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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论坛 >  新疆和平解放后反分裂斗争的历程回顾

发表于 2014-03-03 09:00    IP属地:未知

至1970年3月,“东突党”分裂集团全案破获,据统计整个自治区共涉及5869人,其中确定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员者1165人,是新疆解放后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里通外国分子组织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妄图借当时的混乱分裂祖国。然而,当时国际上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寥寥无几,里通外国分子组织 “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他们暴露了出来,正好方便中央政府对残余的分裂势力作一次彻底的清理。但后来处理时,根据中央1975年8月对该案的指示精神,经自治区党委决定,鉴于已破获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组织成员情况复杂,且大多数已坦白交待,认罪服法,而该案又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特定环境下,牵涉到我政权内高级干部,采取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做法,对该案的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仅以犯有政治错误结论给予处理。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这些人遍布全疆,是分裂势力的种子。
  严格说起来,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新疆有些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  
  20世纪70年代,民族分裂活动相对沉寂,一方面从外部原因来看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美国对中国战略思想发生转变,苏联也因忙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无力他顾;另一方面从内部原因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新生政权机关为了维护新生人民政权,对民族分裂活动实行了严厉打击、绝不手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后滞效应清除了民族分裂分子的生存土壤。此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政治斗争形势严峻,这种政治斗争氛围虽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相对单纯一致的全民的政治目标,有利于形成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仇敌忾反对民族分裂的向心力,荡涤了民族分裂分子的生存空间。加之新疆侦破了“东突党”,当时的民族分裂分子的骨干分子多数遭到打击,力量受到较大削弱,整个70年代没有发生重大事件。

[ 本帖最后由 无忌陆陆 于 2014-3-3 09: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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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03-03 09:01    IP属地:未知

三、80年代的反分裂斗争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部分民族群众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出现了较大的差距;而政治环境的宽松,使得宗教不断“升温”;而实行对外开放,又使那些长期寄居国外的分裂势力找到了进行渗透的机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些基层组织陷入瘫痪或疏于管理;加之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偏激与宗教复兴思潮对新疆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得这一时期新疆社会稳定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另一方面,新疆仍然残存着分裂主义思想,尽管20世纪50年代平息新疆伊犁和南疆局部地区分裂暴乱,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后对里通外国分子的清理,使新疆分裂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新疆得以保持大约10年没有大的分裂活动出现,但限于20世纪50—70年代特定的历史大环境,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分裂思潮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错位认识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特别是没有对部分民族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中存在的一些“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进行认真的清理,也没有在群众中公开进行反分裂斗争的教育,在这种背景下,一度蛰伏的分裂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又沉渣泛起,得以复燃和蔓延,进而借端煽动民族偏激情绪和宗教狂热,组织分裂政党,制造分裂事件。
  20世纪70年代末,南疆局部地区社会出现了民族情绪趋于偏激、宗教氛围呈现狂热的不正常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在分裂势力的蛊惑下,一些地区相继发生了分裂性的政治骚乱,较大的事件有3起。
1981年叶城l·13骚乱事件(1981年1月13日至16 日)
  1981年1月13日凌晨,叶城县土古其巷清真寺发生火灾,大火扑灭后,艾买尔·托乎提、阿不都克里木等恐怖分子把矛头指向公安局维吾尔族干警伊德力斯·托乎提。他们利用宗教,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近千人(最多时达两千余人)上街游行,狂呼反动口号,多次冲击县党政机关、县公安局、县广播站,围攻、殴打机关干部和公安干警,闹事骚乱连日蔓延。1月16日晨,喀什行署根据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报经中央批准,宣布对叶城县城实施戒严,艾买尔·托乎提龟缩幕后,由阿不都克里木身着丧服,带领八百余名闹事者,冲开三个戒严哨卡,抢夺执勤部队枪支,殴打执勤指战员,冲进县委机关继续闹事。连续四天的叶城l·13骚乱事件,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迫使交通阻塞,商店停业,贸易停市,给地方经济和国家财产造成损失达100多万人民币。四天中,被闹事歹徒殴打致伤的党政干部、公安干警和执勤部队指战员达l55人。
伽师县反革命武装暴乱(1981年5月27日)
  1981年3月26日,伽师县回乡知识青年艾山,司马义等9人抱经宣誓,成立“东突厥斯坦燎原党”,下设“民族人民解放阵线”、“经济事务委员会”、“组织事务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等机构。会议通过的该党的纲领是“建立‘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规定该党的当前任务是:“组织武装力量,用伊斯兰的武装力量向 ‘卡甫尔’(指异教徒)、帝国主义宣战。”该党还制定了党的纪律,设计了党旗、印章等。该党成立仅两个月,便召开了6次“常委会”,发展党员139人。在其148名党员中,中小学生58人,回乡知识青年和青年农民60人;15—20岁之间的占85%,年龄最大的29岁。就是这样一个分裂政党,策划了20世纪80年代新疆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分裂暴乱。
  1981年5月26日晚,经过精心策划,“东突颁斯坦燎原党”头目艾山·司马义、达吾提·沙吾提纠集党徒150多人,分三路窜向伽师县武装部民兵武器库,共抢走各类枪支152支,手榴弹80枚,子弹2.8万发,公开打出“东突厥斯坦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准备攻打县城,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县武器库保管员阿木提江的妻子凯麦古丽获悉暴徒抢劫武器要攻打县城的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赤脚奔跑7公里,向县武装部做了报告。当这伙暴徒回头要攻打伽师县城时,发现城内已有准备,便聚集在城外3公里处的一片树林中,公然打出了“东突厥斯坦燎原党”和“民族人民解放阵线”的旗号,自称为“圣战者队伍”。当地公安和驻军迅速包围了武装暴徒,并展开了强大的攻心瓦解工作,暴乱队伍中的青年人纷纷放下武器自首,最终暴乱分子全部缴械投降。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查获“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经核实犯罪事实,依法惩处13人。
1981年喀什l0·30事件(1981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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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03-03 09:02    IP属地:未知

