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首过来就是天一阁
夕阳的余辉照在门楹上，天一阁的字眼显得有点刺眼
也许刺眼的不是阳光，而是它看你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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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长廊
江南的建筑
到了这里，书香的味道自然扑鼻而来
走廊上，能否看到那读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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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屋内，典雅的装饰，让人精神振奋。
正堂有一书案，上放书，就为典
两面是楹联
主人为了保护藏书楼而制定了极为森严的规定，同时作为一份私人财富，藏书楼也是外人不可染指的。然而世代规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个破例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外姓族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清代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黄宗羲由于他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在范氏族中曾做过嘉兴府学训导的范友仲帮助下，很快取得了范氏各房的同意，登上了天一阁。原来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还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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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大家从这张藏书管理图就可以发现，这是多科学多浩大的一项工程，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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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藏书楼里的书
这里只有象征性的展示
其实这也让人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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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灯光，我宁愿相信这是在藏书楼里
如果能够盘膝坐下来，看上几年的书
那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此生无憾
但是主人为了保护藏书楼而制定了极为森严的规定，同时作为一份私人财富，藏书楼也是外人不可染指的。
也不知道现在这些书都到哪了
当然黄宗羲只能让我们仰望
但是现代人有这样的奢望也是应该的
[ Last edited by 阿里布达年代 on 05-09-25 at 21:58 ]

范钦的藏书楼原名叫“东明草堂”，楼前开凿一池与月湖沟通，蓄水备用。当时宁波有许多藏书楼，但先后遭受兵火破坏，范钦想，兵灾无法避免，火灾可以防止。为了防止火灾，范钦费尽苦心，查阅了许多书本，最后在《易经》中看到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句话而受到启发，便取其以水制火之意，将藏书楼改名“天一阁”。藏书楼上为一大通间，楼下六间，象征：“天一地六”。范钦不但将藏书楼改了名，还规定抽烟喝酒后切忌登楼，不准擅领亲朋好友开门入阁及留宿阁内，更不准擅自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凡违者处以不能参加祭祀祖宗的大典的惩罚。天一阁的主人连取名时都考虑到了防火的重要，可见其用心良苦。
这里的景色非常有江南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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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楼四周都是花园，以防附近一旦发生火灾不会遭受其害。到了清初时，范钦的曾孙范文光请来名匠垒起玲珑假山“九狮一象”、“福禄寿”等。由名匠大师堆砌造就的玲珑剔透、形象逼真的假山中有许多动物。
[ Last edited by 阿里布达年代 on 05-09-25 at 21:59 ]

现代和历史的对应是如此的明显
在闹市中
得这样一安静之地
也感谢范家人和当地的胸襟
给我们留下了这样宝贵的遗产。
[ Last edited by 阿里布达年代 on 05-09-25 at 22:00 ]

碑碣拓本
   　　在明代，天一阁藏书，除范氏子孙外无人过问。清康熙初，黄宗羲破例登阁，并撰藏书记，始为学术界所注意，于是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继踵而至，争相抄读。然而他们都没有涉及到金石拓本。直至乾隆三年，史学家全祖望再次登阁时，始“请而出之”。
   　　据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当时天一阁所藏碑拓本单独放在一只书架里，“皆散乱，未及装轴，如棼丝之难理”。拓本上有范钦“手自题签，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全祖望以为这许多拓片“足以补史氏之阙”，有证史、补史的作用，“今不烦搜索，坐拥古欢，而听其日湮腐于封闭之中，良可惜也”。于是力挟笔砚，检阅款识，编录碑目。可惜这部碑目早已失传。后五十年钱大昕说：“天一阁石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碑目传诸世，岂非阙事。”
    乾隆四十八年，史学家钱大昕访阁，“启香厨主而出之，浩如烟海，未遑竟读”。乾隆五十二年，再次登阁，即与金石家张燕昌和范钦八世孙懋敏共同编定了《天一阁碑目》一卷。后来附刻在文选楼本《天一阁书目》之后。钱氏在序文中说:“拂尘祛蠢，手披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讫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以时代前后为次，并记撰书人姓名，俾后来有考。明碑亦有字画可喜者，以近不著录，仿欧赵之例也。”可惜编者拘于故习，将明碑弃而不录，这样，后人虽见其目，却无从了解天一阁入藏的全貌。
    　　碑目著录周秦碑三种，汉碑四十九种，魏晋南北朝碑二十二种，隋碑五种，唐碑一百四十四种，五代碑五种，宋碑二百零二种，金碑四十一种，元碑二百五十七种，年代不详者二种。目成后，范懋敏又续录九十四种，附在卷末。这样，碑目实际著录数为八百余种。
   　　天一阁原藏碑碣拓本均为明代或明以前所捶拓，弥足珍贵。嘉庆七年，金石学家孙星衍编纂《寰宇访碑录》，从中获益良多。冯登府以为“孙渊如《访碑录》，取鄞县范氏拓本，自汉至宋元几二百种，皆天下无双本也”。经复核，《寰宇访碑录》中注明采自“鄞县范氏藏本”或“鄞县范氏拓本”的有二百零四种，在当时已属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拓本《石鼓文》和《秦封泰山碑》、汉《西岳华山庙碑》。
   　　石鼓发现于隋朝，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组刻石，出土于天兴县三时原(今陕西省宝鸡市)的草莽之中。原石共十枚，各高约三尺，直径约二尺许，作鼓形，四周刻字，全文七百余字，传至唐代，字多漫漶，宋拓本尚存四百多字。今原石保存在北京，只有二百数十字。《石鼓文》字画比小篆更繁，世称大篆，据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是秦始皇整理文字以前之物，内容记载某王狩猎于岐山山麓之事，因而，自唐宋以来为考古家所珍重。据记载，宋苏轼收藏过七百零二字的拓本，后失传。“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又有向传师跋”。全祖望《宋拓石鼓文跋》云：“天一阁有石鼓文，乃北宋本，吴兴沈仲说家物。……其后归于松雪王孙，明中叶归于吾乡丰吏部，已而归范氏。古香苍然，盖六百余年矣，是未入燕京之拓本也。范氏藏之亦二百余年矣，予尝过天一阁，幸获展观，摩挲不忍释手。”清乾嘉以来，金石家视为瑰奇之物，以为“天下乐石以周石鼓文为最古，石鼓脱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北宋本为最古”。乾隆五十四年，张燕昌摹刻于海盐，有阮元、张廷济题诗，张诗云:“韩苏歌本无人持，范司马本今瑰奇，天一高阁岿然在，谁与模取加镌治。”后来，阮元重抚上石，嵌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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