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年，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下称武钢)——坐落在江城郊区的超大型国企，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风暴。
风暴的起点，是原武钢副总、鄂钢总经理孙文东。2015年年初被调查后，问题被徐徐展开。在中央巡视组巡视期间，数名武钢中干亦被带走调查。
风暴的中心，最终指向曾掌舵武钢10年的董事长邓崎琳。2015年8月29日，退休两个月后，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16年1月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其副手、武钢股份监事会主席张翔随后被刑拘。
回溯十多年，2004年12月，时任武钢副总的邓崎琳接棒主帅后，面对的是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央企，但危机暗伏。在他主政的10年，武钢由盛入衰，历经多次转型，仍举步维艰。
2012年始，国内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利润持续走低，武钢亦未能幸免。“沉疴宿疾，行业不景气的时候，问题集中爆发了。”长期沾手利益输送的邓崎琳被认为独断专行，在多个重大决策上屡显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邓崎琳被宣布接受调查前夕，2015年7月，武钢控股的上市公司武钢股份(600005.SH)，利润为-5.47亿元，当年上半年，武钢股份业绩利润为5.1亿元。财报显示，武钢股份1至9月亏损达10亿元。也就是说，2015年第三季度，武钢股份亏损达15亿元。
财报总结亏损原因是：“(2015年)下半年央行改变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中间报价机制，使人民币急速贬值，公司确认汇兑损失8.26亿元;钢材市场低迷，下游行业需求不振，钢材价格持续走低。”
武钢内外，对于邓崎琳落马并不意外。2009年前后，他就因“霸道”的行事作风，“大搞一言堂”，被武钢高管和退休老干部数次向组织反映。
但最终致使其跌落高位的，是围绕武钢集结的亲友利益链。邓崎琳被广泛认为涉嫌利用职权，为其子、其弟等亲友输送大量利益，“利益相关者，人数之多，令人发指。”
中央巡视组整改报告显示，5名集团公司直管领导人员因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被处理;集团各级领导中，有42人报告其亲属围绕武钢做业务。
临危受命
2015年8月，邓崎琳被宣布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这位年过六旬的老武钢人，终未能安享晚年。
1951年，邓崎琳出生于湖南省津市某镇。1975年从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冶金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至武钢工作。
老教师们对学生时代的邓崎琳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外形很帅气，身高体瘦。”一名教师回忆，“但成绩并不出众。冶金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分配到武钢，但没有人想到他会走那么远。”
1958年建成投产，占地21平方公里——武钢，这个新中国首个超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曾长期名列国际钢铁行业前列。
甫入武钢任技术员，邓崎琳的仕途便显得平滑且通达。1986年，仅用了10年的时间，他已升至武钢第二炼钢厂厂长。再6年后，他就任生产部部长，接近武钢权力中心。
武汉科技大学一名教授回忆，他的硕士学位亦在该校取得。“拿学位经历了波折。他太霸道，好像必须要让他过关，得罪了导师，所以第一次硕士论文没有过。”