1981年10月30日傍晚,以“中亚细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为主的东突分裂主义分子借喀什发生的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煽动数百人抬尸游行,致使市内几个公共场所和交通要道聚集不明真相的群众数千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乘机进行反动宣传,掀起一场打砸抢和残暴殴打汉族居民的恶浪。当时正值职工下班、学生放学之时,暴徒们狂呼反动口号,见汉族人不分男女老幼,拳打脚踢,棒敲石击,甚至用刀刺戳,惨不忍睹。他们抢劫过往车辆,砸坏机关、学校、商店的门窗、公物,抢掠他人财物,气焰十分嚣张。第二天上午,恐怖分子又在市公安局门前聚集了二千余人冲击市公安局、市委和银行,三百多人冲击了邮电局,切断市百货大楼至供销社的广播线。
  喀什10·30事件严重破坏了喀什正常的生产、工作、教学和社会治安秩序,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破坏了自治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这次事件中,被打群众达631人,致伤262人,重伤l97人,危重l7人,死亡2人;抢劫现金8168元,手表109块,粮票1172斤,手枪2支,子弹l4发,自行车及摩托车59辆,砸坏大小汽车26辆,喀什市天山饭店和喀什师范学院被砸坏的桌椅等公物价值2600余元。这次事件,是个别东突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普通刑事案件,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暴力恐怖,直接为其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罪恶目的服务。
  20世纪80年代10年内,发生了包括1980年阿克苏的“4·9”事件、1981年叶城“1·13”事件、1981年喀什l0·30事件在内的等6起事件,其实质并没有改变,即是“东突”思想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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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03-03 09:02    IP属地:未知

