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贴介绍了景山公园内的忠义护国庙
网页链接。景山内还有一楼、五亭、一树、城中心
一楼：绮望楼
绮望楼位于景山前山脚下，正对景山南门，明代这里曾建有一座五开间的大殿，称为山前殿。皇帝经常在山前殿宴请各地来京朝贺的文武官员、各部落首领及公使等，这里成为皇帝宴请宾客的宴会厅。
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原建筑的基础上兴建了绮望楼。楼坐北朝南，背负高山，三楹五间，分为上下两层，歇山重檐，黄琉璃瓦顶，箍头脊，梁、架均饰有彩画。楼前建有三出陛月台，四周有汉白玉石栏杆。总建筑面积201.92平方米。取名“绮望楼”，意思是这里是登高远望、观赏美丽景致的地方。
绮望楼
五方亭：景山有五个峰 每一峰有一亭，为乾隆年间兴建。
从东至西 分别是周赏亭、观妙亭、万春亭、辑芳亭、富览亭
数最高点的万春亭最大。
万春亭万春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位于景山中峰，高17.4米，建筑面积292.4平方米，三重檐四角攒尖，黄琉璃瓦顶，气势雄伟。其东侧分别为观妙亭、周赏亭，西侧分别为辑芳亭、富览亭，五亭依山就势，对称协调，是我国古代园林中的佳作。站在万春亭上可以俯视北京全城的壮丽景色，被人们称作“京华览胜第一处”。
景山公园游览图
要问北京城市的中心在何处？恐怕多数人会说：天安门！其实不是， “北京城中心点”铜牌标志就在景山山顶万春亭的南侧 。
万春亭，中峰的相对高度为56.7米，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最高和最佳的观景点。从万春亭上，可以南看故宫金碧辉煌的宫殿，北看中轴线的钟鼓楼，西看北海的白塔。
南侧的紫禁城
西侧
中轴线北向
周赏亭为景山五方亭之一，与山西侧的富览亭相对而建，其建筑形式和彩绘完全相同。周赏亭是明代建筑的基础上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兴建的。周赏亭为孔雀蓝琉璃瓦覆顶，紫晶色琉璃瓦剪边，是重檐攒尖的圆形古亭，亭高约为11.3米，建筑面积近100平方米。周赏亭内原供奉五方佛之一的宝生佛，为铸铜镏金的佛像。佛像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八国联军劫去。
观妙亭为景山五方亭之一，与山西侧的辑芳亭相对而建，其建筑形式和彩绘完全相同。观妙亭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兴建的。观妙亭为翡翠绿琉璃瓦覆顶，黄琉璃瓦剪边，为重檐、八角、攒尖古亭，亭高约14.2米，建筑面积约为110平方米。观妙亭内原供奉五方佛之一的阿门（众）佛，为铸铜镏金佛像。佛像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八国联军劫去。
辑芳亭为景山五方亭之一，与山东侧的观妙亭相对而建，其建筑形式和彩绘完全相同。辑芳亭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兴建的。辑芳亭为翡翠绿琉璃瓦覆顶剪黄边，是重檐八角攒尖古亭，亭高约14.2米，建筑面积约为110平方米。辑芳亭内原供奉五方佛之一的阿弥陀佛，为铸铜镏金佛像。佛像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八国联军劫去。
富览亭为景山五方亭只一，与山东侧的周赏亭相对而建，其建筑形式和彩绘完全相同。富览亭是明代建筑的基础上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兴建的。富览亭为孔雀蓝琉璃瓦覆顶，紫晶色琉璃瓦剪边，是重檐攒尖的圆形古亭，亭高约为11.3米，建筑面积近100平方米。富览亭内原供奉五方佛之一的不空成就佛，为铸铜镏金的佛像。佛像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八国联军劫去。
一树：景山东麓，原有一株向东倾斜的低矮老槐树，这是明崇祯朱由检自缢的地方。明末，李自成起义军于1644年3月攻入北京，崇祯3月19日逃到景山，自觉有愧于祖先基业，以腰带自尽于观妙亭下的歪脖槐树之上。十年动乱期间，老槐树被当作“四旧”砍掉，1981年在原址新移栽了一棵古槐。其实81年前移栽的是一颗小槐树 后来看着不像 才栽了一颗老槐树
【传说崇祯自缢前手刃子女及皇后，长叹：“愿汝等生生世世，勿生帝王之家。”同时对满朝文武颇有怨言：“朕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皆诸臣误朕。据说崇祯当时衣冠不整，连龙靴都跑丢了，匆忙地在龙袍的袖口写下遗诏：“……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皆诸臣误朕，所有的亡国之君都会这样推卸责任。他出逃前曾“鸣钟集百官无人应”，那恐怕是紫禁城里最空虚的一次钟声，仅仅把他一个人的心给敲碎了。他自缢时名副其实地成了“孤家寡人”，身边只有一个秉笔太监王承恩。王太监在附近另找了一棵树也上吊了。其尸骨被几位当地士绅从煤山的“罪槐”上解下，装在合伙凑钱买的廉价柳木棺里运至昌平，草葬在早夭的贵妃田氏墓地。曾经横征暴敛的朱明王朝，到最后，连一副好点儿的棺材板都买不起。还要靠慈善家的怜悯与捐助。十三陵中，崇祯的思陵不仅形制特殊，而且亦显简陋。思陵之“思”，除了徒劳的思念之外，还应有反思之意。
景山为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举行了最萧条的“国葬”：没有追悼会，没有纸钱与哀乐，甚至没有一副像样的棺材板。景山，成了崇祯的露天坟墓。
就是这颗老槐树的位置。
《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是1944年由前清翰林傅增湘所作
镌刻“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为1930年故宫博物院延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书写勒成
