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阿来的请假条上写道：“因照顾女儿，需请假十天。”阿来要请十天假，这实在不算短。阿来是我们4S店钣喷车间的首席“枪手”（喷漆师傅），喷漆是个手艺活儿，易学难精。能喷漆的工人很多，但像阿来那样肯干，精品率又高（成品没有流泪、橙皮、沙眼等瑕疵），还总为老板省料的工人并不多。
阿来是粤西人，浓眉大眼，有些谢顶，从学徒做起，跟着老板干了十几年。工作时总是沉默寡言，非常投入，在车间里，衣服常常被汗湿透。这样的员工要请假，需要总经理批准才行。我找钣喷车间的主管询问阿来的情况，主管脸上一片黯然，“阿来的女儿出事了，造血再生障碍症。”
我很吃惊，几个月前，我还见过阿来的女儿。那时阿来的腰受伤，我和几个同事去探望。小女孩皮肤很白，长着单眼皮，乖巧而怯生，和我们打过招呼就进房间了。每次，阿来提起自己品学兼优的女儿，言语间都充满了骄傲。不期想不过短短数月，就出现这样的变故。
阿来的主管告诉我：“医生说了，造血再生障碍症目前只能靠输血，防止并发症，没有根治的办法，除非换骨髓。但听说现在就已经花了好几万了。”
再见阿来，这位80后的汉子仿佛一下子就老了很多。他双眼无神，一脸憔悴，面色还有些发灰。我问他女儿的情况怎么样了。他惆怅地说：“早些时候发现孩子小腿上有青紫印子，很久都不散，还以为是打球弄的，没留意。后来女儿发烧才带她去医院，医生就确诊是造血功能障碍了”。医生还告诉阿来，有人为了治疗这种病花了几十万，还是经常反复，一场感冒都可能会致命。
“现在女儿情况稳定了些，就先出院吃些中药调理，看情况再作打算。我实在没有那个能力。”
然而这次谈话后不久，在女孩学校的帮助下，一家本地电视台的意外参与给这件“无能为力”之事带来了转机。
电视台播出了阿来女儿的专题报道，报道称父母担心懂事的女儿怕费用高，拒绝治疗，向她隐瞒了病情……节目最后，媒体还呼吁公众一起献出爱心，帮助女孩做骨髓移植手术。
电视台的报道反响热烈，当晚，一位厂家的工作人员就联系我，让我代捐200元。次日上班，客服部也接到客户的电话，询问捐款事宜。公司董事会立刻决定：在内部进行一次募捐。
募捐那天早上，十分钟，一百五十多人全部在展厅集合完毕。董事长说：“我和太太都出一份力。”说着，他打开手袋，从里面拿出厚厚的一叠钱放了进去。在董事长地带动下，同事们一声不响地以纵队为单位，一个个往捐款箱里放钱。我也把自己准备好的500元放进了捐款箱。
箱子是透明的，百元钞票很快就装了三分之一。一切尘埃落定后，财务统计，大家捐款共计4.16万元。
那时候，仿佛大家都想伸出手，接住那个生命即将陨落的小女孩。
一个月的煎熬，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图：CFP)一个月的煎熬，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图：CFP)
电视台的报道很快为阿来获得了超过三十万捐款，并且数额还在增加中。四十万手术费基本解决了，剩下的就是骨髓配型。医生给阿来夫妇及几个骨髓捐赠志愿者做了配对检测，最后阿来老婆的骨髓配对度是最高的，达到了70%。医生说：“这个指标非常好，有七成以上的把握手术成功。”医院预计十天以后就可以进行手术，前后大约三个月，孩子就可以出院。知道这个消息，阿来的声音也恢复了原来的中气，他的眼睛虽然有倦意，但却洋溢着希望。“真的很感谢！代我跟老板也说一声多谢！”阿来欢快地说。
一个月的煎熬，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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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事件后，阿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上班。临近年底，我刚好遇到钣喷车间的主管，就问起阿来女儿的情况。主管先回头扫了一眼身后，再回过头，语气低沉地对我说：“别提了，他老婆不同意捐骨髓。”霎时间，我没回过神，“不是吧，自己的女儿都不捐？怎么回事？”主管叹口气，“他老婆的娘家人找神婆看了，说他女儿的病是因为邪灵附体，如果他老婆捐骨髓，邪灵便会转移到她身上，还会影响娘家的家族命运，于是坚决不让！”
“我们捐的那些钱，都用来拜神做法事，买她弟媳直销的保健品了。哎，几十万捐款不救人，这样用，我真想问问，我当初捐的几百块钱能不能要回来。”主管摇着头说。
我仍然难以置信，直到从车间众人口中拼凑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媒体报道时，把阿来老婆的银行账号作为接收捐款的账号公布了。社会各界的善款，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账号，很快就达到了四十万。而阿来老婆早在孩子确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寻访各种神婆、大师、算卦、看相的。有的说，女孩得病是因为邪灵附体，捐骨髓会影响娘家家族的命运；有的说，阿来弟弟的老婆，八字跟小女孩相冲，才导致到他女儿被克……过去没钱就算了，而今有了捐款，阿来老婆的娘家人花了两三万元，连做了几场法事。阿来无奈，但钱在老婆手里攥着，谁也阻挠不了。他只能等法事办完了，再劝老婆快些捐骨髓救女儿。后来，据阿来的小舅子讲，善款的总额有六十万；阿来的弟弟则说，善款有八十万。