改革开放以来,分裂势力在频繁地制造政治骚乱的同时,也力图从意识形态方面打开缺口。他们或公开利用学校、讲坛、各种出版物和期刊报纸,或暗中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音像制品,传播曙蛊惑分裂思想意识。
    70年代末80代初起,全疆各地,特别是南疆,宗教极端势力的非法宗教活动对中小学的渗透十分严重。一方面是引诱中、小学生到地下经文班点学经文的情况较多。据喀什地区1981年统计,全地区有教经点588处,仅叶城县就有312处,学经人员5617人,其中在校中小学生1761人,占38.8%;伽师县有教经点85处。喀什地区1981年3月以后半年多时间,弃学念经儿童就从4000人增加18000人。宣传、教育、宗教等部门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不明显。从1988年3月至该年底,喀什地区查知的学经人数从3006人增加到4000人。另一方面,是宣扬迷信和宗教极端的小册子、传单等泛滥,扰乱人心、破坏社会稳定和学校的正常秩序。如:1981年5月中旬,喀什市发现由土耳其寄来的名为“遗训书”的维文反动传单,假借“穆罕默德守墓人谢依哈买提”的名义,进行造谣、恐吓。说什么上一星期“死16000人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穆斯林”,“现在出现世界末日到来的迹象,(你们)不要因背叛上帝而犯罪”;煽动“通知我们的信徒,将此遗训的内容传播给各地每一个人”,“凡是听到遗训而不抄发者,将成为罪人”,“不相信者是卡甫尔(异教徒)”,扬言“对异教徒不能手软”。该反动传单几经翻印,很快传遍了喀什各县市和克州、阿克苏、巴州、和田、乌鲁木齐等地,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恐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传单翻印后沿街散发,有的制成录音在公共场所播放,煽动宗教狂热,鼓励排斥异教徒(主要指汉族人)。一些学校也深受其害,喀什、库尔勒等地都有中小学生撕毁汉语课文、撕或烧毁红领巾、不去学校上学等现象发生。喀什一中有2个班的学生集体向老师告别,等待“世界末日来临”。学生去清真寺做“乃玛孜”(礼拜)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有个别的阿訇在青少年学生中煽动说:“我们要为宗教而战,让汉人死于水中”,还诬蔑红领巾是“把人拉到地狱的绳索”,致使一些学生把红领巾和政治课本、汉语课本都烧了。
  80年代民族分裂主义向高校渗透的“重灾区”是新疆大学。原新疆大学教师阿吉亚阔甫(于2001年死亡)是一个老牌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80年“落实政策”时,阿通过各种渠道被安排到新疆大学作教学、研究工作。他到新大不久,就在学校小礼堂连续作了三场“学术报告”,大肆宣扬“维吾尔从来就是有自己的祖国的”、“新疆自古是独立的”等分裂主义思想,毒害青年学生和教师。接着,他以收集历史资料为名到南疆各地,广泛与一些老民族分裂分子接触、密谈。并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先后在喀什、阿克苏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反动“学术报告”,公开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就有自己独立的祖国”,“长城以外从来就是独立的地方”,号召“维吾尔人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要起来书写自己的历史……”等等。阿吉亚阔甫的“报告”,在新疆大学和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受他的提示,1980年5、6月间,新疆大学历史系两个高年级少数民族班学生私下刻印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这本歪曲新疆历史、鼓吹“独立”的大毒草,流向社会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更严重的是,有的毕业生工作后,在中学课堂上公开向学生宣讲该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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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03-03 09:02    IP属地: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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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03-03 09:03    IP属地:未知

1986年10月至1989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干部吐尔贡·阿勒玛斯公开出版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三本书(以下简称“三本书”)。与20世纪40年代初在境外出版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一样,“三本书”站在“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立场上,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以歪曲、杜撰和篡改历史的手法,散布了诸多破坏祖国统一、损害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搞乱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尤其使一些对历史情况知之甚少、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深受其害,他们争相传阅“三本书”,四处扩散书中的错误观点。境外一些组织机构也着手翻译“三本书”,并以此作为煽动和宣传分裂主义思潮的又一“典范读本”。综观“三本书”的基本内容,与《东突厥斯坦历史》大致趋同,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的翻版。
  80年代,新疆高校有多名赴土耳其等国探亲的教师被境外民族分裂组织拉拢、策反,有的人在外不归,成了民族分裂组织的骨干。境外以艾沙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对新疆高校进行渗透。他们利用回新疆探亲访友人员中的一些不法分子收集我有关情报,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境内外民族分裂组织、个人向新疆高校投寄、传播反动书刊、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情况比较严重。同时,高校校园内也不断发现有张贴和书写的煽动民族分裂、反汉排汉、鼓吹民族独立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大小字报、匿名信等。
乌鲁木齐市为新疆首府,历史上和新疆解放以来政治形势一直比较稳定。改革开放后,蛰伏的分裂分子利用宽松的政治环境蠢蠢欲动,但他们采取了暗中操纵的手段,利用部分民族学生在前台“表演”。 80年代中后期,新疆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的社团组织“天山儿女诗社”、“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先后搞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活动。如他们上演的话剧《追忆》,台词中有这样的话:“喂,贫苦的维吾尔,觉醒吧,不要再睡大觉,你已是一无所有,最多豁出命一条,如果你不拯救这死亡的命运,啊,那你将凶多吉少,凶多吉少”。这是明显的影射和煽动。
  受上述各方面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高等院校大学生为主的群众性动乱闹事和分裂性政治骚乱都与部分民族学生特别是大学的部分民族学生有关。主要的事件有:1985年“12·12”事件,1988年“6·15”事件、1989年“5.19”骚乱事件。这几起事件,都是新疆大学的少数深受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影响的大学生组织煽动新疆大学和其他高校的部分少数民族学生闹起来的,也影响到乌鲁木齐市和南北疆的其它高校。新大“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头目正是1988年“6·15”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们不听校领导、自治区领导的劝阻,上街游行,呼喊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甚至是反汉排汉的口号,严重地破坏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在全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
  1985年的“12·12”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新疆教育领域特别是大专院校思想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迫不急待地跳出来,公开煽动群众(主要是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与党和政府对抗。事件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严重危害了新疆的社会稳定。“12·12”事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市和全疆各地煽动民族分裂和反汉排汉、破坏国家统一的标语、传单、匿名信等大幅度增加,主要内容是:“汉族滚出新疆去”、“新疆要独立、要自由、要主权”、“新疆独立万岁”等。以艾沙为首的境外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十分关注“12·12”、“6·15”事件。事件发生后,艾沙即派人到新疆刺探情报,并在土耳其搞“募捐声援”活动和集会游行。疆内其他高校以及北京、上海、西安、兰州等地高校中的一些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也有上街游行声援“12·12”事件和“6·15”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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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03-03 09:04    IP属地:未知

