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1日，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我们在芒市过冬的计划。
　　因为老伴在澳大利亚的同学，多次邀请我们去澳大利亚玩，我们计划在2025年4月底去澳大利亚。
　　在1月21日那天，我们非常高兴的提交了澳大利亚旅游签证申请，可能我和老伴都已经超过70岁了，一个办旅游签证从来没出现的情况出现了，我们被要求检查身体。
　　这个检查身体很麻烦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到一个三甲医院检查身体就行了，而是要到澳大利亚移民局指定的医院检查。检查后，检查报告不给本人看，由指定的检查医院直接发到澳大利亚移民局。
　　那么这个指定的医院哪里有呢？好不容易在网上查到，重庆、北京、广州、南京有。因为大哥家在南京，我们便选了南京国际体检中心。
　　非常不走运的是，人类一年一度最大的迁徙活动——吾国的春运开始，南京国际体检中心也放假，来回飞机票加旅馆，要花费近一万元人民币。
　　我们心疼银子，由于检查身体在提交旅游申请的28日之内有效，我们便决定过了春节再去检查身体。
　　预定2月10号体检，2月5号离开芒市，8号可到合肥的家，10号上午去南京。
　　
　　我们在芒市过冬的原计划，是离开芒市后，再去腾冲去玩，现在不得不提前去云南腾冲。
　　2025年1月23日，我们去了云南腾冲，当天玩了如下景点：
　　1、滇西抗战纪念馆。
　　滇西抗战纪念馆坐落于腾冲国殇墓园东侧，是一座全面展示滇缅印抗战史实的专题纪念馆。
　　1942年5月，日军侵犯滇西边境，滇缅公路被截断。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于1944年9月14日收复腾冲。腾冲光复后，为纪念阵亡将士及死难民众，1944年冬开始兴建陵园，1945年7月7日落成，1991年被中宣部命名为“滇西抗战纪念馆”。

　　滇西抗战纪念馆的正面和侧面。
　　该馆也是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年接待观众达140多万人，是广大群众参观、凭吊、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图为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地不分南北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精神。”

　　图为毛伟人根据当时我国的国情，发表《论持久战》，号召我民族同日寇作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

　　最让我感动的人物，戴安澜将军，也是国共两党均追认为烈士的人，中华民族之英雄，安徽之人杰。
　　生平经历如下：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今无为市洪巷镇）练溪社区风和自然村。
　　1911年秋，进入本地塾馆拜师识字，取学名“炳阳”。
　　1918年秋，桐城名士周绍封应邀来村设塾馆。勤奋好学、品行端正的戴安澜，赢得了周先生的垂青。他曾对人说，此子禀赋优异，少有大志，后必有成。之后，戴安澜又进入无为县城区学堂读书。 [10]
　　1923年，考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安徽公学高中部。
　　1924年3月，从在广东粤军任团长的叔伯戴端甫的来信中，获悉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后，戴安澜辞别父母，与本乡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广州。同年底，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更名“安澜”，自号“海鸥”，表达自己要力挽狂澜，为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一生；要像海鸥，不惧风暴，勇敢搏击。 [10]
　　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 [2]。
　　1926年，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同年，参加北伐。
　　1928年5月，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济南城血流成河，横尸遍地，中国军民死伤万余人。戴安澜亲身经历了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亲眼目睹了战友牺牲的情景，这让他对日军的残暴罪行刻骨铭心。那时，长子刚出世，经历惨案的他，为表达与日军血战到底、消灭侵略者的决心，为儿子取名“覆东”，意为覆灭东洋。
　　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片的东北土地沦陷。随后，日军进一步向华北靠近，步步进犯。
　　1933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团长的戴安澜，奉命率部赶往长城古北口，与日军主力展开激战。战场上的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中国士兵却多为农民出身，不懂战术，有的士兵枪还没摸热，便上了战场，死伤惨重。为弄清日军机枪与步枪如何协调作战，戴安澜冒着炮火登上长城观察，被日军发现后，用机枪封锁了两个小时。
　　1933年3月，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荣获五等云麾勋章。
　　1937年8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先后参加了保定、漕河、中条山诸役。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戴旅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迫使台儿庄之敌后撤，得华胄勋章（一说宝鼎勋章）一枚。
　　1938年5月，在徐州会战中，曾率部在中艾山与日军激战4昼夜，因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干训班教育长。

　　1938年8月，率部投入武汉会战，被第三十一集团军记大功一次。
　　1939年1月5日，升任第200师少将师长 [1]，接替杜聿明，年仅35岁 [1]。该师是新建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主力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 [1]。
　　1939年5月，率部参加抗击日军进犯的随（县）枣（阳）之战。
　　1939年6月17日，晋升陆军少将。
　　1939年9月，参加长沙保卫战。
　　1939年11月，参加桂南昆仑关战役。
