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
　　这次空袭的损失情况很快被传回起飞地点－塞班岛。73 联队报称在东京上空遭到多达 900 次以上的战斗机攻击，但是损失仍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5 架 B-29 被击落。其中至少有一架是被日军飞机自杀性撞击而坠落。而哈普显然没有做好高空跳伞的准备，他身上只穿着工作服、套着有翻毛领的夹克，另外有一双内侧附毛皮的靴子。哈普接着回忆道：
　　“我那时候应该是接近失去意识了，在稀薄空气中向大地坠落的过程中我甚至产生了一些幻觉。氧气瓶都扔在飞机上了，我迟迟没有去拉开伞的控制索，因为我自信自己暂时还不会人事不省。手枪和枪套也放在飞机上了，我可不想自杀，要是下面的日本人敢揍我，我就和他们干一架！
　　大约下落到距离地面 5,000 英尺的高度（约 1,500 米），我集中全力拉下手动索－一次猛烈的冲击之后，我感觉下落速度明显减慢了，不过我的一只靴子却飞掉了。不管怎么说，气温仍旧非常低，我被寒冷和精神打击弄得几乎麻木了，可就在这时我发现大约 700～800 米远的距离上，有 3 架日军战斗机正在向我接近！这下可糟透了。我闭上眼睛，等待着机枪的轰鸣和子弹穿过肉体的痛楚。它们飞到我的身边，却没有开火，而是围着我打转。我觉得眼睛有点花，不过我似乎看到机舱里的人在向我挥手。‘不可能吧？’我这样说服了自己。日机编队围着我盘旋了两圈之后，其中 2 架飞向远方，而最后一架则向我这边靠近。
　　'想干什么？'我很紧张，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是，我清楚地看到机舱里的那个飞行员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当时两手都在操作降落伞，赶紧腾出一只手、抬起头向他回了个礼。他打了个盘旋就飞走了，这一次我看见了他的笑容。
　　希望和勇气顿时涌上我的头顶，无论如何这次相遇给予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励，而我再次见到这位同行是在五十六年之后的事了。”
　　然而地面上显然缺乏这样的热情（或者说是同情），哈普落地数分钟之内，就有二、三百名日本居民聚集到他周围。这时候哈普还没有从极度寒冷带来的痛苦中恢复，日本人起先小心翼翼，慢慢地向他靠近，象看火星人那样盯着他。哈普总算把降落伞解了下来，最靠近他的日本人以为他有武器，吓得猛向后退，引起了一些骚动。不过，日本人很快就明白面前的美国兵没有携带武器，于是胆子立即大了起来，他们一哄而上对哈普一顿暴打。哈普感觉自己挨了不少棒子、踢打和石块，他干脆趴在地上保护着自己身体的重要部位。这时他又听到了几声大声的呵斥，居民立即散开向后退去了。看来是日本军队赶到了此地，日军把居民赶得远远的，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让开一条路。那个军官用手枪顶着哈普的头，他再次感到莫名的绝望。然而枪还是没有响，日本军官打了几个手势命令哈普把救生衣和夹克脱掉。由于双手的冻伤，哈普的动作显得稍微慢了些，这立即招来了日军的踢打，不过他最后还是坚持着解掉了救生衣。日军绑住哈普的手脚，把他蒙上眼睛丢进一辆卡车。卡车行驶了一会又停下了，一阵喧嚣之后又有人被扔了进来。这应该也是落难的 B-29 机组的弟兄，但是由于禁止交谈，哈普无法知道他是谁，不过这个弟兄一直在呻吟着，看来他要么是战斗中负了伤、要么就是挨了居民的揍。