但哪怕按最保守的六十万计算，阿来老婆之前做幼儿园保育员，也要干二十年才能赚到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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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善款开始高于手术费时，许多东西都悄无声息地变了，阿来老婆及其娘家人的心思，也渐渐活泛起来。女孩母亲的关注点转移了。部分爱心人士是直接到医院缴款处捐的钱，女孩出院的时候，医院就把这笔大约十万元的捐款给了阿来。阿来是不管钱的，他转手就交给了岳母。可不久，他老婆就来电话问：“少了一万元，到底怎么回事？”为了这件事，阿来的老婆上上下下调查了一番，还对了一轮的口供。阿来不断劝说老婆赶紧捐骨髓，他劝过、求过，也发过脾气，可夫妻俩还是为这个问题争执不下。
阿来的小舅子出面调解，他提出了第三个选择：买他老婆代理的一种保健品，吃两个月试试。如果疗效好就继续，不行就再做手术。那是一种直销的保健品。女孩的舅妈努力地争取这个“大客户”，还和自己的上线一起游说阿来夫妇，并保证这个保健品对孩子的病有疗效。阿来夫妇最终接受了这个调解方案。阿来觉得，保健品有没有的疗效倒在其次，但两个月后没有疗效就可以做手术了。这是他老婆的承诺。
保健品价格不菲，一套上千，两个月下来，几万元就吃了进去。可小女孩的病却没什么起色，不过女孩舅妈的生意却做得不错，小舅子不久后还买了台二手车。这期间，夫妻感情在一次次劝说、谈判和冲突中，慢慢消磨殆尽。而两个月后阿来老婆的正式毁约，也让这个家庭的温度降至冰点。
阿来老婆认为做手术就像是一场必输无疑的赌博——哪怕手术有七成的胜算，手里的钱铁定就会没四十万。即使手术成功了，后续还要用抗排斥药物、定期检查，花费难以估量。
一心想要救女儿的阿来反而渐渐被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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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在定期去医院做检查，在血小板等指标低的时候，靠着输血维系生命的循环中，错过了最佳手术期。没多久，那个白皮肤，单眼皮，羞涩的小女孩就因长期高烧不退导致脏器衰竭，终于告别了令她痛苦的人世。
善款吃了那女孩
我想起最初去探望她的时候，那次，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去医院送善款。一进血液科住院区，便闻到浓重的消毒水味。当时阿来夫妻俩都在，见到我们便忙不迭地感谢。女孩带着口罩，穿着一件粉红色的T恤坐在椅子上，显得分外瘦削。她的精神状态还好，只是眼睛有些充血，她回避着我们每个人注视的目光，流露出的眼神就如受了伤的小动物一样。而今，按照他们家乡的风俗，未出嫁的女孩儿殁了，只能放在庵堂供着。阿来的女儿连个长眠的地方都没有。
没了女儿，阿来正式和外家人闹翻了，自己搬出去租房住。
他的家庭终于宣告破裂，只差房子还没有变卖。他的儿子跟妈住，不久，这个母亲就买了车，做起了小生意。阿来也换了一辆二手车，喷了光洁照人的漆。阿来请假近一年，办完所有后事才上班。跟过去相比，一年后的阿来判若两人——他的勤奋劲儿没有了，在车间经常拿着手机看。
一次，提起阿来的女儿，我们店心直口快的售后经理说道：“那次捐款，我不但自己捐，还发动朋友们转发，他们也都捐了几百块。既然不做手术，那钱应该退给我们啊！电视都有播啦，一个女孩为父亲募捐做手术，最后救不了，她把余款都转捐给电视台的救助基金了。”
“退是没可能了，人家肯定说用完了，而且银行账户是人家的，你也没权力去查。”听我这么说，销售经理露出无奈的表情，“知道小女孩没做手术以后，我就想，我再也不会捐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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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对那次募捐感到失望的情绪在慢慢地集聚、酝酿，终于在一次会议中直接爆发出来。
“捐款那么多，四十万，没做手术怎么办啊？”
“是六十万好不好？”
“六十万没做手术，我们之前捐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啊？”听到这里，我担心这样下去可能会乱套。
“钱怎么退啊？捐款是你自愿捐的，到了她账户上，她怎么花，都不关你的事。”
有人听了这话就有点激动，他认真地说：“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捐钱是因为孩子做手术没钱，可后来手术不做了，是不是应该把钱退回来？哪怕真的退不了，起码得让她知道我们的态度！”见场面有些难以控制了，领导用笔敲敲桌面，宣布散会。
这场关于退捐的口头讨论是散了，可笼罩在人心中的阴霾呢？
一位花白头发的阿姨说：“可能人家觉得得了这个病，就当是生少一个了。”我一边觉得她的话戳中了人心，一方面想：捐出去的钱没了，还可以赚。可阿来女儿的命没了，是真的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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