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之四清运动的起源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对建国前三十年的反思由此开始，其中谢晋导演、姜文刘晓庆主演的反映四清运动和文革的电影《芙蓉镇》，堪称这一题材的经典史诗。
我是在2016年8月从重庆返回上海的途中，以一个朝圣者的心态，拜访芙蓉镇的。这里位居湘西山区，交通不便，解放前主要靠水路通往外地，历史上是著名的土匪多发地。此地原来叫“王村”，大概是因为村里的住户都姓王。1986年谢晋在这里拍摄电影芙蓉镇，从此声名远扬，于是在2007年，索性地名都改称“芙蓉镇”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一谈过去的极左，一谈国家的动乱，就说文革。其实极左思维不是仅仅从文革开始的。建国后从1957年反右开始，历经大跃进人民公社，各种政治运动从未中断。尤其是文革前由毛主席发起的，刘少奇执行的四清运动，更是文革的准备和导火索。因为邓小平后来给刘少奇平了反，因为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更是因为文革迫害的对象主要是党内的各级领导干部，时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受到了平反和重用，所以从1949年-1966年这一段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极左思想和行动，被弱化被边缘化了，不再提及了。好像建国前三十年走的弯路，人民遭受的苦难，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电影芙蓉镇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有力的回答。电影的开始，是以四清运动为背景的，县委派工作组进驻芙蓉镇开展四清运动，工作组的组长就是第一反派主角：李国香。李国香是县委书记的外甥女，在县商业局当科长。此次下乡检查督办芙蓉镇的四清运动，代表的就是中央以刘少奇为首的四清运动领导小组。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的本质就是：团结组织党内县委以上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甚至中央一级领导干部，下基层发动贫下中农群众，整治农村乡镇村一级的基层干部。简单的说就是党内中高级领导依靠群众，斗争党内基层干部，捎带再次整治地富反坏右分子。四清运动开始是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的，但不要简单的用反腐败的思维看待这场运动。为什么毛主席发动四清运动，还要从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形势说起。让我们以时间顺序来说明一下土改后的农村经历了何种翻天覆地的巨变。
一、 土改后农民自发的发家致富运动
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为了征兵和征夫的需要，也为了实现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党在解放区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土改简单的概括就是：无偿武力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同时没收他们的房产家居粮食现金首饰等生活资料（分浮财），然后按照平均分配原则，每人一份分给村民。其中贫农、雇农、下中农分到的数量相对较多。土地改革平分了土地，但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化的基本制度。得到土地的农民们，又开始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理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发家致富光荣。于是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前，党在农村实行的是“四大自由”，即允许借贷、租佃、雇工、贸易买卖土地。
自由竞争的农村经济，很快又出现了贫富分化。尤其是那些没有受到土改影响的中农和上中农，因为他们勤劳刻苦，掌握农垦技术，家里劳动力充沛，拥有耕牛并善于副业，很快成了新中国农村的富裕阶层。而有些农户因为人口少劳动力弱，农业技术不过关，有些原本是手工业者或者解放前就在城市打工，从新分配土地后根本不善于此道，就把自己的土改果实（土地），租给有能力种地的别人，甚至出现了卖自己的土地换钱经商等现象。共产党理想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当前的这种土地私有化，不符合党的长期目标。