20世纪80年代后期乌鲁木齐市的3起分裂性政治骚乱,除1989年“5·19”骚乱与内地闹事有关,主要是社会闲散人员和部分伊斯兰经学院学生参与外,其余两起均是有组织的民族大学生非法散步闹事。这种利用学生,采取相对“合法手段”的分裂活动有别于南疆地区的打砸抢骚乱,对群众的欺骗、蒙蔽及潜在的危害也大于南疆。闹事的学生进行了串联,甚至到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陆军学校的民族学生中蛊惑闹事。在骚乱中,学生们除了呼喊分裂口号外,还大肆攻击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大政方针。这两起发生在首府的骚乱事件对这一时期维护新疆稳定的全局工作带来冲击,阿图什、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连续出现鼓吹分裂、声援乌鲁木齐的传单和标语。
  1989年的“5·19”骚乱事件与前两起有所区别,这是以街头无业游民等社会闲散人员为主发动的一起打砸抢骚乱,是自新中成立国以来首次也是第一次在新疆首府发生的恶性骚乱事件。1989年5月15日下午6点45分,数百暴徒冲进自治区党委办公机关大打出手,砸毁门窗玻璃,掀翻汽车,打伤机关工作人员,围攻前来维护秩序的武警人员,事件虽然事态很快平息,但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
四、90年代,新疆地区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愈演愈烈。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宗教问题日益突出。受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呈现出升级的态势,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一个比较尖锐的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一些“东突”组织公开宣扬要通过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的目的。“三股势力”在全疆不断进行爆炸、暗杀、投毒、放火、抢劫等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对社会稳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进入90年代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斗争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政治性对抗,有激烈的武装对抗、流血斗争,也有政治性动乱、扰乱,还有隐蔽的斗争。另一种是意识形态战场,表现为政治、思想上的较量。两个战场两种形式的斗争相互交融、互相转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
  90年代以后,在新疆特别是南疆和田地区宗教已达到狂热的程度。境外民族分裂势力、恐怖分子、宗教极端势力在总结“如何向新疆灌输独立思想”教训时,认为“过去我们没有利用宗教联络群众,发展力量,这是一个失误。今后要充分利用宗教唤醒民众,实现我们的愿望。”公开宣称“从现在起抓紧时间,就是要用宗教压倒和代替马列主义”,提出了“利用宗教振兴伊斯兰”的政治文化渗透策略。对此,1、我们的一些部门和领导同志缺乏清醒估计,反而认为“新疆特别是南疆三地区稳定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经济发展问题。”尽管民族分裂势力在南疆利用宗教制造不少的骚乱和进行非法宗教活动,仍没能引起高度警觉。2、对宗教特点缺乏分析,对宗教的消极影响认识不足。民族分裂分子利用伊斯兰教群众性、民族性的特点,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代表,把群众引入歧途;利用伊斯兰教国际性、民族性的特点,勾结国外宗教势力,搞跨地区宗教活动;利用伊斯兰教排他性的特点,煽动宗教狂热,宣扬伊斯兰圣战。煽动穆斯林拿起武器向异教徒开战。3、对非法宗教活动反映出来的情况,缺乏应有的警惕,对依法加强宗教管理的紧迫性认识不足。4、有的党员、干部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认识模糊、态度暧昧、甚至丧失原则完全蜕变,对民族分裂分子支持纵容,成了维护极端分子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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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03-03 09:04    IP属地:未知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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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03-03 09:04    IP属地:未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加紧了对新疆特别是南疆的反动舆论宣传,通过广播电台进行空中渗透是他们重要的宣传手段之一。为了强化宣传效果,扩大渗透范围,他们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增设了广播电台或频道、频点,不断增大发射功率,每天定时向新疆进行反华、分裂宣传。这些年来,针对新疆进行宣传渗透的电台主要有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沙特吉达广播电台、英国BBC电台、伊朗伊斯兰电台、塔什干国际广播电台、哈萨克斯坦解放电台等。这些电台用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语播出相关节目。传输的方式以短波为主,南疆部分地区可以接收清晰的中波信号。据南疆的监测情况反映,在南疆地区可以收听到的境外电台多达四五十个频点。尽管这些电台大都自我标榜以促进言论自由为己任,恪守新闻原则,绝不从事政治宣传,但与他们的标榜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们的播音内容充斥着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根本没有真实、公正可言。在这方面,尤以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沙特吉达电台为甚。这三家电台对新疆的广播内容各有侧重,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西方敌对势力分化、颠覆中国和煽动民族分裂服务的。由于他们打着所谓“公正”、“客观”和“真实”的幌子,诱惑性和欺骗性很强,对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致使一些地方出现了干部群众争相收听这些广播的现象。在一段时间里,南疆地区和伊犁地区多波段收音机十分畅销,阿克陶、和田、墨玉、洛浦等地甚至出现了抢购多波段收音机的现象。调查数据表明,新疆境内不少人就是因为多次收听境外电台的宣传蛊惑后去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或煽动宗教狂热,最终走上了民族分裂主义道路的。
  进入21世纪,意识形态领域中分裂思潮并未减退,鼓吹“东突独立”的书刊、文章相继出笼。《浑泉》、《巴达吾来特》、《喀什和卓》等四部小说,350万字,分16册出版。有5篇吹捧文章紧随其后,具有分裂毒素的书稿出版后,被分裂组织当做教材。煽动分裂的小说《野鸭子》刊登后,一电台播送了“删节本”。2002年元旦,在新疆人民会堂文艺演出的舞台上,竟然有人朗诵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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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03-03 09:05    IP属地:未知

