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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张闻天的波折浮沉

2016-11-13 历史路来源：网络

“钦差大臣”进苏区

张闻天，笔名洛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沈泽民、王明是同学。王明是校长米夫的助手，张闻天与王明关系密切。作为培养高级理论人才的举措，他和沈泽民被送到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1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积极投入批判瞿秋白的斗争。张闻天凭着犀利的文字、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获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赞赏，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虽然他和博古都不是中央委员，却获得了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权力。

1931年1月米夫主持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拉进了中央政治局。到了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上海中央机关遭受沉重打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以王明考虑在上海待下去凶多吉少，于是向米夫和共产国际请求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去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两个主要负责人离开上海后，中共中央如何运转？

王明离开上海之前，与周恩来、卢福坦和博古开会。王明指定博古做他的代理人，组建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是王明一手策划，由博古完成组阁的。博古、张闻天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一下就当了中央领导人？因为王明、博古、张闻天都是米夫的学生，精通俄语，便于与共产国际沟通。组建“临时中央”的事，就是王明请示米夫和远东局，得到认可就宣布了。这样，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掌控了中央和各苏区的领导权，开始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三次“左”倾路线。

1933年1月，张闻天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在此之前，他与毛泽东素不相识。张闻天和博古一到苏区，很快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这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是很不寻常的。这两个年轻人本应结束“临时中央”，将权力还给在苏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博古抵达瑞金后，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和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因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未参加会议。毛泽东在长汀养病缺席。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以博古为总负责，博古、张闻天等为常委，张闻天任中央局宣传部长。新的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原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虽然没有宣布撤销，但实际上失去了领导权。从此以后，以博古、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了苏区的工作。

张闻天与刘英

这个重大的组织变化是很不严肃的。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博古、张闻天急于改变组织领导。据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记载，博古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代表意见，要临时中央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合并，并推选一位负责人以便工作，“于是多数即推选他（博古）为总书记”。博古也认为自己是理所应当的，他在延安整风时说：“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之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

博古、张闻天掌权后，中心工作就是在苏区推行“苏维埃化”，即全盘照搬苏联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不符合苏联模式的一概予以排除和打击。毛泽东这个被博古视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的人，当然在排斥打击之列。这不是个人感情问题，而是方向路线和价值观的根本不同。

张闻天负责宣传工作，由他主编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二期他写了《关于新的领导方式》，文章开头就说：“不论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在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内，以至在其他一切组织内，我们看到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就是那里常常没有一个负责的同志，或是只有一个负责的同志在那里包办一切，什么集体的领导是没有的……这种普遍的现象，在党内大家不以为怪，也没有受到任何严厉的批评。却正相反，大家反而说这是一种新的领导方式。”文章强调：“新的领导方式要求集体的领导，而不是把每一个领导者变成东奔西走的巡视员，这是绝对的真理。”

张闻天的第一炮就指向了毛泽东。“包办一切”就是指毛泽东在苏区一人说了算，“巡视”就是指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博古、张闻天这些年轻的留苏派，习惯了在莫斯科和上海住洋房、写文章、发指示，从来没上过战场，更没有经历过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所以对朱毛红军的干部没有感情，习惯于用革命理论教训人。

从苏联的正规战理论出发，他们否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博古率先发起了“反罗明路线”斗争，导致闽西苏区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受到“无情打击”。为什么急于开展斗争？1945年博古在党的七大发言时检讨：“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重提此事：“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13人，即：周恩来、项英、任弼时、博古、康生、陈云、张国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邓发、朱德、顾作霖。书记处成员7人：周恩来、项英、王明、张国焘、博古、张闻天、陈云。博古和张闻天完成了从临时到正式的组织手续，毛泽东被排除在书记处的领导核心之外。

六届五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又要毛泽东主持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4年1月，在瑞金举行的“二苏大”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可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发生了变化，这一职原来是由毛泽东兼任的，“二苏大”改为由张闻天担任。

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回忆：“由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毛泽东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记得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加里宁是苏联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经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只留下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职务，而且是个虚职，所以博古把毛泽东比作苏联的加里宁。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和看法”。

左起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项英、刘少奇、陈云、周恩来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期间，毛泽东受到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直接责任者就是博古和张闻天。

遵义会议为何能够成功

在谈到张闻天的历史功绩时，有人说是他主导了遵义会议，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恢复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我们来看看真相如何。

中央苏区在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领导下，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这时，张闻天与博古产生矛盾，被排挤出领导核心。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与毛泽东接近。

长征初期的湘江之战，红军遭受严重的损失，减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博古和李德的指挥遭受中央和部队领导人的怀疑和反对。毛泽东力主放弃与贺龙、萧克会师的计划，建议去敌军力量空虚的黔西北或川黔边地区。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与李德的矛盾也公开化了。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过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其中说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想重新掌权，改变中央最高领导层。王稼祥是第一个支持毛泽东的，张闻天也转到了毛泽东一边。毛泽东还找机会和各军团首长秘密联系，讲述自己的主张，求得多数红军将领的赞同，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但是，张闻天在思想上是忠于共产国际的，在江西的时候，与博古是同盟合力的。后来因为从决策层被排挤出来，与博古矛盾日深。张不是毛泽东的依靠对象，而是团结对象。毛泽东鉴于1932年宁都会议被政治局赶下台的教训，深深懂得一个道理：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目标，必须团结大多数干部，特别是在政治局里要争取多数人的拥护。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就谈不上改变领导层。所以毛泽东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多数票。