1950年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并且内地还有匪患，大量军队不能复员回乡务农，我党还需要保持数量庞大的军队武装；苏联援建重工业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策，很多农民被招工，进城当了工人。军人和工人数量的增加以及各级政府人员的增加，造成了吃商品粮的非农人口数量增加。归还苏联的外债又需要农产品出口。而农业技术没有飞跃，化肥农药使用很少，粮食单位产量不高，这就造成了1953年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全国缺粮。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解决粮食问题，那就需要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多卖粮食，发展化肥农药农机等服务于农业的工业，降低农业贷款利率扶持农民改善农耕技术，提高粮食市场价格，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必然提高；同时大量进口粮食解决危机。但是因为自给自足的思想政策，堵死了进口粮食这条路。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又使得国家没钱投入农业基本设施，而为了保证发展工业减轻政府负担，城市工人和其他从业者都实行低工资制度，所以在城市也不能让粮食涨价，随行就市。于是统购统销这一损害农民利益长达三十年的粮食政策，就在1953年出台了，而伴随统购统销政策的，就是农村展开的农业合作化以至于发展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这一制度彻底剥夺了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化制度，中国进入了土地公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时代。所以说土地改革不是革命，没有消灭私有化，人民公社才是土地革命。
二、 统购统销
1953年初，粮食开始紧张。国家认为是不法的私人资本的粮食销售商趁机抬高粮食销售价格，囤积居奇。于是在各大城市开始取消商业私有制。尤其是私人粮食收购商人被政府严格控制。农民不允许卖粮食给商人，必须首先把粮食卖给国营粮店。而国营粮店按照国家规定的官方牌价买卖粮食。根本不考虑市场的供需关系，以至于市场价格与实际黑市价格严重倒挂。而此时的农民，因为政府收购价格太低，所以开始惜售，等待粮食涨价。在这个全国缺粮，黑市抬头的背景下，粮食全面的统购统销政策，在中央主管经济的陈云同志的谋划下，出台了！
统购统销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就是在农村实行统一采购，农民的余粮必须无条件的按照国家收购牌价卖给政府的粮食供销社。第二个层次就是在城市，由国营粮店按照国家统一销售牌价卖给居民。后来又为了控制城市人口消费粮食的数量，采取了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即按照户口人数发放粮本和粮票，定量供应。这一统购统销政策，后来又延伸到除了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品，甚至大多数工业品，都实行凭票供应的半军事化制度。至此市场经济价格杠杆调剂供需矛盾的原则，在中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私人经营的商品买卖被认为是投机倒把罪，中国进入了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
统购统销对于政府的益处在于，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购买粮食，然后一部分用于换取外汇还债，一部分用于城市低价卖给市民。这种方式可以保证粮食价格常年保持低位，为中国在建国初年全力发展重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并且严格把城市人口的工资待遇降低到最低位，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与此同时，政府还用化肥、农机和农药等工业品在农村的相对高价卖出，利用农业和工业品的价格剪刀差，进一步压榨农民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
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危害在于，原来农民可以通过开放的粮食市场，根据季节性的粮食价格波动，有计划的卖出粮食获得更高的现金回报。但现在粮食市场取消了，后来甚至猪肉鸡肉等副食品都统购统销了，农民必须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政府粮食产品，换取的现金再去市场上购买价格相对较高的工业品和生活必需品。而且因为政府一再调高粮食购买的摊派额度，使得农民囤积粮食的企图落空，甚至政府为了完成征购计划，超出比率安排定额，造成农民交了“过头粮”，乃至威胁到农民自己的口粮数量，已经有些农民开始吃不饱了。有人后来总结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就没吃饱过。这一时期的农村，开始对党的政策有了怨言。
三、 农业互助组—》农业初级社—》农业高级社—》人民公社