　　1939年11月25日凌晨，由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第600团，在二塘独战日军第21、42两个联队 [1]。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烈进攻，600团团长邵一之、团附吴其升阵亡。鉴于战况不利，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 [1]。此次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但这是日军自钦、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 [1]。
　　1939年12月1日，中国军队失守高峰隘。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 [1]。
　　1939年12月7日，蒋介石决定反攻，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 [1]。
　　1939年12月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以北路军第五军主攻昆仑关 [1]。
　　1939年12月16日，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召开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制定了“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命令以戴安澜第200师、郑洞国荣誉第1师正面主攻昆仑关 [1]。
　　1939年12月18日凌晨，反攻战斗打响 [1]，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至夜晚，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几个高地 [1]，第200师攻占了653、600两个高地，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 [1]。
　　1939年12月19日中午，日军再次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第21旅团的第21联队，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夺回昆仑关 [1]。昆仑关得而复失，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进展缓慢不满。12月21日，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 [1]
　　1939年12月23和24日，仅第五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2千余人，日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昆仑关日军工事非常坚固，上两层下一层碉堡，构成交叉火力，中国军队攻击受阻 [1]。战斗空前惨烈。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阵地发起猛攻 [1]。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 [1]。戴安澜指挥郑庭笈团，于12月28日晚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牺牲顽强进攻 [1]。中国士兵组成敢死队，以手榴弹塞进日军据点的枪眼，不怕牺牲，终于在12月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 [1]，郑庭笈团9个步兵连，其中7个连长伤亡，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 [1]。
　　1939年12月31日，中国军队肃清了昆仑关全部残敌 [1]。打扫战场时，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写到：“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 [1]。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因在昆仑关战役中战功卓著，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 [1]。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1]。
　　1940年1月，在坚守昆仑关的战斗中，戴部确保441高地，毙敌百余人，毁敌坦克2辆、炮4门，缴获枪械百余支。 [6]
　　1940年11月，戴安澜身负重伤。国民政府颁授四等宝鼎勋章（一说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嘉奖之。
　　1942年2月16日，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
　　1942年2月19日拂晓，当最后一批英缅败兵涌过东瓜附近的皮尤河大桥，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先遣营刚好赶到大桥北岸，与日军前锋部队相遇，军配属给200师的骑兵团装甲车也向日军发起冲击 [1]。3小时之后，先遣营向师长戴安澜发来首战告捷的捷报：“击退日军一个大队，歼灭一小队” [1]。
　　1942年3月，戴安澜率领200师不惜冒孤军深入的危险，开进东瓜（又作“同古”），逐次接替英军防务。为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充分作好迎战准备，戴安澜率部日夜抢修工事，布下三道防线，阻击迟滞日军前进。蒋介石单独召见戴安澜，询问第200师能否在东瓜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安澜甘立军令：“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东瓜。 [1]”
抗战时期照片
　　1942年3月19日，东瓜保卫战开始。200师全体官兵坚守阵地，勇猛还击。虽是孤军作战，后援困难，但师长戴安澜决心誓死抵御到底。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他带头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敌人的猛烈进攻，造成伤亡猛增，掩体被毁。戴安澜指挥将士利用残垣断壁、炸弹坑继续抵抗。他还采取百米决斗术，等攻击的敌人到达50米处时，才从战壕里一跃而出，或用手榴弹集中投掷，或用刺刀进行肉搏。东瓜保卫战历时12天，200师以高昂的斗志与敌鏖战，以牺牲800人的代价，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日军4000多人，俘敌400多人，予敌重创，打出了国威。