饶是如此，邓对母校仍感情深厚。上世纪90年代初，武汉钢铁学院筹备机械厂，由于武钢设计的设备图纸不合规格，武钢曾派一名行政教师，找到邓崎琳帮忙处理。“费了挺大的劲才找到他。一开始挺傲慢的，后来听说我是钢铁学院的老师，又变得十分客气。事情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在武钢内部，邓崎琳又展现出不同的性格。在位于红钢城建设八路一号的武钢老干部活动中心里，多名武钢老人们回忆，邓最初给人的印象是干练和谦逊。“在他手里，没有完不成的生产任务，也经常深入一线，工人们对他的印象挺好。”
1995年，是邓崎琳仕途的转折——他进入权力中心，任副总经理。武钢内外的共识是，时任总经理刘本仁将其列为接班人的考察范围。
武钢内部一位资深人士告诉无界新闻记者，1993年接管武钢的刘本仁被称为“技术狂人”，2000年他曾公开谈到：“武钢只有不断推进技术进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才能占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此后10年，武钢的发展方向基本定调为“技术取胜”。
2004年接棒后的邓崎琳，算是临危受命，面临的局面又与刘本仁时代不同——他首先要应对的，是如何避免被后起之秀——宝钢集团(下称宝钢)兼并。
位于上海的宝钢，成立于改革开放元年。邓崎琳上任后，武钢已被宝钢事实超越。在决策层面上，前者拟被后者兼并的传闻也不绝于耳。“或许正是这个局面下，邓被认为可能更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上述武钢人士解读。
不被宝钢兼并的办法是：扩张。
第一个被武钢重组的企业，是同属湖北省域内的鄂钢。事实上，这一步扩张在邓崎琳上任前便已被国资委定调。
公开资料显示，2004年，武钢年产量达900多万吨，鄂钢的产能不及前者的1/3，且产品位于市场上供大于求的低端行列。经营状况上，鄂钢在2004年共实现盈利2000万元，比2003年减少利润4.8亿元;武钢则在刘本仁卸任前的一年里，实现利润71亿元。外界普遍看好武钢重组鄂钢的布局。
邓崎琳的野心不止于此。
2007年8月，武钢剑指西南，成功重组年产量达700万吨的昆明钢铁集团(昆钢)，产能达到2000万吨。随后，2008年，武钢与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柳钢)按照此前的重组协议，成立广西钢铁集团，武钢控股80%，广西国资委则以柳钢全部资产入股占20%。
经过三步战略扩张之后，武钢的产能已逼近4000万吨。2011年，他亦在一次公开访谈中坦言：“宝钢已经咬不动我了。”
“那些年，钢铁行业比较景气，职工福利也不错。”上述武钢资深人士认为，在接任前三年，武钢成功避免被竞争对手兼并，邓崎琳被认为居功至伟。
扩张失措
在2010年的一次中干会议上，邓崎琳曾称：“武钢现有的发展格局，不容任何人染指。”上述武钢资深人士说，“显得如此意气风发。”
不过，武钢内部人士看来，除了上任初期兼并鄂钢属既定事实以外，在此后掌舵时，邓崎琳的宏大扩张计划，频现战略失误。
其中包括重组柳钢。2008年武钢重组时的意图并非全是防止被兼并——事实上，武钢控股广西钢铁集团的目的包括介入防城港项目。
公开资料显示，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始于2004年，但彼时实力相对羸弱的柳钢实难背负数百亿的投入。在广西国资委的撮合下，通过广西钢铁集团，武钢最终将防城港项目拿下。
在邓崎琳看来，防城港项目的意义，在于既可以投射东南亚市场，又可降低境外原料矿石的成本。
“在这个项目上，邓崎琳一手推动，却几生变故。”上述武钢资深人士回忆，“即便部分决策人认为风险太大。但你懂的，邓崎琳的意志就是武钢的意志。”
反对兼并计划的，还有柳钢原董事长梁景理。据公开报道，他曾在公开场合提出质疑，但于事无补。
颇具戏剧性的是，这位比邓崎琳小3岁、同样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的柳钢掌舵者，于2015年被检方指控贪污、受贿，先于邓崎琳站在了被告人席上。
从建设项目的时间成本可见端倪。重组柳钢4年后，防城港项目终获批准;2014年，武钢才向外界透露防城港项目的建设表：总投资639亿元，2016年项目达到500万吨生产能力，次年产能翻一番。但在武钢内部，一个共识是，在邓崎琳的力主下，被称为“武钢希望”的防城港项目，陷入持久的投资泥潭。
“产能过剩，是整个行业的大趋势。这么大的项目，无论战术上多么成功，战略上也注定失败。”一名武钢技术人员曾在网络上公布万言书，明指“防城港项目的令人无法理解。”
2015年9月，防城港项目又生变故。柳钢对外发布公告称，退出与武钢联合设立的广西钢铁集团。这意味着，防城港成为武钢的“独角戏”。随后广西钢铁集团注册资本从468亿元锐减至80亿元。
但此时，武钢已“骑虎难下”。