1991年1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鼓吹民族分裂思想的维文书籍《爸爸讲的故事》。同年1月、 3月和1998年3月,新疆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鼓吹民族分裂思想的维文书籍《巴达吾来提》第一卷《燎原大地》、第二卷《不归之路》和第三卷《汹涌的开都河》。接着1999年12月、2002年12月,新疆大学出版社又分别出版了6卷民族分裂思想严重的书籍《浑泉》。2000年2月、4月、6月,鼓吹民族分裂思想的《喀什和卓》又被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四部书出版后,读者反应强烈。2001年,自治区党委组织专家对这四部书进行审读,发现这四部书存在严重歪曲、篡改和编造历史,鼓吹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为制造民族分裂和“新疆独立论”提供所谓的历史依据的问题。书中作者站在民族分裂的立场评价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反对国家统一,制造民族仇恨,抨击现实,攻击少数民族党政领导干部。2002年4月,自治区有关部门对鼓吹民族分裂思想的《浑泉》、《爸爸讲的故事》、《巴达吾来提》、《喀什和卓》等4部维文书籍进行查处,并收缴、销毁四本书,禁止出版多卷本长篇小说《浑泉》,禁止再版“四部书”。
  2002年1月1日下午,由自治区文化厅、广电局主办,新疆歌舞团、新疆经济报承办的“努尔买买提•吐尔逊弹拨尔独奏音乐会”在新建的人民会堂举行。演出将要结束时,音乐会具体操办者努尔买买提•吐尔逊和妹妹在未审看诗稿内容的情况下,要求主持人安排吐尔逊江•艾买提(伊宁市人)朗诵其诗作“献给努尔买买提•吐尔逊的盛会”。在朗诵过程中,全场出现5次鼓掌,并有3人上台献花。实际上,吐尔逊江•艾买提的诗作赤裸裸地鼓吹民族分裂思想,是一首向党和政府发起猖狂挑衅的反动诗歌。该诗借对努尔买买提•吐尔逊演奏技艺的赞誉,暗喻维吾尔人的经历“充满着忧伤的血”、“维吾尔的心灵呻吟着悲哀”,影射攻击社会现实,鼓吹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严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
  彻底清除意识形态中的分裂思潮,更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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