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      相（八）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内心的痛楚也在增加，这痛楚不是来自谈判，而是来自女儿，女儿已走多日，却依然躺在那冰冷的地方，不能安息。一七了，一束洁白的菊花放到了女儿的身边，看着女儿已经开始干涩的脸庞，看着女儿被蒙上的双眼（女儿到死双眼都是睁着的，医院的医护人员都知道），心中的痛楚在一点点加深，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女儿不能安息，爸爸又怎能安心呢？对着女儿默默的承诺：“爸爸会尽快的，爸爸会尽快的。”
    回到了谈判桌上，还是那无休止的原则和拒绝，他们最感兴趣最愿意谈的就是赔偿，许多造谣的人不是很愿意让我说赔偿的事吗？那就好好听听吧。在和王副局长的单独对话中，王直言不讳的问我：“你为什么不愿意打官司呢？”我毫不隐讳地说了（许多人可能认为我傻，可我不认为，其实他们已经知道原因而还问，我又何必再让他们说我说谎呢？），王说：“可是你提出的太高了，能不能降降。”我说：“这不是买菜，我也不是卖女儿，如果你们有诚意解决问题，当然可以谈，但七位数以下免谈，而且前提是钟晔必须道歉送我女儿。”王沉思片刻说：“可这个数额很难，你知道，**出钱是有原则的，旧车坏了，花多少钱都可以修，但再便宜的新车也不能买。”我说：“那是你们的事，你们老师不是说捐款也要满足吗？”王说：“刘先生，物质补偿只是一种，还可以有精神补偿呀！”我问：“精神补偿？怎么补？你还能把我女儿追认为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那倒不能，但我们可以给她的评价高一些。”真让我恶心，我对王说：“王局长，你要是以为我为了钱，那你就大错特错，不信咱们可以这样，你把我要的数给我，签字的时候你找一所偏远地区的贫困学校，我当场以我女儿的名义捐出，怎么样？”无语。我还告诉了王副局长，我和爱人本想将女儿的眼角膜捐出，这个六院ICU医生是清楚的，但由于时间过长，眼角膜已经不能用了。我还告诉王副局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我还要向市里放映。而王副局长有持无恐地说：“你去市**又怎么样呢，他们还不是给区**打电话说，你们那儿出事了，来人处理，我们开车把你们接回来，你再去，还是这样。”想必王副局长对我们的对话还记忆犹新，不过忘了也不要紧，王副局长总还能听得出自己的声音吧。
    王副局长又是那句我们再研究研究。这其间还有一事我觉得值得一提，在说到事实过程时，对方根本不认可，但在对钟晔评价时，他们却将钟晔笔录中关于最后二十分钟的说法作为事实依据，说她什么都不知道。我当即指出：“单凭一方的陈述不能成为事实的依据。”我曾打电话给孔副所长，要求对钟晔做测谎鉴定，孔的态度很明确：“没这个必要,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真的不明白，无法认定的东西为什么不能通过技术来加以认定呢？当然，即是钟晔没有说谎，我还是要求她必须当面道歉。毕竟女儿是被她留下，在只有她一个人看护的情况下出的事。
    但我隐隐的感觉到，对方什么都不会答应，他们在拖时间，拖得我们心力憔悴，拖的我们不堪重负，到那时一切都好解决了。而在我心中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怕拖，是因为女儿，女儿一天不送，我的内心就会增加一分的痛。女儿的面孔，女儿睁着的双眼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入土为安！入土为安呀！也许很多人会说：“不能送呀！那是筹码！”可哪一位父亲没有对孩子的深爱？哪一位父亲愿意女儿永远躺在那冰冷的地方？哪一位父亲又能忍心拿自己的女儿当作筹码？不能！不能！入土为安！入土为安呀！不能再让已经不明不白死去的女儿在受这尘世的折磨。于是我暗暗地做出了痛苦的决定，一个让我也许一生都背负屈辱的决定。
    4月18日，谈判已是毫无疑义，老样子，对于过程，责任等等一概不认。王副局长在决定了最后的赔偿金额后说：“我能做到的就是这样了，不行我就回去汇报，换别人再来和你们谈，但还会是一样。”是的，还会一样，那就是无休止的拖下去。于是我愤怒的说出了我的决定：“你们听好了，我告诉你们，这不是钱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了，你们起草吧，你就是只给我一分钱我都和你签，把我的女儿好好地送走。但是你们记住了，仇恨没有化解！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不要有我这样的经历。”说完，我起身离开了会场。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要同意签这样的字。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不签字，这样拖着，他们就不会开追悼会，就不会给孩子致悼词，给孩子一个正当的评价。也许有人又会问，那你自己开追悼会不就行了，那样的话，没有学校的悼词，没有正当的评价，甚至可能没有老师敢来参加，尽管有很多老师喜欢女儿。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对我来说，让女儿安静的离去，比什么都重要，让女儿有一个完整的告别，同样的重要。
    女儿将会有一个完整的句号。（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