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毛泽东通过王稼祥向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走出困境。考虑到政治局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毛泽东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过，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了坚定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支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博古、周恩来做完报告后，张闻天站起来，作了准备已久的长篇发言。他上来就说：“博古同志所做的政治报告和恩来同志所做的军事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措辞严厉的定性之后，张闻天开始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历数“三人团”在作战指导、战略战术等方面的错误。主要内容都在后来张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里。

张闻天之后，毛泽东也作了长篇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后来包含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张闻天起草决议时，也参考了毛泽东的部分观点。

王稼祥第三个发言，他支持张、毛的观点，对李德、博古提出尖锐的批评，并第一个提议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毛泽东后来称赞王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做了充分的准备。伍修权回忆：“许多人都以为，遵义会议讨论时的主要发言，是由毛泽东作的。其实讨论发言时的第一发重炮，是由张闻天发出的。正是他的发言，不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批评和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更严厉指责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发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惊，也使不少参加会议者感到意外。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在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张闻天、王稼祥的历史功绩。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时，周恩来站起来作沉痛检讨，表示作为红军总政委，他对红军的失败也要承担责任。杨尚昆回忆：“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周恩来这关键的一票，也是举足轻重的。

应该指出，博古还是有气量的。他也部分地接受了批评，并为自己的交权做了准备。

遵义会议成功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进入了最高决策层。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和决议起草者。后来博古交权，张闻天成为党的负总责者。当时中共处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人事变动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正因为如此，张闻天才被推到第一位。

周恩来保留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虽然名列第二，却是红军的最高指挥员。遵义会议重组的中央新“三人团”，第一是张闻天，第二是周恩来，第三才是毛泽东。《决议》对常委的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所以，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

遵义会议能够成功，还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开会之前，毛泽东定的调子是“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不涉及政治路线”。为什么不批判“左”倾路线呢？如果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张闻天、王稼祥作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也有很多账要清算。遵义会议的当务之急是挽救红军，关键是变更领导层。所以，政治路线问题可以暂时搁置，这样就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第二，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特殊环境下举行的。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也被破获。因此，正在长征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这就使博古、李德无法取得共产国际的指示，也为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但毛泽东心里还是不安。在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中央派陈云和潘汉年去上海，转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以取得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承认。

遵义会议使毛泽东走进了中共最高决策层，为毛泽东取得中共领袖地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确实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破除“洋教条”与张闻天下台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到延安之后，张闻天的权力开始逐渐被削夺。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是中共内部削平山头、统一思想、统一组织的过程，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决裂的过程。王明宗派那些被共产国际委以重任的人，首先遭到批判。

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是一条有理论、有组织的路线。他的直觉就是六届四中全会之后，“钦差大臣满天飞”。这些年轻人从苏联回来，就到中央机关和各苏区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坐到了井冈山老同志之上。这些人形成宗派集团，挥舞着共产国际指示，对根据地老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也深受其害。遵义会议后，虽然博古下了台，继任的张闻天在思想上与博古没什么不同。特别是1936年王明从苏联归来，使毛泽东感到“国际派”的势力依然强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乘着1937年底王明、博古去武汉、重庆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的时候，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与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脱离群众不同，毛泽东在干部队伍中有着深厚的基础。毛泽东注意团结广大干部，耐心做说服工作，使他们认清“国际派”给革命造成的重大危害。对于原来不熟悉的山头，毛泽东也去积极联络，团结沟通。延安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是毛泽东经常去演讲的地方。用毛自己的话说，是“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述的革命道路和路线斗争史，教育了长征的老同志和四面八方来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央高层，刘少奇和任弼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刘少奇不仅从理论上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统地位，而且带领一大批白区干部成为拥护毛泽东的生力军。任弼时去莫斯科游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使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提出“毛泽东才是中国革命领袖”。此时，莫斯科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肃反扩大化的狂潮中，王明、博古的恩师米夫被斯大林处决，王明失去了政治靠山。在任弼时和王稼祥轮番做工作后，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不再坚持王明为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的领导人应该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

这就给毛泽东创造了重要的机会。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返回延安，向毛泽东传达了季米特洛夫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的“口信”。尽管至今没有文字记录，但王明、博古也不敢找共产国际证实王稼祥的“口信”是否属实。毛泽东抓住机会，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林伯渠等38人。这是毛在遵义会议后又一次召开“扩大会议”，目的就是形成拥护的多数票。毛泽东主持和掌控了会议，第一次提出为过去受“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对萧劲光的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的处罚“皆不妥当”，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博古等人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这次会议后，张闻天的处境，他曾在《反省笔记》中作过这样的叙述：“六中全会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

