
　　在爬黑卡达坂最后一段高坡时，当我和小刀都痛苦地把目光从窗前收回、不再看窗外的路时，老荆，他只能一直看着车外，看着在车前方无限延伸的山路。
　　在即将到达黑卡达坂顶峰的时候，也是最难时刻，我伸出左手握了握老荆那放在变速杆上的右手。他的手指黑黑的，全是修车时弄上的油。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许久不松开。我知道，此时他更需要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
雪山月夜，过麻扎达坂
　　麻扎，在维语中是“墓地”的意思。过了黑卡达坂2小时后，我们到达麻扎。
　　麻扎达坂是昆仑山口，在新藏线上也是威名远扬。此时，我们的车只要上一点坡就爬不动，就只能以每小时4公里的速度前进。
　　在麻扎遇到一群军人，他们说：“这个麻扎大坂坡很长，但不太陡，上去20公里，下来20公里，再走40公里就到库地了。而库地达坂却很陡、很险。” 当时是晚上6点。我们以为2个多小时大概能到最顶峰了。结果，我们开了３小时，在雪山月色中翻过了麻扎大坂。
　　上麻扎达坂的路异常艰难，我们的车走走停停。当行驶到第18公里时，我鼓励老荆：“只剩下2公里了就到山顶了，就是说，90%都过去了，只剩下10%。我们一定能过去！”可是，过了2公里，发现还不是最高峰，只好往前开。
　　天就快全黑，月亮已经升上来，旁边的雪山离我们很近，白色的雪盖仿佛就在身边。我们笑着说“真是手可摘星辰啊！”但我们心里都非常焦急。如果天完全黑了，走在这样的高山上是很危险的。
　　又向前行进了2公里，我们终于来到最高峰。当时真是很激动，海拔4991米，比前面经过的黑卡达坂还高。此时，天已全黑，我看卫星定位仪需要用手电照着了。
　　然而，就在最高峰上，车动不了了。老荆和小刀下车给车的发动机油泵降温，他们刚一打开水箱，热水一下子喷了出来，幸而没有灼伤他俩。我们赶紧拿出所有的饮用水，都灌进水箱。
　　此后，我们就在黑夜中一路飞奔而下。又向前行进了二十多公里，在219国道195公里处，突然出现了柏油路。黑夜中，我听见小刀惊叫了一声，起初只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仔细一看，真的是油路啊！离开阿里，我们就没见过油路了！但这是正在修建中的油路，常常是被水毁路面所中断。我们误开进一个由推土机堆起的大土堆，找不到路，幸亏迎面过来一辆大货，我们借它的亮光隐约找到一条土路。
库地一夜
　　到库地了，我们终于看到树了。
　　虽然是夜里，我们看到黑色的树影，还是觉得很兴奋。已经有多久没有看见过树的模样了！这里海拔降下来，只有2958米。我们终于告别了荒漠，告别了无人区。
　　夜里12：00，我们来到了一个拦着横杆的检查站，拿出边防证进去登记。然后，就被维族工作人员指定到一块空地上等着。他们说，等一小时或两小时就可以通过。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等了一夜。
　　我们坐在车里睡觉。老荆已累得不行了，倚在座位上就睡着了。我穿着军大衣，但腿很冷。我甚至把鞋脱了，把脚蜷缩到座位上，还是冷。
　　那边过关卡的地方，车灯闪烁，开来的车一辆接一辆，整个晚上不曾停过。据说这是最后的期限，明天早上就不许再过了。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从麻扎达坂到库地达坂之间那段正在修建的公路。据说，有关部门打算用8年时间把219国道全部铺上柏油路。
　　其实，我对工作人员阻挡我们前行还心怀感激呢！要不然，老荆要摸着黑去走库地达坂。第二天过库地达坂时，老荆自己也感叹：幸亏被滞留了一夜，否则夜里上山太危险了。
　　我们等啊等啊，一直到早上七点，我和小刀拿着记者证去和工作人员交涉，才得以通过。
“爬”上库地达坂
　　在库地加上了高价油，150元1桶，不讲价。这个开“昆仑饭店”的河南女人的态度是：爱加不加。
　　我们来到库地达坂的山下。向山上望去，感觉这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山。曲折的盘山道，紧贴在陡峭的山壁上，一圈又一圈。一辆车从我们身边过去，过了很久，还看见它在盘山道上转啊转啊，仿佛转不出这座山。难怪都说它是最险的达坂！
　　当我们爬过第一个陡坡时，车子发出巨大的吼声。在寂静的山林，它仿佛一只受伤的怪兽。我们拼进全力爬过这个陡坡，向下一望，真为刚才走过这样的险路而捏把汗，那路几乎是竖立的。向山上望去，更觉担心：几乎都是这种路！我们没有选择，哪怕是一点点地挪，也要向前！