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在为这一著名的旅游景点立指示牌时，从最初的“崇祯皇帝自缢处”，悄然变成了如今的“明思宗殉国处”。
对此，据景山公园管理处文研室工作人员介绍，上述指示牌改名发生在2011年前后，是在一位现已退休的员工建议下而改。究其原因，乃是为了与另外两座石碑的有关表述相一致。但该工作人员也透露，“明思宗殉国处”的说法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与今日的环境不相符合，所以管理处计划下次更换园内指示牌时，改回它的旧称“崇祯皇帝自缢处”。表面上看，无论“自缢”，还是“殉国”，都是指崇祯皇帝自尽之事。但前者仅仅交代了自缢的行为本身，后者却带有强烈的褒扬色彩。这也促使我们继续探究，从“自缢”到“殉国”，崇祯皇帝之死为何影响到了其后的三百多年？后人在纪念崇祯皇帝之死时又有着怎样的初衷？
原先的指路照片
原先的介绍
清朝建立之后，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极力尊敬如崇祯等前朝皇帝。据说，清初曾将崇祯自缢的老槐树定名为“罪槐”，并配有一副铁链。同时规定，凡皇室人员经过此处，必须驻足观瞻。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对明朝灭亡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对前朝皇帝的诚敬。
清朝灭亡之后，对崇祯的纪念非但没有中止，反而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以及国内局势的复杂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前述两座碑之一的“眀思宗殉国处”碑，书写者是沈尹默。碑的右侧上方题款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立”，左侧下方题款则为“故宫博物院敬立”。有一个细节是，沈先生在书写“眀”字时，有意将左侧写为“目”，而不是通常使用的“日”字，以此来表示对当时日本的不齿和反抗。此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对崇祯的纪念也愈加隆重，至1944年时达到高潮。
1944年，为农历甲申年，也是明朝灭亡整三百年，注定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先是郭沫若在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连载了《甲申三百年祭》，通过梳理明朝的灭亡和崇祯之死，号召国内团结，一致对外。该文一经发出，即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关于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所犯错误的分析，也为后来中共战胜国民党、进入北平提供了历史参考，因此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由北平社会各界组成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宣告成立，并计划于该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忌日前后，在景山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王克敏示意此事“应从缓办”，致使相关的纪念活动没有能够开展。不过，通过筹备会的努力和争取，当年仍在崇祯自缢之处新立了一座纪念碑，这便是《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由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撰成。在近千字的碑文中，不仅可以看到傅先生对明朝灭亡和崇祯之死的追溯，更能感受到他文字背后的深层内涵和关怀。
碑文开篇即赞叹：“余尝综观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过于有明。”随即对崇祯自缢致以崇高的钦佩和敬意，说他舍身殉国，留下血书为万民请命，这一壮烈之举理应受到后世崇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明朝灭亡之前，尽管有一部分大臣劝说崇祯南迁避难，但崇祯不为所动，死志甚坚，希望以此来报国家社稷。作者说这些，除了褒扬崇祯之外，还寓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环顾当时，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北平仍被日本控制，与明朝亡国前夕的危难局面何其相似。因此，碑文隐含着的意思是，当权的国民党政府也应该效仿崇祯皇帝，矢志抗敌，不畏艰难，而不是一味求缓，不思上进。正所谓“缅溯明祖开国之功，并阐思宗救民之旨”。一方面是对执政者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怀有深厚的寄托。
傅增湘的碑文，代表了日本侵略之下爱国人士们的迫切心情和追求，并通过对崇祯的纪念，来暗示抗战到底的坚决信念。所以，该碑文也是民族精神的绝佳写照。建国之后，虽然该碑因为贬低农民起义而一度“不合时宜”，连同沈尹默所撰碑石一起遭到毁弃，但它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无疑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崇祯皇帝的“殉国”行为，不仅得到后世的同情，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赞许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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