To live
　　在东京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哈普被带下车进行审问，他第一次体验到日军对 B-29 飞行员的“特殊待遇”。我们接着看他的回忆：
　　“我被带进一间大屋子后摘掉了蒙眼的布条，这里看上去象是战斗机驾驶员的作战演习室，因为有大约 12 个身穿飞行服的人聚集在那里。押送我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用手势命令我呆着别动，然后大概是去找这里的负责人了。于是日本飞行员马上围拢在我身边，指手画脚、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们最后指着我的靴子开始大笑，说到这靴子，还真给我惹了不少麻烦。怎么说呢，几星期前我只不过为了与众不同，就把靴子涂成了金色。这帮日本人大概是从没见过穿金靴子的美国飞行员，或许他们把我当成一位大人物了呢！其中一个飞行员打开我的上衣口袋，从里面掏出来 10 根口香糖，这些口香糖原本是我准备在海面迫降的时候消磨时间用的。那个小偷把口香糖举起来向他的同僚们摇晃，闪闪发光的红色糖纸显然具有特殊的诱惑力－日本飞行员们象一群饥饿的老鼠一样蜂拥而上，开始分赃。
　　当飞行员们为了口香糖你争我夺的时候，我被带到了审讯室，第一次体验到今后将成为牢狱生活一部分的粗暴殴打。
　　审讯室布置得很像老式美国电影里的场面：昏暗的房间正中摆了一张桌子，我对面坐着两个会说英语的审讯员，他们拿一个灯泡照着我的脸，开始审问：‘你说！你的靴子是怎么回事？’我努力解释，试图让他们明白这只靴子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只不过是在塞班岛的时候随手乱涂而已。他们详细询问了我的出生地点、学校等事宜，绝大部分问题还是集中在 B-29 和塞班岛的情况上。在记录了我的训练履历之后，问题又回到了那只金靴子上。或许是我的回答并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我挨了很多耳光，看守还用枪托猛击我的腹部。殴打和审讯结束后，我又被蒙上眼睛押往别处，那位一起来的难友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卡车大约又行驶了 30 到 40 分钟才猛然停了下来，眼罩拿掉之后我发现卡车停在一个繁华商业区的街角，看守招招手示意我下车站在路边。有趣的是，这里的人恐怕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从身边走过时都向我点头哈腰。
　　这大概是让我开开眼界吧，看了半个小时的风景之后我又被押上卡车，到了晚上才抵达关押地点。这里距离宫城（当时东京中心地带）以北大约两个街区的距离，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Kenpeidai Prison）。我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黑屋里，和其他的美国战俘完全隔绝，所以我暂时无法知道机组里其他弟兄的下落。小屋宽约 4 英尺（1.2 米）、长约 7 英尺半（2.3 米），自然没有暖气和水管，更没有卫生设施。只给我两条毛毯作为被子和垫子，在发毛毯的时候，看守还要求我跳一个踢踏舞给他看。后来我才知道这家伙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
　　我在宪兵队监狱中度过了难熬的 67 天。每天能够得到三顿饭，其实每餐只有一碗米饭（与其说是碗不如说是杯子更合适），有的时候这“饭”甚至比汤还要稀。我也只能偶尔和两个会说英语的看守交谈一下，他们就是第一次担任审判的那两个。每天必有的审讯是我唯一的运动，而且我必须赤着脚在雪地里走到审讯室，每次审问都是以枪托猛击我的腹部而结束。因此我的健康状况迅速地恶化，伤口溃烂化脓，牢房里的跳蚤和虱子更使我狼狈不堪。我被命令头朝着房门一侧睡觉，这样有些讨厌的看守就可以在晚上用棍子或枪托敲我的头，影响我的睡眠。特别是在 B-29 轰炸东京的高峰期间，这种恶作剧几乎天天上演。而且监狱旁边还设有一个防空阵地，高射炮发出的巨响和震动同样使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同情战俘的看守（比如一位叫小林金幸的）。
　　我在牢房里度过空袭之夜的时候，时常在为天空中战斗的弟兄们担心，而且我也很怀疑 B-29 究竟能给日本人带来多大的损失。因为宪兵队的监狱没有吃过炸弹，所以我更加无法证实自己的想法。但是，1945 年 3 月 9 日晚上，大群的‘超级空中堡垒’从低空进入了东京。这次空袭的效果异常震撼人心，在那天晚上使我的信心大增：3 月 9 日夜间，监狱外边突如其来的大声喊叫和恐惧的悲鸣把我从梦乡中惊醒，我听到了爆炸的轰响，接着有几架飞机在低空从牢房顶上掠过。我起初认为这些是日本飞机，但是当我看到被火焰映照成桔红色的天空时，立即想到了我们的 B-29！更多的飞机源源不断地飞来，外边的骚动和惨叫彻夜不绝于耳。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市区的混乱，街区中窜起无数的火龙卷，它们迅速地聚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城的大火。从牢房里看出去，就像是宇宙在燃烧一般的恐怖。
　　但是很快我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也被烧死，此外，我也吃不准那些被激怒的居民是否会冲进监狱把我们都杀掉。一想起这些我就非常害怕，不过我更坚信我的战友们会最终用这种方式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然而第二天早上又传来了坏消息：一个看守告诉我，昨天晚上的空袭杀死了极多的东京市民，日本军队可能会开始处决战俘中的 B-29 乘员来进行报复，于是我的士气一下子又变得低落了。不过，日军命令在 4 月 1 日之前必须把战俘移出宪兵队，看来 B-29 的空袭取得了意外的效果。
　　然而日本人并没有忘记对 3 月 9 日的大空袭进行报复，不巧的是火气出在我头上。
　　4 月 1 日，我被押到上野动物园。在那里日军脱光了我的衣服，把我关在笼子里象动物一样展出。我浑身肮脏不堪，头发胡子披在脸上，我想那些来参观的市民大概以为我是哪里运来的奇特猴子吧。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是我战俘生活中最屈辱的时刻。但是，这并不能消灭我生存的意志，我要感谢动物园里的一个旁观者－那是一只总是站在笼子外边的秃鹰，它似乎在对我说：‘你快死掉吧！’每次它这样盯着我的时候我就冲着它大吐脏字：‘见你的鬼去，老子才不会死哪！你别想吃掉我。’”