统购统销政策出台以后，如何在农村征购到足够的粮食，成为各级政府和粮食专卖部门的心病。中国那时候有四亿人口在农村，按照一个家庭五口人计算，全国有8000万农户。在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要求各村设置的政府粮食供销社一户一户地催缴征购粮食，这是一件很庞大的系统工程。再加上农民普遍惜售心理，对粮食收购价格的不满，造成了政府与农民的对立情绪不断升温。同时期党正在城市开展三大改造，其目的就是在城市逐步消灭私有制。那么农村土改的成果，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就成了农村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绊脚石。就这样，以互助组的形式，到后来的农业合作社甚至发展到人民公社，成为政府逐步在农村收回私有土地的手段。政府觉得，与其与8000万农户直接打交道收税征购，还不如把他们组织起来，变成几万或者十几万个人民公社，政府直接向人民公社摊派征购粮食，要省事省力的多！这就像如今的公司代缴个人所得税一样，都让每个个人去税务所交税，税务累死也办不好。可以这么说，统购统销政策与农村再次没收所有农民的土地、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揽子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
1、互助组。
最初农村鼓励成立互助小组共同劳动，还是有其良好的初衷和现实需要的。土改后农户都单干，有些家庭各种原因不善于农活，造成新的贫困，村干部主持有能力的农户，联合7-8家一起劳动，相互帮助自愿结合取长补短，这也算小范围的大锅饭。但是由于土地还是私有，各家土地产的粮食归个人，各家出了牲口耕牛要计算价值不会无偿借用，生产资料还没有实行公有制。所以能力强的富裕中农还没有懈怠出工不出力。而互助组里的贫困户，也会用其他一些方式补偿别人，互助成员之间也有一些是亲戚朋友，相互照顾。但后来政府强行安排互助组拉郎配，一些懒汉作风就开始露头了。
2、农业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
互助组的规模还是太小，土地也是私有制，这不利于政府统一管理和消灭农村私有土地制度。于是更大规模的初级社和高级社，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逐步在农村推广了。初级社与高级社的区别就是：初级社土地按照质量和数量入股，年终分配粮食的时候除了按照出勤率计算的工分，还按照入股的土地数量进行分红。而高级社根本取消了土地分红，所有土地完全归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这等于完全剥夺了农民的私有土地。土改的成果完全被推翻了。
有些人为党的政策辩护说：贫下中农的土地本来就是政府的，原来无偿分给你们如今无偿收回没错！这完全是谬论。首先土地原来也不是政府的，是地主富农奋斗积累来的。其二贫下中农在土改以前也是有自己的土地的，只不过数量少不足以定成地主成分，更何况中农在土改中收益很少，而这些土地都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收归集体了。从此中国政府成了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地主。而且这个地主从来只有管家没有实际拥有者。这就为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造就了一帮利用土地寻租谋取个人利益的权力阶层。
在这种高级社里，土地、大型农具、牲口等生产资料完全归公，农民完全按照出勤率挣工分，按照工分进行年底的粮食分配。社会主义在农村已经完全实现。政府再也不用为每年的粮食征购挠头了，因为高级合作社的领导都是政府支持的基层干部，粮食已经不是首先分配到每户农民手里，而是先存储到村里的统一粮库，然后按照先国家后集体最后个人的原则分配。这样一来，不交足国家的公粮不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不留足集体的种子和储备，农民自己是分不到粮食的。国家对于农村的控制进一步增强了，而农民已经完全失去了种粮的积极性，怠工已成普遍趋势。但这还不是农民的终极噩梦，更大的悲剧人民公社马上就要来了。
3、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农业合作社好歹也是按劳分配，工分多少也是要付出的。但到了人民公社阶段，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来了。几十个村子合并成立了人民公社。不但土地农具牲口等生产资料全交给人民公社，连农户自家的住房自己的口粮自己养的鸡鸭猪羊等生活资料，都交给了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粮食从此以后不再按工分分配到农户自己家，而是办起了大食堂。农民们不用在自己家做饭了，都去吃食堂。不用再节省了，不用再考虑下个月有没有余粮了，敞开肚子吃。就算你不吃，也不会给你个人留着。高级社的时候，农户家里还有自留地，虽然土地不多，但是可以自由种植瓜果蔬菜或者口粮，自留地的产品是不用交税不用征购的，完全留给农民自己。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说那是私有制不是共产主义，于是农民的退路没有了。原来农户自己养殖的家禽生猪也不让了，这些都由人民公社集体操办。人民公社自己成立了养猪场，养鸡场；自己成立了水泥厂，自己成立了建筑公司负责农村的土建，自己成立农机厂负责维修生产简易农具，自己成立公社初中高中甚至农村大学（这样农民子弟就不用进城上学了），自己成立扩充的民兵连队负责治安；总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工农兵学商的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中国倒退走向战争时期的军事供给制，人民公社要大包大揽了。