　　爬着爬着，我们的车不动了，无论如何不泵油。这时，老鲍发现油泵漏油。机油竟也烧光了，我们再也没有机油了。老荆怀疑油箱里没油了，和老鲍一起把车顶上的油桶放下来加油。加进油后，油依然泵不上去。后来，老荆坐在车里打火，硬是泵进去一点油。
　　当我们修车的时候，两伙长长的骆驼队从山上直冲下来。那领骆驼的人旁若无人地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不走公路，顺着山坡朝山下走去。他们边走边唱，歌声回荡在空旷山谷里，十分苍凉。但我无心欣赏，只是想：但愿不在这里过夜。
　　我们的车，真是一匹好马，它累得快剩下最后一滴汗、一滴血。它喘着，吼着，向上挪着，常常是只跑出二百米就停下。我心里中只祈求它不要停下来。此时，它已不像过黑卡大坂和麻扎大坂时那样平静地向前挺进，而是全身颤抖，仿佛很快就要动不了似的。
　　到达顶峰前的最后4公里，是对我们的最大考验。我们一百米一百米地数着，向前进。我们花了几乎4个小时，才走完这18公里。
　　因为机油没有了，我一路上不断地去拦车求助。有的车根本不停、不理睬；有的车停下后，司机表示没有机油。最后，一辆军用吉普车停了下来，军人们贡献出一小塑料桶机油。他们说：“早上你们车经过我们部队营房时，就看到了！”是啊，这震耳的发动机声，恐怕印度那边儿的人都能听到，会以为是坦克吧？车上的一位军官问我：“你们在路上有没有看到像你们这样的车？”我说，没有。他又问：“为什么不开好一点的车？”我答，没钱。他笑了，表示理解。
　　到达顶峰后，我们就是一路溜车滑行了。那一个个刻着公里数的石碑，从我眼前迅速地滑过，里程碑似乎从未以如此快的速度变化过。
219国道，一场恶梦
　　我们在一座叫普沙的小村庄加上了油。漫漫黄沙，笔直杨树，都告诉我们：这是新疆。维族人穿着彩色的服装，男人像阿凡提，女人们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在巴扎（市场），餐饮店都有门廊，彩色的布在廊顶挂着，许多老人在廊下的长凳上坐着，或聊天，可喝茶。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车变成了一只“吞油”怪物，它在普沙喝进去25公升汽油，但才走了约50公里，油表就显示出快没油了。
　　距离叶城仅剩下30公里了，老荆开得飞快，踩到最大油门，也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时速。他说，快没油了。那怎么办？路两侧是戈壁。那就快点开吧，能缩短一些距离就好！实在不行，只好搭车去买油。于是，我又开始忧郁地倒数距离。我想，为什么这条219国道总是让我紧张，让我惊恐，哪怕是最后二十几公里的路。
　　终于，我们看到了“中国石油”的加油站。当我们停在那里加油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90号汽油，3.29元每升。我们已多久没见过这样的油价。在西藏，5元一公升已算便宜，而且是深黄色的，标号很低。
“老马”送修了
　　在叶城一家宾馆住下，刚把东西送到楼上，就打算把车开到修理厂去。可是，怎么也打不着火。发动机热得厉害，油一点也泵不上去；空气漏芯竟然像烤焦了的面包圈一样，连边儿都黑黑地、卷起来了。我们惊讶地把它扔在墙角。
　　无奈，只好打着车去找修理工。一个修理厂的厂长带着修理工来。他们看了我们的车，说我们胆太大。据说，去年某地质调查队开了6辆新的“战旗”走新藏线，5辆是用卡车“背”下来的，我们能开着下来，就已是奇迹了。
　　我们都感叹，这真是一匹好马，它仿佛通人性，把我们送到宾馆后才再也不动了。它是累坏的，它带着重病，硬驮着我们走出了西藏，走过了三座险峻的达坂。我们以后也不想卖这辆车，永远不卖。我的女儿斐斐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外国老太太把老车保留下来，到快不行的时候钻进老车里，和它一起埋葬。我也想这样。
作者：雨人
出处：敏思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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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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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生死新藏线--作者：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