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6-04-26 10:47 IP属地：天津
汪东兴(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稿费上亿，纯属造谣！
为了进一步核实毛泽东家庭财产的问题，吴连登特意去找了汪东兴同志，还专门拜访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南海财务处处长刘元祥、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等人。
“他们最了解毛主席稿费和经济状况。汪东兴同志已92岁高龄，郑长秋同志也是82岁高龄，二老虽然精神很好，记忆力惊人，但他们毕竟年事已高，不可能频频出来澄清。”吴连登特意将二位老人的意见收集整理，一一向记者转述。
汪东兴，人称“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警卫工作30余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为粉碎“四人帮”发挥过特殊作用。现离休在家。
吴连登拜访汪东兴时，汪老正在为此事愤愤不平，“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要说话！一些报刊搞得风风雨雨，说什么：毛主席的稿费高达1.3亿多元。这太离谱了！据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费就是120多万元，具体的数字可以到中办特会室去查。”
汪东兴说：“10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人完全在胡说八道，乱写。”
吴连登也向记者证实：“毛主席有个脾气，决不摸钱。他的这些钱，我们比他自己还清楚。‘文革’时主席没有稿费。不过在国际上，主席的稿费确实是有的。那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主席都让办公厅转汇回去了，没有留，都是东兴主任经办的。”
有媒体称：“1976年12月底，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对此，汪东兴肯定地回答：“毛主席稿费存放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在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毛主席的稿费存放的地方，事实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汪东兴回忆道，“记得有一次，我到毛泽东那里办事，谈起了稿费问题。我问主席，‘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毛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我说，‘那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主席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会给他们一定报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争气、很自觉，从来没有打过毛主席稿费的主意，更没有提出要毛主席的稿费。”
吴连登拿出了他收集的报道资料，念给汪老听：“某杂志报道称，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提取5000万元给女儿和亲属，但均被拒绝了。”
“5000万！”汪东兴听后笑了，“30多年前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江青会提出如此惊人的数额？我不相信。我只记得毛主席跟我讲过的，他老人家说：‘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这些事情我不会乱编的，你们可以到特会室查嘛！”
吴连登继续读：“还有刊物报道，江青通过您从毛主席的稿费中拿走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毛主席还先后两次提取存款，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他家属修理房屋用的。”
汪东兴站了起来，一脸严肃地说：“没有这回事。毛主席的稿费里根本就没有美元。别说我拿了毛主席4万元，就是40元、4元、4角、4分也没有！我绝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犯错误！”
郑长秋(原中办特会室财务)：为取主席稿费，被软禁两小时
从1952年到1986年离休，郑长秋一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吴连登告诉记者，“郑老对毛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究竟有多少最了解。”
郑老听说毛主席的稿费被炒至上亿元，非常惊讶。“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
郑长秋证实：“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汪东兴同志每半年要向毛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支持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给王季范的那一份，几乎都是王海容来取的。远在湖南的毛家亲属偶尔来京看望毛主席，他们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比如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来京看病，偶尔主席工资不够，就从他的稿费中支取。还有就是不定期地给主席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郑长秋还记得：“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我把8000元送给她时，她特别感动。她说：‘这钱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什么，我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4000元，我就将剩下的送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最后又放回毛主席的稿费中。”
吴连登也知道郑长秋谈到的这一事实：“那4个8000元，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后，生活非常困难。那些年，李讷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李讷，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就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
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郑长秋说，江青为了取走那8000元，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1972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来到中办特会室，说经汪东兴同志批准，主席处(其实是江青)来取8000元特用金，还要崭新的大票(当时最大的人民币面额为10元一张)。特会室一下子哪有这么多的新票、大票？我就决定和张玉凤一道去银行取。”
在西单北边的一家银行，郑长秋自报家门：“我是中办特会室的财务，名叫郑长秋。”银行工作人员看了看穿军装的张玉凤，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但还是从容地应付着：“郑长秋？噢，知道知道，通过不少电话，中办特会室有这么个人。啊，你们稍坐，我去去就来。”他立即向银行领导做了汇报：“郑同志平时都是一个人来，这次却带了位女同事。”领导下令先稳住两人。工作人员出来表示歉意：“我们银行现在没有这么多新票，要到库里去提。请二位耐心等候一下。”说着，他把郑长秋和张玉凤请到客厅里，又是敬烟又是泡茶地招待起来。
紧接着，银行领导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在得到“不知道”的回复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经在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采访中，吴连登多次向记者强调，“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是‘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主席一生非常清廉，从自己抓起，给工作人员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他老人家一再声明：我参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建立新中国，使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钱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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