人民公社领导干部胡乱摊派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极大浪费。因为大规模兴修水利，农村优质劳动力大量摊派农民去县里省里的水库工地，这些基本建设除了极少的有国家拨款的特大项目以外，根本不给民工提供口粮和工资，比旧社会的徭役还辛苦。这些脱离生产的农民工，完全依靠所属公社的生产队提供口粮和工分，这样就加重了还在农村田里干活的农民负担。再加上人民公社兴办各种企业，都需要劳动力，都要抽调种地的农民。国家大跃进要提高钢产量，农村都建设土高炉炼钢，动员大量农民找铁矿石、找燃料建土高炉。总之，轰轰烈烈的农村基本建设消耗了大量劳动力，再加上按需分配的人民公社干多干少一个样，留在地里的农民出工不出力，农村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但随着大跃进浮夸风的泛滥，号称亩产上万斤，国家按照上报的浮夸产量征缴公粮，征购余粮。这就造成了后来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普遍缺粮，农村因为把农民口粮都交给了政府，造成了大范围的饥荒，有很多地方都饿死了人，成百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史称三年自然灾害。
（三自一包时期的芙蓉镇，弃农经商的新富农胡玉音家的春联）
四、三自一包时期
农村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毛主席心中的理想和实践，这在中央内部也是集体赞同的。地方干部尤其是基层的乡村干部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基层实践者。可是后来饿死了人，基层干部们害怕了，开始怀疑上级的政策。雪片似的噩耗传递到了中央领导。毛主席说：下去调查一下，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邓子恢都下去了，连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都下基层了解情况了。
三面红旗是毛主席的基本方针，主席是不可能认错的。可是实际的情况教育了中央其他领导。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憋不住了，写了著名的亲笔信“万言书”给毛主席，含蓄地批评了毛主席，甚至用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这种讽刺的腔调。彭德怀挑战毛主席的权威，再加上他抗美援朝的功高盖主，毛主席受不了了，扣了个反党集团的帽子，并且号召全党反右倾，要求继续坚持三面红旗坚持跃进。但是严峻的形势是不以毛主席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农村因为饥荒开始自救了。自留地开始了，工地的农民跑回去了，粮食产量不再虚报甚至开始隐瞒产量了，已经关闭的粮食黑市再度兴起，地方官员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先放一放吧，吃饭要紧。中央领导也是理解农民的，刘少奇对毛主席说过：人相食，我们是要上史书的。刘少奇在湖南老家调研后，给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停办人民公社大食堂，调拨并进口粮食分配到农民个人。同时停办农村不能马上见效的基本建设工程，全力促进粮食主业生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三自一包”的新精神，在中央领导默认，省市领导支持，基层干部鼓励的前提下，在农村开展起来。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但是人民公社的制度被破坏了。
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这完全是和人民公社对着干。按需分配的供给制结束了，食堂解散了，土地包干到农户，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一些统购统销之外的杂粮可以到自由市场销售了，养猪不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了。这一切都是被逼无奈的农民自发行为，没有党中央的文件支持，由上到下都是默认与默契。但中央真的会承认人民公社的错误吗？党会下文件明确支持三自一包吗？很显然，毛主席是不会认错的。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基层干部普遍存在着对上级领导的怨气。刘少奇也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种普遍的党内压力下，最高统帅毛主席委曲求全了，他说：同志们，你们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从此以后，毛主席暂时退居二线了，烂摊子丢给了刘少奇这个新任国家主席。
如果毛主席真的认错了，真的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错了，那就没有后来的四清运动以及文革运动了。毛主席在等待时机，他会反击吗？请看接下来的芙蓉镇的故事。
（未完待续）
2016年10月24日星期一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67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