与此同时，武钢在海外投资亦屡屡碰壁。其中，武钢布局的巴西钢厂，于2012年流产。巴西钢厂亦被广泛认为系邓崎琳力主推动。
公开报道显示，2009年，武钢出资4亿美元投资巴西EBX集团下属铁矿石项目MMX，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此后，在对方的邀约下，武钢海在投资MMX铁矿石项目的基础上，计划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阿苏港(Acu)工业区兴建一家钢铁厂。按照双方约定，新钢厂由武钢控股70%，年产能预计为500万吨。但未料项目于2012年流产。
“研究了3年，考察了3年。”武钢一名退休高干对此感到痛心，“最后损失惨重，谁之过?”
中央巡视组在整改情况报告中提及巴西钢厂的教训时，亦认为存在“先拍板后论证、后续风险没有控制”等决策失误。
据公开报道显示，武钢在海外投资的8座矿山，仅有利比亚矿山和澳大利亚矿山投产。
“邓崎琳的意图很明显，武钢的原料80%来自海外，无论是防城港项目，还是海外并购，都是希望降低原料成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武钢在矿石的定价上并无话语权，而且，投资矿石的目的也不能仅仅限于自给自足。”上述武钢资深人士称，“这些野蛮扩张的决策，也受到过其他管理层的微辞，但一把手的能量过于强大。”
整改披露的信息显示，2010至2014年，公司68个重大项目中，有41个没有经过集体决策，比例高达60%。
武钢方面人士认为，“霸道”决策下的频频失误，导致邓崎琳在任的10年间，武钢与后起之秀的宝钢，差距愈发增大。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武钢的利润总额为16.8亿元，宝钢则逼近83亿元。
“家鼠”，裙带
决策之外，邓崎琳被广泛争议的，还体现在用人机制上。
武钢刮起的反贪风暴，起点是原武钢总经理助理、鄂钢总经理孙文东。2015年年初，孙文东被带走调查，同年4年被刑拘。
拥有博士学位的孙文东，自1997年起任武钢烧结厂副厂长后，被快速提拔，2005年，他被委任为武钢国贸总公司经理。
孙文东在武钢内部被指与邓崎琳私交甚密，为其“核心团”成员。
武钢内部人士称，2007年，武钢烧结厂一名管理人员因相关问题跳楼身亡，孙文东被牵扯其中。“但在邓崎琳的斡旋下，孙文东平安归来。”
这种“一言堂”的行事作风和“圈子文化”，曾招致数名高管不满，遭多名退休老干部曾向组织举报。“邓崎琳与武钢另一名高管之间的矛盾其实早已公开化。”
2012年，一封网络公开举报信引发关注：一家名为“武宝联”的公司，与武钢存在难以解释的贸易行为。
举报信称，在2007年及2008年两年间，武钢将390万吨“长协矿”(长期协议价格矿石)卖给武宝联公司，随后又从武宝联高价买回，“按差价390元/吨计算，武钢让利武宝联15亿元。”
巡视组整改报告显示，武钢国贸原料部在销售给武宝联的矿石中，有2.41万吨在矿石价格大幅下跌后又原价回购，致使武钢损失1500万元。
整改报告指出，在未经立户评审的情况下，系时任武钢国贸公司老总孙文东一手拍板敲定与武宝联的贸易买卖。
2008年，虽被武钢审计部门查出端倪，部分相关人员亦被调查，孙文东却被调任鄂钢担任总经理，这也被指是邓崎琳的决定。
多名武钢人士向无界新闻确认，武宝联实际控制人系邓崎琳胞弟。另外，邓崎琳之子亦采用上述方法，涉嫌在武钢对外经营活动中获取大量利益。
无界新闻获知，在邓崎琳被调查前，其弟与其子已被先行控制。
“很难统计在武钢对外的经营中，有多少是邓崎琳直接或间接关系。”上述人士中的一位感叹：“与行业不景气相比，内耗则显得更为致命。利益相关者，人数之多，令人发指。”
“但孙文东出的问题，可能是在鄂钢老总的任上，与一家煤炭企业相关。”一位与鄂钢有经济往来的王先生告诉无界新闻，孙文东文人气息较重，且比较“讲义气”。2012年，他本来想给鄂钢供应镁矿石，但被孙文东阻止。孙文东直言不讳地告知，现在武钢和鄂钢经营状况堪忧，不少商人被长期拖欠回款，还是不要趟浑水。“就在他办公室，说完这番话，他叹气说，自己这个老总当得很窝囊。”
除此之外，2016年1月11日，另一名邓崎琳“核心团”成员、武钢股份监事会主席张翔，因涉嫌受贿被检方刑拘。
落马前，张翔系武钢党委常委、工会主席。武钢内部的观点是，张翔的问题是“行贿、受贿”，与邓崎琳有关。
在王先生看来，“自上而下，在不少领导和他们的亲友眼中，武钢成了一块蛋糕。他们就像家鼠，不断地往外掏，换成利益。”

墙倒众人推，中国古人的总结。

武钢的投资不需要国资委批准？

请提拔他的领导罚酒三杯谢罪！！！

赐毒酒一杯

差点跟他成了同事

我也差点跟你成了同事