Welcome Home
　　哈普继续着他的回忆：
　　“1945 年 4 月 3 日，宪兵队监狱里的全部战俘都被转送到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大森战俘营（OMORI Camp）。这时我的体重减轻了 87 磅，也就是说从原来的 212 磅（96 公斤）减少到 125 磅（57 公斤），连走路都十分吃力。36 名战俘中有 32 个是 B-29 机组成员，另有 4 个其他部队的。我在大森遇到了‘Rover Boys Express’的 4 名弟兄：机长史密斯、驾驶员爱德华兹、机电员克努佩尔和雷达手尼克逊，他们和我一样皮包骨头、头发胡子乱成一团。除了空中阵亡的拉特之外，另外 5 名弟兄的下落仍旧不明。

通向大森战俘营的桥，照片上有哈普的签名

在大森，战俘的待遇多少得到了改善。我们至少能够同甘共苦，交流的机会很多，而且能够作一定的运动。我们 B-29 的机组成员似乎聚集成一个小团体，在解放之前，经常和其他战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战俘营里还关押着几位高级军官：比如 1944 年 12 月 3 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的 73 联队 500 轰炸大队指挥官理查德金上校、和金上校一起被俘的 73 联队参谋拜伦布莱克上校，还有 58 联队 462 轰炸大队的理查德克米盖尔上校。海军陆战队的王牌飞行员‘帕比’波音顿中校也被关在这里。后来，布莱克上校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被转移到我的宿舍里，然而他很快就去世了。我和金上校成了好朋友，在战胜之后，比我早回国的金上校还特地到我俄亥俄的家中，去告诉我的妈妈：她的儿子快要回来了。
　　而且，在这里我们被允许短时间地出门散步，到了 5 月，我们还开垦了自己的菜地。到户外收集垃圾也是战俘必须完成的工作，于是我们成立了专门收集看守丢弃的烟头的‘烟草委员会’，平时捡到的烟头都要上交给委员会保管，由委员长负责将里面的烟丝抽出并且重新卷成香烟。每次吸烟就像是举行一次庄严的仪式，在 36 名战俘中有 32 杆烟枪，大家集体围坐成一个圆圈，第一个人拿到香烟后吸一口、就向下传，这样一圈圈地转下来。公平是这项仪式的要素，谁要是不自觉吸的时间太长，就要受到处分－通常是剥夺一次吸烟的机会。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小冲突，我是不吸烟的，而老烟枪会抱怨我们不抽烟的人捡回来的烟草里有狗粪。同样，食物的分配也遵循着严格的规定：当每天的食物分配下来之后，餐饮负责人们就会慎重地清点饭粒的数量，然后按人数进行分配。每次吃饭吞咽饭粒的时间也是规定好的，这样可以防止有些人恋恋不舍地嚼饭粒子而倒别人的胃口，当然也有些弟兄喜欢囫囵吞枣。
　　战俘之间的交流话题很多，但是最后总会转移到食物上来，比如‘一筐面包应该如何分配才算公平’之类，这通常会引起一场热烈非凡的大讨论。
8月份的第三个星期，突然有 B-29 飞过战俘营上空，它投下了物资和传单。从传单上我们得知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赢了！8 月 29 日，哈罗德斯塔森中校指挥的一艘步兵登陆艇停泊在大森附近。我们被移送到医疗船“仁爱号”上，在船上的第 2 个晚上，哈尔西将军亲自来探望我。“仁爱号”停泊在东京湾的几天里，我们接受了一些初步治疗，而当 9 月 2 日日本代表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签署投降书的时候，我们也在旁边的“仁爱号”上观看。数天之后，一架 C-54 运输机把我送到了田纳西州，然后我乘火车回到辛辛那提老家和家人们重聚。但是我没有在家里逗留很久，之后就被送到了位于西弗吉尼亚州 White Sulphur Springs 的一家军方医院，在那里我花了 6 个月的时间才恢复了健康。”