1940年，中央下发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组织理论学习。毛泽东开始从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批判张闻天、博古等人的文章是“言必称希腊”“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毛泽东引用解缙那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就是讽刺张闻天、博古这些“理论家”的。

毛泽东针对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张闻天以中央名义发布的九个文件，写了笔记，称为“九篇文章”，尖锐批判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题目是“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胡乔木说，该文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李井泉《延安时期笔记》摘录了一些话，毛泽东斥责王明宗派“不但继承立三路线打击政策，而且发挥这一宗派主义。不信任国内老干部，信任毫无工作经验的合乎口味的新干部。撤换中央苏区原有领导，代替的都是新的，有许多人已是反革命。钦差大臣满天飞，错了没有自我批评。中央后来变成‘三人团’，快要出发抛弃一批，好干部留在中央苏区，真无人道。”“左”倾路线的结果是“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干部被打击得普遍皆是”。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下，博古等人纷纷检讨。张闻天的总书记位置也保不住了。杨尚昆晚年回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百年潮》1998年第6期）于是张闻天带了曾彦修等几个年轻人下乡调查，从陕北到晋西北，一走就是一年半，到1943年5月才回来。

毛泽东与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中央书记处进行了大调整，王明、博古、张闻天退出了中央决策层。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其中谈到张闻天领导下的延安马列学院：“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另一场合，毛泽东甚至公开指责：“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张闻天受到批判，下决心找毛泽东当面谈，以求谅解。他回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意批评我。第二次他约了康生、陈云、弼时同志谈，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阵，说我有狭、高、空、怯、私的毛病。说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我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王明、博古、张闻天都是大知识分子，从文笔到口才都很了得，怎么被一推就倒呢？说到底，他们是从苏联回来的“钦差大臣”，被米夫和共产国际一手抬上去的。他们没经过井冈山的艰苦斗争，与广大的红军干部缺乏感情，也就缺乏群众基础。徐向前说：西路军失败后，他九死一生回到延安。“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做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句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刘英也说：张闻天当总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关向应来汇报工作。张闻天埋头书桌，头也没抬一下。关向应等了半天，只得走了。连刘英都觉得张闻天书生气，架子大，得罪人。这就是毛战胜张的根本原因。毛是带队伍出身，知道依靠群众的重要性，知道团结大多数的重要性，所以他有人拥护。王、博、张都没有群众基础，一旦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立刻就成了孤家寡人。

庐山会议最后分手

虽然毛泽东在七大上肯定了张闻天在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张闻天也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职位，但是没有担负任何领导职务。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他恳切要求去东北，但是在东北只担任了一个地委书记，与他的身份很不相称。1950年，张闻天被调去做外交工作，派驻联合国任首席代表。联合国席位没取成，张闻天被改派为驻苏大使。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曾有过和解的可能。1958年4月张闻天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26日写信向毛汇报，本想在肯定“大跃进”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后经一再考虑，定稿时还是删去了要提的缺点和意见，只剩下赞扬。毛看后非常高兴，5月8日回信说：“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我对你热情欢迎。”接着又说，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然而事实证明，张闻天并没有“通”，政治思想深处的分歧使他与毛的冲突不可避免。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意是开“神仙会”，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纠正“大跃进”中“左”的倾向。彭德怀7月14日给毛写了信，被毛印发与会者传阅。张闻天表示大力支持，并与彭德怀交换了意见。在他发言之前，毛泽东的两个秘书胡乔木、田家英都私下打过招呼，警告他不要涉及大炼钢铁的错误，但张没有理会。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组会议上作了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系统批评“大跃进”的错误。与彭德怀不同，张是懂经济的，又会写文章，所以他的火力更猛。有人做了统计，发言记录稿8000字，讲成绩的仅有270个字，用了39个“但是”，13个“比例失调”，108个“很大损失”以及“太快”“太急”“太多”等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发言后秘书提醒他：可能会有人对他的发言进行批驳。张闻天还自信地说：“我做了很好的准备，他们要反驳也难。”

毛泽东警觉了：怎么搞经济的同志还没发言，一个管军事、一个管外交的彭和张攻上门来。联系到历史上的关系，毛认为彭和张不是在提意见，而是在向权威挑战。7月23日，毛泽东发起反击，扭转了会议方向。与彭德怀的倔强不同，张闻天害怕了。他三次恳请刘少奇收回他的讲话，不要把他的发言印发下去，但都没有获准。他几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求面谈，想找机会对自己的言行作些解释。

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8月16日庐山会议通过决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张闻天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安排到科学院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别研究员”。

尽管遭受如此待遇，张闻天还是认真地当起研究员。他孜孜不倦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每写一篇就送到杨尚昆处，再打印出来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1962年2月，毛泽东又收到张闻天的笔记后，曾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短信，说“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文革”开始后，张闻天在劫难逃，与彭德怀一起被批斗。1969年10月26日，被关押了523天的张闻天和夫人刘英，从北京遣送到广东肇庆，后被安置到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发作在无锡去世，追悼会不许用真名。如果能再多活几个月，“文革”结束后他可能看到自己的平反和解放。遗憾的是，张闻天的悲剧在他去世后才得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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