　　1942年3月29日，戴安澜率200师趁势突围，战到次日凌晨，中国军队大部分渡过锡塘河，跳出日军包围圈 [1]。至此，东瓜保卫战终于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此役，戴安澜率200师孤军奋战，毙伤日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 [1]。东瓜保卫战，日军只获得一座空城。撤退前，戴安澜命令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对日军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日军。最后，牵制日军的小部队也安全渡河，全师而归 [1]。同古保卫战为戴安澜在盟军中赢得声誉 [1]。美国军方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1]。英国的《泰晤士报》称之：“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1]”国内的舆论也对戴安澜赞誉有加 [1]。蒋介石把此次战役称做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 [1]。
　　1942年4月，缅甸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由于英缅军连连丢城失地，中国远征军与英缅军间结成的中英盟军，正一步步走向失败。
戴安澜将军
　　1942年4月5日上午，缅甸眉苗。时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乘飞机抵达设在这里的远征军前线指挥部，布署作战。蒋与戴安澜在内的远征军第五军、第六军重要将领商定作战方案外，“特意召见戴安澜，一同进餐，留宿行辕，勉慰有加，甚为倚重”。
　　1942年4月24日拂晓，棠吉之战爆发。负责收复棠吉的第200师将士率先向日军发起进攻。鉴于敌军强大，戴安澜便命部队先行强攻棠吉西侧的敌警戒阵地，并一举夺下。然而，此时局部战斗的胜利，已无法遏止整个缅甸战场上中英盟军疾速溃败的车轮。日军第56师团除策应正面之敌外，继续秘密穿越缅泰边境1500公里的原始大森林，并出现在后方腊戍、密支那等城的中国守军面前。戴安澜在收复棠吉的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攻克棠吉，不仅使中国远征军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也使东线战局的转危为安有了希望 [1]。戴安澜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各家报纸上 [1]。毛泽东在挽戴安澜的诗中，也盛赞了这一战斗：“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1]”
　　1942年5月初，中英盟军全面溃败。
　　1942年5月10日，远征军大部队退至胡康河谷，受到日军第56师团阻击。在进行地面攻击的同时，大批日机还屡屡向路面俯冲而来，对着人群密集扫射。于是，大军不战自乱，争相逃入山林。负责在温佐一带掩护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一时与军部失去了联系。
　　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澜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大股日军伏击，意欲逃跑的缅甸向导被士兵抓了回来。向导坚决拒绝为中国军队带路，戴安澜气极，不停用马鞭猛击自己的马靴，随后命令部队立即分散突围。副师长郑庭笈劝阻：“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否改到晚上？”戴悲怆不已，“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缅甸非久留之地，今天只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迎着日军用机关枪、步枪和炮火交叉组织的密集火网，数千名中国士兵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人以逸待劳，据险伏击，200师伤亡惨重。激战中，一梭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胸腹部，身后将士赶紧将其救起。师长受重伤，剩余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在缅北的高山峡谷和原始密林之中。
　　1942年5月26日，第200师残部行至缅甸北部的茅邦的克钦山寨 [1]。此地离国境不过三四十里地，可戴安澜已经心力交瘁，几次昏厥 [1]。他已经感到生时有限，于是吩咐卫士整理衣冠。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戴安澜伤重去世，享年38岁 [1]。官兵按照戴安澜的遗愿，将他的遗体轮流抬回国内 [1]。
　　1942年7月31日，在广西全州，上万人为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戴安澜举行隆重的安葬悼念仪式。中国共产党高度颂扬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事迹。
戴安澜将军墓
　　1942年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祀南京忠烈祠。
　　1942年10月29日，为表彰戴安澜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追授戴安澜一枚懋绩勋章（Legion of Merit，即功绩勋章又称军功勋章，戴将军获得之为军官级）。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1943年4月1日，蒋介石委托李济深主持，为戴安澜在广西全州湘山寺前举行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国葬。国共两党领袖均亲撰挽词。 [2]
　　1943年秋天，戴安澜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于安徽芜湖小赭山 [2]故里。
　　1956年9月21日，被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为革命烈士。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2009年9月10日，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戴安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4年9月1日，入选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7]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