日本投降后，美军 B-29 轰炸机航拍的大森战俘营。上面的房屋顶上写着“谢谢，大森”（？），右边的房屋顶上写着“‘帕比’•波音顿被关在这里！”

“解放日”，大森战俘营的美军战俘等待友军的到来，头上画圈的是哈普

第 73 联队 500 轰炸大队的 B-29 机长罗伯特•戈尔斯维奇少校（左）和哈普（右），戈尔斯维奇于 1944 年 12 月 3 日在东京被撞落。照片摄于 1945 年 10 月 21 日的檀香山，当时他们正在回国途中

医疗船“仁爱号”（Benevolence）

哈普的战争
　　哈普哈罗兰在恢复了正常体重之后，于 1946 年退役进入罗克岛铁路运输公司工作。然而他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1948 年初，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市民团体邀请哈普参加一个征文活动，这项征文面向二战期间所有在得克萨斯州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老兵，主题是《是什么让我讨厌得克萨斯》。哈普立即回想起受训期间的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在得克萨斯训练期间，哈普等新兵曾遭到上级故意的虐待，这在美军中是司空见惯的，不论过去或现在），他那幽默诙谐的文稿立即被评委会评为获奖作品，节选如下：
　　“……从 1943 年 2 月来到得克萨斯直到 12 月离开，得克萨斯在我的印象里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它的气候、它的土地、它的天空，都给我留下了最糟糕的印象。我在得克萨斯州所有 4 个陆军基地都呆过，在 11 个月的训练期间，陪伴我的只有寒冷、冰雹、暴雨、砂风、泥土和难以忍受的酷暑，根本没有什么可看的风景。最重要的，这里是一个恐龙乐园，连一个美女都找不到。于是我一直不理解，陆军为什么非要在得克萨斯训练新兵？
　　在东京上空被击落跳伞之后，我在日军的战俘营里度过了 7 个月 2 天又 9 个小时的人生，在这段艰苦而困难的时期我一直在感谢得克萨斯的经历。正因为我熬过了得克萨斯的地狱，才能在战俘营这个新地狱里坚持着高度的自信和努力。”
　　评委会许诺无论如何将给予哈普应得的补偿，而豪爽的得克萨斯人的回答是：“OKAY，让那家伙再来一次，我们保证给他真正的、非军事的欢迎。”
　　哈普如约而至，那次欢迎会的规模之大令人惊叹，或许只有 33 年之后从伊朗回国的美国人质才能再次感受如此盛情的款待吧。得克萨斯州的头面人物都来车站欢迎哈普，他旋风般地游历了全州各大城市，各类商号和社团赠送的礼物几乎把他埋了起来。在宴会上，现任得克萨斯小姐率领大群的美女包围了这位贵客，他还得到了一头种牛。从他公司经营的铁路回到芝加哥车站之后，哈普象一个西部牛仔那样在大批友人和支持者的注视下走出了列车。他谈及对这次旅途的感想时，说道：“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得克萨斯人引以为荣的个人精神、进取心和幽默感。”

1958 年，哈普离开铁路货运行业，进入全美最大的公路货运企业－联合公路货运公司（Consolidated Freightways），凭借着勤劳、热情和执着，哈普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进入了公司董事会，并且在 1999 年荣任公司副总裁一职。
　　但是，战争和战俘的遭遇给哈普留下了可怕的灰色记忆，在退役后的 39 年中他始终忍受着梦魇的折磨。平均每个星期，他都要作两次类似的噩梦，他的家人也为此而烦恼。直到 1984 年哈普决定彻底和过去做一次清算，地点，自然是地球的另一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1985 年 9 月，哈普如愿以偿，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在美国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帮助下，他会见了 1945 年 1 月 27 日击落“Rover Boys Express”的日本飞行员－退役陆军大尉樫出勇（Capt Kashiide Isamu）和日海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参加见面会的还有包括小林金幸在内的两名同情美军战俘的原日本看守，这是一次富有人情味和友好的会面。1989 年和 1999 年，哈普多次访问日本。通过与往日敌人的相遇和交谈，哈普心灵的创伤渐渐愈合了。当 1988 年他得知樫出勇的健康状况恶化时，立即给这个击落自己的人写去一封鼓励信。“飞行员们喜欢这些鼓励。”哈普说道：“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